“也许我们可以到另一座城市去生活，你工作，我上学，学美术或者摄影，成天四处游荡，发现许多感动的事情。”
“你不能永远活在幻想里。”
“我是水，水总要去到想去的地方。”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可怜的孩子。”
“我越来越想离开你。”
“为什么？”
“你不能成为我的容器。”
“你要怎样的容器？”
“他让我精致。”
“怎么才叫精致？”
“我为他的爱而努力，成为不普通的人。而现在的生活让我厌倦和无所适从。”
丹尼叹了一口气，走向阳台。内环路的灯很亮。
“我们拖地板吧。”
我在厅里叫他。
“为什么现在有了兴致？”
“为了可能不再共同拖的地板。”
丹尼无言，拿了拖把进来，我收拾好东西，盛好水，他拖第一遍，我拖第二遍，像刚搬来的那天一样。
容器 十三
与丹尼很少说话。我在屋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遍接一遍地听《村上春树爵士印象》。
它是一个我认识的酒吧老板自制的CD，在一些酒吧有卖，一张40块。在他还是书店老板的时候，想像叶子和柏油路面相撞的情形，他听见Miles Davis小号的颤音，一个女孩踏雨而来，买了一本村上春树《青春的舞步》，如叶在雨中消失。几年以后，他听着《Nuit Sur Les Champs…Elysees》，想做一些关于爵士和村上的事情，就有了这张CD。
那个酒吧有个很灵魂的名字，叫“麦田吧”，时常有摄影家、画家和作家在那里聚会，偶尔也放巴洛克风格的电影，我从未碰上。酒吧在不起眼的一个小区里，所有去过那里的人都有过迷路的经历，千菩说她迷过四次，我迷过三次。
在格调相近的酒吧会时常碰见似曾相识的人，似曾相识久了，会成为熟人。比如在Blues Republic见过的人，他会在水边吧、麦田吧、甚至玄鸟吧出现。可在Take Five出现的很少，可能因为它有老外弹钢琴，长岛冰茶卖到40块一杯，没有扎啤出售。但它也卖《村上春树爵士印象》，这是我喜欢去的酒吧共同的特征。
又是礼拜天下午，我照常来到Take Five，这一次的电影是《男性女性》和《女收藏家》，容器没有来，我设想他去了沙面，无动于衷地看完电影。
我想自己大概可以忘记容器，可三天后，我的呼机上显示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正是容器。他不知我是Lolo，我在登记卡上留的是真实名字。他告诉我国庆期间停放电影，两周后继续。那时我正和公司的人去Take Five附近的一座大厦见过客户，听到这个消息，决定独自去 Take Five坐坐。在电话里，我没有透露Lolo与我的关系，简单地“嗯”了一声，表示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我要了一杯芝华士，并打了一个电话给橙子：
“我在Take Five，我要了杯芝华士。”
“我只喝这种威士忌。”
“很小的一杯。
“可以多喝几杯。“
“这里的芝华士比别的地方都要贵。”
“你发烧好了吗？”
“好了。”
“这么快。”
“没有吃任何药。”
“酒吧里人多吗？”
“很少。”
“你一个人？”
“我会在这里写些东西，在靠窗第二个位置。”
“那你写吧。”
侍应给了我一枝蜡烛。我开始虚拟一个故事，讲一个女孩喜欢在路上跑，跑着不肯停下来，因为她相信一直跑着的人停下来便死了。她跑，是因为她要找寻一些东西，找寻能让她最终停下来的东西，然后为此而死去。她其实不知那是什么东西，许是一个人，许是一间屋子，许是一场车祸，许是一个山洞，也许什么都不是。她跑，跑到最后都没找到那个东西。这时她已奄奄一息。她终于明白，那个东西就是时间，她在时间里死去。
写完后，我朝四周看看，人确实很少，但有一个单身男人，坐在我前面，他一直在打电话，酒吧里弥漫轻淡的爵士乐，在这种背景中打电话应该很惬意。他不像要约会女人或者男人，就想没完没了地打电话。他聊完一段，按一下手机键，继续拨号，打另一个电话，如此重复下去，脸上始终保持温馨的笑容。他电话的对象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他时而在谈生意上的事，时而在问家里的花瓶怎么打碎了，打碎了就再买一只。
还有一个单身女人，三十五岁光景，坐在另一面玻璃靠窗的位置，她像在等待什么人，因为她不停抽烟，不停看表，可是整整两个小时，没有任何人在她对面坐下。她也许已经等不到她要约见的人，但她也不走，继续抽烟，神情凄然，也许她在等另外一些人，男人或者女人，熟悉或者陌生的。她也许应该随便打一个电话，以至不那么孤独，因为她不像我那样有事可做。如果她没有手机，可以借酒吧的电话，哦，酒吧的电话有人占着，那么她可以向我前面那个男人借，反正他那些聊天无关紧要。要么她，或者他，坐到对方的桌子，自我介绍并开始交谈，跟许多酒吧里的人那样。
我在假设酒吧里的人际关系，甚至把侍应们也纳入其中。想像他们通过何种途径来到酒吧工作，接待过哪些神秘或普通的客人，有没有收过小费，是否懂得每天所放的爵士乐，喜不喜欢，还有他们单薄的工资如何应付凌晨回家的打车费。甚至酒吧与它周围环境的关系，它旁边有个待建的工地，杂乱无章，怎能和酒吧协调；还有那个士多店，看起来很窄，放着一部20寸的电视，吸引许多民工围看，他们知道两米之外就是这间富有情调的酒吧，但他们绝对不会来。
在假设中不知打发了多少时间，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酒吧里最孤独的人。于是决定在离开之前，打一个电话，打给容器，让自己感觉整晚其实是有所期待的。 酒吧的电话还是占着，我决定到士多店去打。
“你在干什么呢？”
“找书，家里刚搞过装修，该死的，书都找不到了，在哪，在哪呀。”
“你那边很吵。”
“音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音乐，不听音乐要死人。”
“是你吗？你像喝了酒，没有平时严肃。”
“是我，我是谁？”
“我打错电话了。”
“没有，但，你打给谁？”
“我不能说。”
“你在弹钢琴。”
“是电视的声音。”
“哦，你在哪？”
“Take Five。”
“跑那儿去了。”
“你过来吗？”
“我得先把书找到，我可以去见见你。”
“你怎么不问我是谁？”
“哦，你是谁？经常有女孩打电话跟我开玩笑，我听她说三句话就能猜出来，你例外。”
“我以后不会再给你打电话。”
“哦，不，不。我只是先要找到书。”
“我挂了。”
我很满足地回到Take Five。素来喜欢玩捉迷藏的游戏，想玩得潇洒，但通常玩不到最后。因为我真实，真实到自觉地站出来，告诉找我的人，我就在这里。童年时，就是这么玩这个游戏的，总让人说我犯规，不好玩。我说游戏玩到最后，都是要结束的，藏得太久，好辛苦。他们不同意，说这样找的人就会没兴趣。我固执，一直这么玩捉迷藏的游戏。
离开Take Five后，回到了华西街44号602号房。丹尼不在，他不习惯待在一个没有人可以说话的地方。打开音乐，仍旧是《村上春树爵士印象》。看到了电话，我拨了容器的号码。
“我给你打过电话。”
“你要说什么？”
“我刚才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
“关于什么？”
“我在一个月以前喜欢过你。”
“哦，我有什么好，很简单一个人。”
“我不这样认为。”
“你是长头发的。”
“多长，到腰上吗？”
“不是，齐肩。”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我喜欢你的时候，不敢告诉你，太沉重。”
“……”
“我是否太直率。”
“我喜欢直率的女孩。”
“我明天可以见到你吗？”
“可以。”
“在哪里。”
“Back Street，我每周会去那里几次，跟家一样。”
“我明天给你电话。”
容器 十四
色中裙。仍旧是那双橘色高跟鞋，它不但和许多裤子恋爱，也见过许多人。整体上，我穿得比较职业化，与年龄不称；有人建议不要穿黑色，显得太瘦，我说瘦是我的特征，不是缺陷，不想回避。
从华西街去天河打车是18块。我经常用车费计算华西街与一些地方的关系，到公司不跳表，到Blues Republic15块，到Take Five12块，回学校是20块。
有诗人写过广场指向的变迁，从政治集合到让人不知所措，提到的正是天河城广场。而今天，它成了我与容器初次约会的地点。
下车后，我寻找“联想”所在，已经是迟到十分钟。容器背对着我，穿一件白色T 恤，配黑色牛仔裤，显得瘦削，他的背微驼，许是等得有些疲倦。我走过去，一直走，到他身边也不停留。来往的人很多，我想知道他能否认出是我。以前也玩过类似的游戏，见没有见过我的人，在他附近踱来踱去，观察他等人的神情。
走出了二十米，容器仍旧没有叫住我，我转身，依旧一脸无谓往前走，与容器的距离越来越近，能感觉到他在盯着我，故意不让视线与他相逢。将要擦肩而过时，停住了，静止两秒，把脸转向他，嫣然一笑。
容器丝毫没有笑意，仿佛了解我自作聪明。
截了一辆车，往Back Street。他的位子靠窗，但把手抬起搭在我的座位上，离我的发梢只有二厘米。我笔直坐着，不让身体往后靠。上车后沉默两分钟，才开始说话。
“我见过你，在Take Five 。”
“你在那里见过许多人。”
“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心事重重。”
“你那时在失业。”
“有两个月每晚出去喝酒，现在重新工作。”
“很自由的职业？”
“网络编辑，仍要每天上班。”
“什么频道？”
“电影。大学时期的爱好，维持至今。”
忽然，我们中断了谈话，他往车窗外望，我也同样。我们似乎更适合在电话里沟通，他的表情让人拘束。
Back Street到了，它的英文名字叫鹦鹉。鹦鹉在后街歌唱，还是在后街偷窥。取义取意都有些说不通。正如电影《卧虎藏龙》译成英文就不知所谓。
这是一家英国人开的酒吧，老外自然多，他们喜欢在一层露天的地方喝酒。一个金发男人正在大声说：“我操。”“真臭。”清瘦，脸长而尖，眼睛鼻子挤成一堆，在外国人当中实属罕见。坐在他旁边的中国女孩倒更像有西方血统，白皮肤，高鼻梁，英文相当流利，当然金色染发也比一般人地道。她应该有个很出色的中国男朋友，不愿设想她要与这个长相奇异的老外出国，像许多女孩期待的那样。
容器果然熟悉这里的一切，每个女侍应都跟他打招呼，老板也拍拍他的肩膀，叽叽咕咕一阵英文，照打九折，调酒师知道他喜欢在威士忌里加可乐。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喝法，但忘记他告诉我的威士忌名字，以至后来，每次要求在威士忌里加可乐时，侍应都要给我建议。比如马天尼、珍宝最好只加冰，黑牌勉强可以加可乐，有时会说不如加苏打水吧。
“加了可乐没那么浓烈，适合女孩子。”
容器领我在顶层坐下后，说了这么一句，接着又沉默了。张开手搭在沙发的肩部是他的习惯，看起来懒懒的。他盯着半空中的电视，播放的是奥运赛事，我不感兴趣。
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询问我的工作情况。显然他已忘了我是个学生。甚至忘了我叫Lolo。
“我告诉过你的，既然忘了，就不再告诉你。”
“你喜欢去哪些地方玩？”
“一些酒吧。”
“比如？”
“Blues Repiblic去得最多，离学校近，从去年10月待到今年8月，经常在那里一个人坐着看书。曾经很喜欢那里的吉他手，他看起来很不健康，眼圈黑黑的，让人心疼；在那里认识许多人和看过一些电影，尤其喜欢《梦旅人》；在那里喝过许多啤酒和一些伏特加，每次喝伏特加都要醉，醉了有时会对吉他手大叫：‘我喜欢你。’有一些杂志和报纸上的文章写到这个酒吧，就会写到我，写我是个神秘的烛光少女，说见过我读梁凤仪的小说或者一些晦涩的文学评论，也有人把我写成不可理解的新新人类，说我开始很酷，许多男人自愿为我买单，后来又觉得受不了我，还说再后来他们敬而远之，我耐不住寂寞，四处出击，所到之处鬼哭狼嚎。”
“这些都是真的吗？”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是真的。那里的人让我的名字在许多地方流传，还有许多传闻。它使我到了一些酒吧会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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