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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多瓦尔生（ＢｅｒｔｅｌＴｈｏｒｖａｌｄｓｅｎ，１７６８—１８４４）是丹麦名雕刻家。
天国里如果没有戏院，对她说来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当然是不会走进天国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过去死去了的名男演员和女演员，一定还是在那里继续他们的事业的。
姑妈在她的房间里安了一条私人电线，直通到戏院。她在每天吃咖啡的时候就接到一个“电报”。她的电线就是舞台装置部的西凡尔生先生。凡是布景或撤销布景，幕启或幕落，都是由此人来发号施令的。
她从他那里打听到每出戏的简单扼要的情节。她把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叫做“讨厌的作品，因为它的布景太复杂，而且头一场一开始就有水！”她的意思是说，汹涌的波涛这个布景在舞台上太突出了。相反，假如同样一个室内布景在五幕中都不变换一下，那么她就要认为这个剧本写得很聪明和完整，是一出安静的戏，因为它不需要什么布景就能自动地演起来。
在古时候——也就是姑妈所谓的３０多年以前——她和刚才所说的西凡尔生先生还很年轻。他那时已经在装置部里工作，而且正如她所说的，已经是她的一个“恩人”。在那个时候，城里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大戏院。在演晚场时，许多顾客总是坐在台顶上的布景间里。每一个后台的木匠都可以自由处理一两个位子。这些位子经常坐满了客人，而且都是名流：据说不是将军的太太，就是市府参议员的夫人。从幕后看戏，而且当幕落以后，知道演员怎样站着和怎样动作——这都是非常有趣的。
姑妈有好几次在这种位子上看悲剧和芭蕾舞，因为需要大批演员上台的戏只有从台顶上的布景间里才看得最有味。
你在黑暗中坐着，而且这儿大多数的人都随身带有晚餐。有一次三个苹果和一片夹着香肠的黄油面包掉到监狱里去了，而狱中的乌果里诺①却在这时快要饿死。这引起观众哄堂大笑。后来戏院的经理不准人坐在台顶的布景间里看戏，主要就是为了香肠的缘故。
①乌果里诺（Ｕｇｏｌｉｎｏ）是意大利１３世纪的政治家。他晚年被人出卖，饿死在狱中。这里所谈的是关于他坐监牢的一出戏。
“不过我到那上面去过３７次，”姑妈说。“西凡尔生先生，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
当布景间最后一次为观众开放的时候，《所罗门的审判》这出戏正在上演。姑妈记得清清楚楚。她通过她的恩人西凡尔生先生为经纪人法布弄到了一张门票，虽然他不配得到一张，因为他老是跟戏院开玩笑，而且也常因此讽刺她。不过她总算为他弄到了一个位子。他要“倒看”舞台上的表演。姑妈说：这个词儿是他亲口说出来的——真能代表他的个性。
因此他就从上面“倒看”《所罗门的审判》了，同时也就睡着了。你很可能以为他事先赴过宴会，干了好多杯酒。他睡过去了，而且因此被锁在里面。他在戏院里的这一觉，睡过了整个黑夜。睡醒以后，他把全部经过都讲了出来，但是姑妈却不相信他的话。经纪人说：“《所罗门的审判》演完了，所有的灯和亮都灭了，楼上和楼下的人都走光了；但是真正的戏——所谓‘余兴’——还不过是刚刚开始呢。”经纪人说，“这才是最好的戏呢！道具都活起来了。它们不是在演《所罗门的审判》；不是的，它们是在演《戏院的审判日》。”这一套话，经纪人法布居然胆敢叫姑妈相信！这就是她为他弄到一张台顶票所得到的感谢！
经纪人所讲的话，听起来确实很滑稽，不过骨子里却是包含着恶意和讽刺。
“那上面真是漆黑一团，”经纪人说，“不过只有在这种情景下，伟大的妖术演出《戏院的审判日》才能开始。收票人站在门口。每个看戏的人都要交出品行证明书，看他要不要戴着手铐，或是要不要戴着口络走进去。在戏开演后迟到的上流社会中人，或者故意在外面浪费时间的年轻人，都被拴在外面。除了戴上口络以外，他们的脚还得套上毡底鞋，待到下一幕开演时才能走进去。这样，《戏院的审判日》就开始了。”
“这简直是我们上帝从来没有听过的胡说！”姑妈说。
布景画家如果想上天，他就得爬着他自己画的梯子，但是这样的梯子是任何人也爬不上的。这可以说是犯了违反透视规则的错误。舞台木工如果想上天，他就得把他费了许多气力放错了地方的那些房子和树木搬回到正确的地方来，而且必须在鸡叫以前就搬好。法布先生如果想上天，也得留神。至于他所形容的那些悲剧和喜剧中的演员，歌唱和舞蹈的演员，他们简直糟糕得很。法布先生！佛拉布先生！他真不配坐在台顶上。姑妈永远不愿意把他的话传达给任何人听。但是佛拉布这东西，居然说他已经把这些话都写下来了，而且还要印出来——不过这要在他死了以后，不在他死去以前，因为他怕人家活剥他的皮。
姑妈只有一次在她的幸福的神庙——戏院——里感到恐怖和苦恼。那是在冬天——那种一天只有两个钟头的稀薄的阳光的日子里。这时天气又冷又下雪，但是姑妈不得不到戏院里去。除了一个小型歌剧和一个大型芭蕾舞、一段开场白和一段收场白以外，主戏是《赫尔曼·冯·翁那》，这出戏一直可以演到深夜。姑妈非去不可。她的房客借给她一双里外都有毛的滑雪靴。她连小腿都伸进靴子里去了。
她走进戏院，在包厢里坐下来。靴子是很暖和的，因此她没有脱下来。忽然间，有一个喊“起火”的声音叫起来了。
烟从舞台边厢和顶楼上冒出来了，这时立刻起了一阵可怕的骚动。大家都在向外乱跑。姑妈坐在离门最远的一个包厢里。
“布景从第二层楼的左边看最好，”她这样说过，“因为它是专为皇家包厢里的人的欣赏而设计的。”姑妈想走出去，但是她前面的人已经在恐怖中无意地把门关上了。姑妈坐在那里面，既不能出，也不能进——这也就是说，进不到隔壁的一个包厢里去，因为隔板太高了。
她大叫起来，谁也听不见。她朝下面的一层楼望。那儿已经空了。这层楼很低，而且隔她不远。姑妈在恐怖中忽然觉得自己变得年轻和活泼起来。她想跳下去。她一只腿跨过了栏杆，另一只腿还抵在座位上。她就是这样像骑马似地坐着，穿着漂亮的衣服和花裙子，一条长腿悬在外面——一条穿着庞大的滑雪靴的腿。这副样儿才值得一看呢！她当真被人看见了，因此她的求救声也被人听见了。她被人从火中救出来了，因为戏院到底还是没有被烧掉。
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晚。她很高兴她当时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全貌，否则她简直要羞死了。
她的恩人——舞台装置部的西凡尔生先生——经常在礼拜天来看她。不过从这个礼拜天到下个礼拜天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因此近来一些时日里，在每个星期三前后，她就找一个小女孩来吃“剩饭”——这就是说，把每天午饭后剩下的东西给这女孩子当晚饭吃。
这个女孩子是一个芭蕾舞班子里的一员；她的确需要东西吃。她每天在舞台上作为一个小妖精出现。她最难演的一个角色是当《魔笛》①中那只狮子的后腿。不过她慢慢长大了，可以演狮子的前腿。演这个角色，她只能得到三毛钱；而演后腿的时候，她却能得到一块钱——在这种情形下，她得弯下腰，而且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姑妈觉得能了解到这种内幕也是蛮有趣的事情。
①这是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Ｍｏｚａｒｔ，１７５６—１７９１）的一个歌剧。
她的确值得有跟戏院同样长久的寿命，但是她却活不了那么久。她也没有在戏院里死去，她是在她自己的床上安静地、庄严地死去的。她临终的一句话是非常有意义的。她问：“明天有什么戏上演？”
她死后大概留下了５００块钱。这件事我们是从她所得到的利息推断出来的——２０元。姑妈把这笔钱作为遗产留给一位没有家的、正派的老小姐。这笔钱是专为每年买一张二层楼上左边位子的票而用的，而且是星期六的一张票，因为最好的戏都是在这天上演的；同时她每星期六在戏院的时候必须默念一下躺在坟墓里的姑妈。
这就是姑妈的宗教。
（１８６６年）
这篇小品首先发表在１８６６年哥本哈根出版的《新的童话和故事集》第二卷第四部分。安徒生在他的手记中说：“‘姑妈’这个人物是我从好几个人中认识的。这些人现在都在坟墓中安息。”“姑妈”这种人物不仅在“好几个人中”存在，而且在无数的人中存在，在古代和当代人中，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中都存在，不过表现方式不同罢了。这种人生活有一定的保障，还有点文化，可能还是某种“才子”，能发表一点对国家大事和文化艺术的看法，在“姑妈”那个时代是“戏迷”——这还是有点文化的表现，但在当代则是“麻将迷”或“吃喝迷”——毫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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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里的孩子
屋子里充满了悲哀，每一颗心都充满了悲哀。一个四岁的孩子死去了。他是他爸爸妈妈唯一的儿子，是他们的欢乐和未来的希望。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两个较大的女儿，最大的那一个这一年就要受坚信礼了。她们都是可爱的好孩子，但是死去的孩子总是最心疼的孩子，何况他还是一个顶小的独生儿子呢？这真是一场大灾难。两个姐姐幼小的心灵已经悲哀到了极点；父亲的悲痛更使她们感到特别难过。父亲的腰已经弯了，妈妈也被这种空前的悲哀压倒了。她曾经日日夜夜忙着看护这个生病的孩子，照料他，抱着他，搂着他，觉得他已经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她简直不能想象他已经死了，快要躺进棺材，被埋葬到坟墓里去。她认为上帝不可能把这个孩子从她的手中抢走。但事情居然发生了，而且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她在剧烈的痛苦中说：
“上帝不知道这件事！他的那些在世上的仆人，有的真是没有一点良心；这些人随便处理事情，简直不听母亲们的祷告。”
她在痛苦中舍弃了上帝。她的心中涌现了阴暗的思想——她想到了死，永恒的死。她觉得人不过是尘土中的尘土，她这一生是完了。这种思想使她觉得自己无所依靠；她陷入失望的无底深渊中去了。
当她苦痛到了极点的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她没有想到她还有年幼的女儿。她丈夫的眼泪滴到她的额上，但是她没有看他。她一直在想那个死去了的孩子。她的整个生命和存在都沉浸在回忆中：回忆她的孩子，回忆他所讲过的每一句天真幼稚的话。
入葬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在这以前她有许多夜晚没有睡过觉；但是天明的时候，她疲倦到了极点，所以就迷迷糊糊地睡去了。棺材就在这时候被抬到一间僻静的房子里。棺材盖就是在那儿钉上的，为的是怕她听见锤子的声音。
她一醒，就立刻爬起来，要去看孩子。她的丈夫含着眼泪说：
“我们已经把棺材钉上了——事情非这样办不可！”
“上帝既然对我这样残酷，”她大声说，“人们对我怎么会更好呢？”于是她呜咽地哭起来了。
棺材被抬到墓地里去了。这个无限悲痛的母亲跟她的两个女儿坐在一起。她望着她们，但是她的眼睛却没有看见她们，因为她的意识中已经再没有什么家庭了。悲哀控制了她整个的存在。悲哀冲击着她，正如大海冲击着一条失去了罗盘和舵的船一样。入葬的那一天就是这样过去的，接着是一长串同样单调和沉痛的日子。这悲哀的一家用湿润的眼睛和愁苦的目光望着她；她完全听不进他们安慰的话语。的确，他们自己也悲痛极了，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她似乎不再知道睡眠是什么东西了。这时谁要能够使她的身体恢复过来，使她的灵魂得到休息，谁就可以说是她最好的朋友。大家劝她在床上躺一躺，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好像睡着了似的。有一天晚上，她的丈夫静听着她的呼吸，深信她已经得到了休息和安慰。因此他就合着双手祈祷；于是渐渐地他自己就坠入昏沉的睡梦中去了。他没有注意到她已经起了床，穿上了衣服，并且轻轻地走出了屋子。她径直向她日夜思念着的那个地方——埋葬着她的孩子的那座坟墓——走去。她走过住宅的花园，走过田野——这儿有一条小路通向城外，她顺着这条小路一直走到教堂的墓地。谁也没有看到她，她也没有看到任何人。
这是一个美丽的、满天星斗的夜晚。空气仍然是温和的——这是九月初的天气。她走进教堂的墓地，一直走到一个小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