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置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汉武帝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古代史学家多认为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所谓一个是为了建立 大一统 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其实，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只要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细加钩沉比勘，就不难揭示其事实真相。
首先， 独尊儒术 是改善治民之术的需要。统一的封建帝国，自秦始皇建立到汉武帝执政，经历了近一百年。封建帝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即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何处置和缓和这一矛盾，是封建统治者选择和确立统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如何统治人民的问题。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了秦亡的教训，认为秦统治者在取天下时是成功的，但在守天下、治天下时却是失败的，这是由于不懂得 逆取顺守 的道理。这一论断符合历史实际。秦建立以后，对于如何处理高度集中的政治与高度分散的经济之间的矛盾还缺乏经验，不懂得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必须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来管辖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尤为失策的是未能改变兼并六国时的法治手段，没有采用伦理道德教化的方式来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为了统一思想，秦统治者采用了凶残的 焚书坑儒 的措施，使不应激化的矛盾激化了，驱使众多的知识分子参加了农民起义。秦王朝的暴力统治不仅表现在政治文化上，而且在经济上也进行了空前的横征暴敛，强使精壮劳力服役，搞得民不聊生，终于在公元前209年暴发了农民大起义。秦二世而亡，意味着法家暴力统治思想的破产。
汉代初年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汉代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无为之治，并因之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这种治民之术，既不能解决化民易俗，建立统一的封建伦常观念的问题，也不能使分散的小农经济与政权凝聚为一体，更为有害的是这种放任政策，听凭富贾豪族掠夺民财，兼并土地，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到汉武帝时期，农民已处在 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的悲惨境地，迫使农民奋起抗争，在文帝之时，京城长安内也发生了 盗贼 的暴力事件。阶级矛盾逐渐加剧，使汉代统治者意识到 清静无为政治已不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了。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对于如何御民的问题，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国情的办法：第一，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驾驭天下。我国的封建社会改造并保留了奴隶社会的宗法制度，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特点。对此，先秦以来的各个学派，有着不同的认识。法家认法不认亲，对宗法制度有否定的一面。墨家主张 兼爱 、抹煞等级差别，不利于宗法制度的确立。管仲学派则是肯定与否定参半，黄老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没有对宗法制度给予至高的位置。儒家则不同，声称以 孝悌为本 ，主张强化君父之权。儒家经典系统保存了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战国以来有关宗法观念的思想资料。经历秦汉之际思想学术的大融合，儒家学者又根据井田制废除，私有经济产生，宗族解体为家族，以及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确立等新情况，对古老的宗法制度进行了一番加工改造，设计了一套以个体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制度，这一加工改造体现在汉初儒师的 造礼 活动之中。董仲舒继之又明确提出了三纲 、 五常 之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并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按照儒家的学说，可以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理顺国家政权和家族性个体农业者之间的关系。
儒家关于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论，符合我国封建社会的实际状况，这是它被定为一尊的重要原因。第二，主张推行仁政。儒家学说有一重要特点，就是把政治伦理化，将统治者与服从者的政治关系染上宗法观念的温情色彩。这一理论运用于治道，则提出了 仁政 的主张，这是儒家有别于其他学派的又一重要表现。法家认为仁义是过时之物，故滥用暴力，结果激化了社会矛盾。黄老学派主张 持以道德，辅以仁义 （，行仁义必须服从于自然无为的道论，从而放纵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本性，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儒家提倡仁政，对地主阶级有一定制约，防止他们干出 杀鸡取卵 的蠢事。汉初儒家吸取了刑名之学的思想，认识到礼乐刑政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主张将仁政与法治结合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重视道德教化，较妥善地处置了德与刑的关系，符合 逆取顺守 的治国方略。贾谊是汉初儒家的杰出代表，他劝导君主和各级官吏带头为善，对百姓施以示范开导的政策。同时他又主张对反对朝廷、渔肉百姓的地方割据势力，施以 斤斧 ，加以镇压制裁。董仲舒将兴学置教、培养贤吏与推行仁政紧密结合起来，发展了先秦儒家 修己以安百姓 的思想，对于建设贤德而干练的封建官僚机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儒家的仁政主张，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吏治水平，不失为封建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之策。第三，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封建统治者需要借助宗教神学的力量来加强统治，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法家的无神论和统治阶级的需要是相抵触的，秦汉之际的方士为帝王求长生不死之药，只服务于统治者个人，并未解决统治百姓的问题。董仲舒却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着眼于巩固整个封建国家的政权，对儒学进行了神学化的改造：他的 天人感应 论，使伦理道德神学化了；他的 君权神授 说，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学的论证。董仲舒建造的神学化的儒学体系，虽然有别于出世而消极的宗教，却积极配合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进而抬高了儒学的地位。
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西汉政治、思想和社会转轨变型需要的重大举措，先后以十一年之久，历经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绌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用儒吏六个阶段，由政治开路到理论完成继而组织实现，构成一个险象环生、波澜迭出的历史过程。此举对后世历史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我国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第二百四十三章 历史真相
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充斥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等书籍，以及大学课堂和相关教科书中。直到今天，这种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只要浏览一下包括一流大学在在内的名目繁多的有关“国学”讲座所排的课程表，便一目了然。但是，经相关专家考证，查遍迄今所见董仲舒的著作和相关史料、文献，均没有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或记载。这一说法的炮制者，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他在杂志上发表，提及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思想，使其失去自由”。“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庞朴、马勇、刘贻群：，湖北敎育出版社2003年版）。与他同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18731929年）并未使用过这一说法。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正是从易白沙的说法敷衍出来的，并逐渐广泛流传开来的。
关于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被学界津津乐道、充斥于大学讲坛和相关学术著作、几成定论的问题，近20年来受到质疑。如孙景坛先生在1993年 第 110 章 。”而在说的则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其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词；把“表章”、“隆儒”和“推明孔氏”推断或概括为“独尊儒术”，是很不妥、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因为即便把“孔氏”视为“儒”的代名词，但“隆”和“推明”与“独尊”之意也相差甚远！至于“表章”，则与“独尊儒术”就更相距十万八千里了！至于司马光，在即或其它卷，根本就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虽然孙先生引征了其“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见 第 110 章 各种藏书和整理民间传说的律令等，使秦代所造成的文化禁锢局面一下解冻，在推动学术文化趋向复兴和繁荣的同时，各种邪辟之说也鱼目混珠地竞相出笼。中所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不过是对包括各种邪辟之说在内的诸多学说的泛称而已。遗憾的是，中这段话的原意却长期受到误读、曲解。而被揆度、敷衍和概括成子虚乌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当然。要是把“孔子之术”等同于“儒术”的话，把这段话揆度成“罢黜百家首尊儒术”，或“罢黜百家尊崇儒术”（杨荣国等就持这一观点），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首尊”和“尊崇”与“独尊”具有质的差别。但毕竟又丢掉了原话中的“六艺之科”之所指。终不能算得上严谨。据我所查阅的史料，没有发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此建议的文字，因而迄今不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成立。从迄今所见各种文献看。在汉武帝时代，纵然存在“罢黜百家”之说，但并不存“罢黜百家”之实，至于“独尊儒术”，则既无说也无实。汉武帝用人、施政从不专尊儒学一家。如果说前期是受窦太后的牵制的话，那么在窦太后死后，情况依然仍未只用习儒之人。相反，那些治刑名、黄老等学的人依旧被重用，比如张汤、主父偃和东方朔等。即使对于并不尊儒，甚至颇有讥评者，如“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不但不加罪（司马迁后来获罪是由于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还照样重用，使其父子相继为太史令。而董仲舒的始终未被汉武帝重用，则更是顶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