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理明性，一个比一个俨然。如果他们有这各感觉而不敢说，那是一种对权势的阗狂崇拜。如果根本没有这种感觉，那是他人性泯灭，灵性已窝里烂。
一位署名“一读者”的读者老爷，用限时信对缠小脚提出异议，这封限时专送，来自屏东，千里惠书，万分谢谢。可惜没有姓名，又没有地址，想回一信都木法度。但在炎暑之中，伏案修书，实在是感激不尽。大函上说缠小脚固然残忍，但知识分子赞扬它，只是对美的赞扬，并不是对残忍的赞扬，柏杨先生恐怕也是酱缸蛆，夹缠起来啦。呜呼，这封信似乎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小脚美不美，一个是知识分子赞扬小脚和赞扬残忍不是不可以分开。
在人类历史上，女人的玉足以及玉足的近邻小腿，往往是臭男人勾命索，能把臭男人勾得眼珠乱爆。吾友郁达夫先生在他的大作中写过，每逢吃藕的时候，他就想到二小姐的玉足，于是乎他阁下就多吃两碗。以跳花墙闻名于世的张君瑞先生，他第一次看见崔莺莺小姐时，便是先迷上了她的脚的，连看见她走过去的脚印，心里都忽冬忽冬直跳。太太小姐如果有一双白嫩如削的玉足，她就成功了一半。所以我们并不认为拜脚主义有啥特别之处。不过，如果该玉足变成了玉蜀黍。而又臭而不可闻也，而仍觉得那玩艺真美，就得请教精神病专家矣。呜呼，美国男人都是拜乳主义者，一个女人只要有一对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大胸脯，就等于架着两尊原子炮，可以轰隆轰隆打进好莱坞，横冲直闯，如人无人之境。而一旦该两个伟大乳房干瘪得像两个街头摊上摆的陈年巴拉，美国男人势必提不起兴趣。
一先生认为缠小脚是美的。这印象是来自文学作品，而不是来自实地经验。古诗古词，古曲古文，对脚的歌颂多矣，其中最教人心里痒痒的有一首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不知道介绍过没有：“俏金莲，三寸整，不着地，偏干净，前灯换晚妆，被底勾春情，玉腿儿轻翘也，与郎肩儿并。”有一点请一读者先生注意，任何赞扬小脚的文字，都不能把小脚孤立起来欣赏，而必须联系到“玉腿儿轻翘”。光棍当三年，母猪赛貂蝉，一旦到了“与郎肩儿并”的时候，不要说小脚啦，纵是航空母舰脚，也都觉得妙不可言。
夫小脚的特征是筋断骨折，所以小脚必须在三四岁的时候就缠，取孩子们的骨头还软，容易把它缠残废也。一个女孩子从三四岁时，就开始她们的悲惨的生涯，在拥有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堂堂中华国土上，家家都有女孩子悲惨的哭声，这家没有那家有，这家哭声才息，那家哭声又起，连绵了一千年之久。呜呼，中国的优秀文化，只不过是女孩子们的悲惨啼哭文化，即令缠小脚是美的话，这美的代价也太狗娘养的矣。
人的脚天生都是长方形的，这是上帝的恩赐，以便为生活东奔西跑，缠小脚则是要把长方形缠成锐角三角形，多出来的面积，既无法把它砍掉，也无法把它削掉，只好把大拇趾以外的其他四个脚趾，硬生生压到脚掌下面，使之烂掉。所以，必须从孩提时候起就下这种毒手，才可以使那四个可怜的脚趾骨折断，才可以使那四个可怜的脚趾肉烂死也，这种畸形的刑后余生，实在是离“美”十万八千里。
关于“美”的定义和标准，写起来可写一本书，不要说写啦，就是东抄西抄也能抄一本书。柏杨先生有很多朋友，就是靠着这么一抄而当上大学堂教习的。我老人家可没有这份能耐础的冒充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如果有这份能耐，早也挤到大学堂混饭吃矣。不过有一点却得贡献给一先生，前己言之，即令小脚是美的话，它也绝不是孤立的美，必须把它阁下没头没脑地包起来才美。所以凡是赞美小脚的诗词歌赋，全是带着王大娘的裹脚布，以及带着绣花鞋一齐出场的。如果把绣花鞋脱掉，把裹脚布解掉，露出英雄本色，则赫然一根玉蜀黍，恐怕倒尽了胃口。故小脚的太太小姐视洗脚为人生第一伟大秘密，关着房门偷偷地搞，谁都不准看，盖连她自己也知道那玩艺不能仔细考查。其实不要说英雄本色啦，仅只那股臭味，就会教人腹痛如绞。《金园杂纂》上有“不可过”一条，不可过者，不可从旁边经过也，其中之一，就是“解缠卒闻足气”，仅从旁边经过都受不了，更不要说深人情况矣，盖金莲之味，实在难以入鼻，不要说用厚布把残废的玉蜀黍密密包住，就是仅仅穿被着玻璃丝袜的天足，一个星期不洗，那味道又如何哉？呜呼，畸形如上蜀黍，酸臭如垃圾桶，要说它“美”，恐怕就是把我老人家倒吊起来，我都不服。吊得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请光临柏府，观光观光老妻的“四照莲”，如果不勇猛地连打三个震天的喷嚏，我就当场输你一块钱。（如果怕我老人家耍赖，带个三作牌公证也行。）
小脚是这么之糟，大家却如痴如狂，就似乎跟美无关，而跟灵性有关。夫拜脚狂是原则性的。只要是美女的脚，就一定有臭男人爱慕备至。夫一千年来，举目所及，全是臭而不可闻也的畸形小脚，知识分子只好崇拜崇拜这种玩艺矣。由于大家如痴如狂，女人的脚也就越缠越小，越来越普遍，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也就越来越被美化。盖一旦美化啦，良心也就平安啦。不过即令如此，有时候圣崽们也会说出老实话，《金园杂纂》中有“不忍闻”一条，曰：“初缠娇女，病足呻吟”柏杨先生有一个堂妹，当初缠脚时，叔母大人就用玻璃碴把孩子的双脚割得稀烂，化脓结痴后，二度再割，以便肌肉早日腐烂僵化，哭声几月不绝，今日思之，仍觉心悸。呜呼，连自己都“不忍闻”矣，却仍歌功颂德，“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只是畜生而已；一个畜生为害还小，大批畜生，这文化就有问题。
俏伶伶抖着
以小看大，鞋的文化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一个环节，鞋的文化既垮，其他文化自然站不住，非被搞得稀里哗啦不可。中国女人缠足之术，不太高雅，从五六岁缠起，受尽各式各样的酷刑和痛苦，才能达到“美”的境界——现在看起来美不美，那是另一回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美的标准，说不定后人看我们现在的高跟鞋亦颇可笑，甚至还十分恶心也——未免本钱下得太大，而且往往缠成粽子脚，成了四不像，与原意相违，那就更惨。然而主要的缺点还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永远奇臭，便是洒上十桶巴黎香水，都不能使它香喷喷和喷喷香。
高跟鞋的优点便在于此，随时随地可以穿将起来，婀娜婀娜。遇到上山上坡，一点也不假地能够如履平地；遇到空袭警报，或涉水过河，也可脱了下来提之抱之，拔腿就跑。缠足的美人儿，便无比项便利也。何况穿高跟鞋的脚，还有办法避免臭味乎。不过，话又说回来，女人乃十分奇怪而又十分奥秘的动物。为了漂亮，什么可怕的事都做得出，自残身体的缠足便是一例。西崽先生们可能说这是中国人贱，其实洋人也同样有此残贱病。很多女明星为了使玉脚穿到高跟鞋里看起来消瘦，以便男人们兴起“不胜盈握”的荡漾之情，硬把小脚趾割掉（当然是请医生安安全全地割掉，不会自己用斧头砍下，我们大可放心）。你说爱美这玩艺儿，害人不害人哉。
鞋文化的精华集中在“高跟”上面，高跟的妙处在于它可以使女人那双雪白的玉腿俏伶伶地抖着，那一抖真不可抗。想当年木马屠城记，说不定就是海伦女士穿高跟鞋的玉脚抖出来的。而现在到处选美，恐怕那股抖劲也占重要地位。中国小姐在英伦一举而名震世界，是不是跟这俏伶伶地抖着有关，报纸上没有报导，我们也不知道，但我想她的双腿如果像木棍一亲插在那里，恐怕不致光彩。
跟越高而那种抖也越美，也越抖得男人的心脏大鸣大放，它所引起的爱情力量，连火车头都开得动。这一点很重要，此所以高跟鞋的跟童心初为“穿衣吃饭”、“趋利避害”的本能。随着年龄的增，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细也。抗战时，中国流行穿满高跟之鞋，那是从巴黎传来的样式，早已落伍，因海运被日本切断，洋风吹不进来，所以一直保持了八年之久。等到抗战胜利，一看细跟的早已出笼，不禁大急，慌忙赶上，已土豹子了多时矣。
高跟鞋后跟之高而且细，曾在世界上造成严重威胁，很多名贵的地毯，女人走过，步步莲花，一个坑跟一个坑，坑得主人叫苦连天。而且全身重量全部压到一根细柱之上，它也吃不消，不是今天断啦，便是明天秃啦，烦得要命，于是，就在去年（一九六零）冬季，来一个大大的反动，出现了酒杯跟。当时柏杨先生便断定它流行不起来，无他，粗似一块焦炭，女人穿上，只能稳如泰山，不能俏伶伶地抖，谁还喜欢它也。
果然不错，今年（一九六一）的跟，不但更高，走起路来如不飞跑，双脚尖尖，就非摔个狗吃屎不可。而且更细，而且跟是钢铁做的，不但其声“登登登登”，可敲出男人之魂，复不秃不断，永保政躬康泰，你说妙不妙哉？如此尖锐的文化侵略，抗得了乎？
除了脚上的高跟鞋，女人身上变化最最多端之处，恐怕要数到头发矣。俗语云：“大丈夫当顶天立地。”——高跟鞋立地，各式各样的发型则顶天焉。一个女人，如果有一双使玉腿俏伶伶抖着的高跟鞋理想国又译《共和国》、《国家篇》。古希腊柏拉图著。主，又有一头乌黑光亮、日新月异的头发，虽不教男人发疯，不可得也。
高跟鞋有大学问在焉，但女人花费的时间，似乎仍以头发占得最多。对待玉足，顶多往脚趾上抹点寇丹可矣。柏杨先生幼时，有人从上海来，说上海女人穿鞋，不但将脚丫全露了出来，而且把十个脚趾，涂得红红可爱，听者一个个目瞪口呆，盖太超出常识之外，我们那群乡下佬梦都梦不到天下竟有如此奇景。不过根据文献和柏杨先生的亲身观察，女人脚上玩的花样，也到此为止。
只有头发则大大不然，有一则故事说，妻子对丈夫曰：“以后交通方便，从上海坐火箭，只五分钟，便可到乌鲁木齐。”丈夫曰：“再快也得两点零五分。”妻问何故，答曰：“你做头发就得两点钟。”做头发几乎是女人化妆的主要阵地，描眉能描几分钟乎？涂口红又能涂几分钟乎？便是打黑眼圈和往脸上敷粉，也不过一杯茶功夫。独对头发若有不共戴天之仇，整了又整，梳了又梳，卷了又卷，烫了又烫，不达目的，誓不甘休。诗云：“水晶帘下看梳头”，应是人世一乐。试想明窗净几之下，小童捧巾、丫环捧水，有美女焉，在那里桃脸对镜，微歪其颈，双手如玉，在发浪中柔中梳动，而樱唇噙着发夹。情人则埋身于沙发之内，心跳如捣，喉干如烧，那当然是一番销魂图画。可是，有这种福气的有几人耶？差不多都是孩子在一旁闹，老爷在一旁叫，天大诗意，都被闹叫得净光。
女人对头发的注意，可在广告上得之。常见报上有广告曰：“黑玫瑰的八号某日起到玛丽厅”，“凤凰飞到的一号某日起到新保罗”。柏杨先生一直到去年（一九六零）才弄懂其中奥妙，原来太太小姐，日常无事他“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有三种消遣：一是打打麻将，一是造造别人的谣，一是做做头发。跟银行一样，各有其固定户头，差不多的太太小姐都是七日之痒，也有的则是五日之痒和三日之痒，靠色相吃饭的女人——像酒女、舞女、明星，则更有每日之痒，那就是说，她们天天都得把头发做上一遍。
做头发最大的学问在于认定户头，张小姐一到头痒便去找五号，王太太一到头痒便去找九号，五号在一乐厅，她便去一乐厅，五号在华盛顿，她便去华盛顿。九号亦然，好像响尾蛇飞弹一样，在屁股后紧追不放。而身为五号、九号者，每有移动，自然得大登广告，以代通知，小姐太太一旦看见，便是铁丝网都拦不住。常听道貌岸然的圣崽们叹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婚姻简直成了儿戏，丈夫死后，尸骨未寒，女人就再嫁出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她们对其理发师，却是从一而终，贞洁不二者也。
做头发之所以成为太太小姐的一乐，大概和每个女人潜意识上都有的“公主情绪”有关。美得坚最喜欢去日本观光，除了那些东方景致，使他们大开眼界外，日本人的礼貌，恐怕也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盖美利坚人人平等，再大的官和再富的商，离开他的窝，便跟掏厕所的工人没有分别。但一到日本，就不然矣，东洋人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