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到了对半分，由该公司派出干员，找到呆账大王，不问三七二十一，先痛揍一顿再说，你同样也可以看到还账的英勇场面。否则的话，写再多的文章，开再多的会，把全国的油墨都用光，把开会朋友的舌头都磨掉，啥用都没有。
欠账的人往往是可怜兮兮的弱者，只呆账大王是凶恶分子，好像西班牙斗牛的角，尖而且硬，锋利无比，谁都不敢碰，不要说银行不敢碰，连财政部都不敢碰，碰的人无不肚破肠流，一命归天。君不见台湾银行叫得最厉害乎。其实那不过叫大家瞧他们急啦而已，并没有真心去办，不要说签报全国最高元首啦，甚至连名单都不敢公布。盖诸牛角异常可怖，准许你叫，已够民主矣，再进一步的话，别以为董事长焉、总经理焉，平常尾大不掉，到时候一纸使命下来，照样得卷铺盖。
真正有信用而无倚无靠的小民，有谁呆了银行的账乎？一则他根本借不到钱，想呆也呆不起，二则即令吉星高照，借到了钱，他也呆不住。有些小子不明此中道理，竟然也相要赖，结果法院不声不响，封了他的大门。
呆账的来源，除了权势，还有红包。《拊掌录》上有一则故事：从前有一个县太爷到任，雄心勃勃，要大刮一番。县政府有个衙役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各种哲学学说都隶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了未雨绸缪，就心生一计。有一天，趁着四下无人，向县太爷跪禀（现在当然是鞠躬矣）曰：“大人请到厢房一走，家兄有话面告。”县长是聪明人，知道必有文章，到了厢房一看，果然有一包银子放在椅子上，心中大喜。于是乎又有一天，该街役不知道犯了啥法，应打四十大板，已经掀翻在地啦，他就号曰：“大人请看家兄之面，高抬贵手吧。”县太爷曰：“你家兄是谁？”答曰：“就是厢房里坐的那一位呀。”县长一听，口干舌渴，只好叹曰：“我和家兄是生死弟兄，怎能不照顾于你。呆是你既然犯了国法，不打几下，徒坏我的前程。这样吧，只打椅子腿，你趴在地下拼命喊冤枉就行啦。”
可账之要不出，是“家兄”在厢房里坐的关系。他阁下之坐也，如泰山石敢当，谁也木法度。银行咆哮如雷，不过打打椅子腿而已，怎么讨得进来哉？嗟夫，前面我们说非抵押不行，还算只说了一半，实际上是，仅只靠抵押仍然不行，还得有够能量的“家兄”，才能把款贷到。我有一位朋友，在某地开了一个小型的水泥厂（“小型”也者，是他客气，资产至少也有两千万元）。谈起初创业时向银行贷款情形，老泪都能流下一缸。上自总经理，下至守柜台的朋友，一个个当铺掌柜嘴脸，蛮横、轻蔑、优越感、施舍感、救济感，而且不由分说。每次前往接头，都好像刚强奸了他的女儿。
最苦恼的是，送红包是一种顶尖的学问。写到这里，柏杨先生又想起一事：若干年前，吾友臧启芳先生去某国讲学，怎么办都办不到签证，眼看时间已届，对方一个接一个电报，他阁下心急如捣，知我足智多谋，向我请教。我连大脑都不费，就告之曰：“你明天再去，把两百元美钞夹到护照里，然后向该家伙一哈罗，不要说第二句话就行啦。”他大惊曰：“这不是公开行贿乎？”我曰：“谁说不是？”他曰：“柏老柏老，你存心坑人，届时他一翻脸，把我往派出所一送，我就吃不了兜着走矣。”我曰：“你所以没有前途，就在于此，中国乃红包之国，收也好，送也好，需要高深的艺术。但洋大人立国尚浅，在这上不太讲究，所以干啥都利落得很。”经我这么指点，他阁下如法炮制，果然，该洋大人把钞票往抽屉一塞，喊一声曰：“在我这里啦！”不到五分钟，签证到手。
呜呼，该国乃无传统文化之国，所以方便异常，如果换了中国官崽，便不能如此矣。很多华侨朋友论困难；第31—65节阐述了作者自己的人本学唯物论观点。，回国投资，就常有这种无从下手的茫然之感，盖“一关一关又一关，关关不断；一山一山又一山，山山相连。”要行贿又不敢，不行贿又不行，真能急出来癞痢头河南省乡下，有一名戏，嘲笑妓女撇清的，唱曰：“你乱摸只管乱摸吧，俺可不是那种人。”“你亲嘴只管亲嘴吧，俺可不是那种人。”“你脱我裤子只管脱我裤子吧，俺可不是那种人。”咦！
用科学方法
大家既然一律“俺可不是那种人”，嫖客先生就必须有其慧眼，不过问题是，嫖客先生万一倒运，摸到良家妇女身上，顶多不过吃一个耳光，再顶多也不过挨一顿臭揍，然后从地上爬起来，拍拍屁股走路，好像没这回事一样。可是行贿行错了对象，就大发了矣，到时候人赃俱获，百日莫辨，甚至再往法院一送，就更糟啦也。
——在这里，柏杨先生又要插嘴啦，台湾法律，对行贿受贿，是双罚制的，受贿的官崽固然犯法，即是行贿的混蛋，也照样有罪。立法者一厢情意的想法是，官崽纵然有心要钱，混蛋也不敢给。这种想法跟柏杨先生家四岁小孙女的想法一样，天真纯洁，可喜可爱。呜呼，事实上却是，因大家都在犯法，反而把双方揉成了联合阵线，官崽一口否认受贿，混蛋也发誓没送过一分钱。于是乎，受贿的官崽反而得到国法的保障，他可以向混蛋警告曰：“我拿你的钱，你可别生歪心眼，案发啦你也一样坐牢。”双方既然利害相同，日子久啦，不但是联合阵线而已，简直结成一体矣。
我想，消除贪污的方法之一，似应采取“窝里反”政策。君不见悬赏捉拿强盗乎，再英勇的土匪头，都当不住官方的悬赏。悬赏一块钱当然没用，可是如果悬赏美金二十万元，那就足够其助手神魂荡漾、大义灭亲矣。治疗贪污，最好把行贿受罚这条取消，那就等于在他们非法行为中，埋伏了饵雷，足以减少乱刮的镜头，阁下以为然乎？
这都是题外之话，反正是，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行贿是一种艺术，我想官崽大学堂真应该设立一个“红包系”有三种类型的文化。第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的，专门研究行贿之学。再不然就索性红包合法化，设立一个红包管理局或红包服务中心（红包管理委员会也可，不过多容纳几个吃闲饭的家伙），由柏杨先生担任局长，把全国红包，集中于此，然后用科学方法，合理统筹分配。好比说，你阁下想在银行贷款二十万元，依目前行情，请吃酒家焉，北投洗澡焉，送一个电冰箱焉，再加上“笑脸代金”，总得一万五千元左右，那么好啦，你就把一万五千元交给红包管理局，由红包管理局给你一张贴着印花的收据，凭此收据，前往办理贷款，啥刁难都没有，当天就拿到钱。你阁下既不必摸索钻进，当铺掌柜的也不必褒贬你的新大衣，省下来的时间去筹划你的事业，国家要不强，不可得也。
然后红包局左调查右调查，弄清来龙去脉，就分别如数送上，经理先生二千元焉，协理先生二千元焉，放款主管四千元焉，对保的一千元焉，凡是经过手、盖过章的朋友，每人五百元焉。红包局围五百元作为经费，柏杨先生则留五百元下了腰包。如有剩余，缴给国库。
这里说的二千元三千元，当然不是一定之规，红包局既用的是科学方法，当然知道每一笔钱谁应该得多少，故诸官崽大可放心。我想这是澄清吏治的妙法之一，柏杨先生能发明这个妙法，可谓伟大不可名状，忧国志士，盍兴乎来。
银行里的规矩似乎最多，似乎最没有漏洞。可是，实际上不过鬼打架。以开户来吧，按照规定，三次退票符合说一种真理观。认为真理就是认识同对象的一致或，成了拒绝往来户后，两年内不能再开户。——说起来开户，也是世界十大奇观之一，一个人如果不钱想存到银行里，以常情判断，应该简单得很吧，可是你阁下不妨弄两千元存之试试，还拿不到支票簿哩，而必须在乙种户头内存满了三年（大概是三年，记不清啦），而且每天平均要有五千元，才有资格申请正式甲种户头。银行一旦到了这种地步，当铺都不如，一副冥顽不灵的愣相，就跟丛林里蟒蛇一样矣。前些时还有些畸形人发明了一种法规，该法规规定，开户要缴全家户口誊本，以便调查亲属内有没有拒绝往来户的，如果你的父亲大人或你的弟弟哥哥中，有一位是拒绝往来户，“不自殒灭，祸延阁下”，你就连存款资格都没有啦。呜呼，世界上只有野蛮民族和野蛮政府才实行亲属连坐，古时候有灭九族灭十族的镜头，鲜血淋淋，有权势的小人心中无不大悦，想不到如今还有这种畸形观念往外乱冒。幸亏该法规没有实行，否则的话，更狗娘养的也。
不管怎么说吧，开户困难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开户困难的事实，既已形诸法规，俨然，看起来跟真的一样。可是那不过是专门对付小民用的，有权势或有家兄的朋友，却随时都可以照开不误。有人说开一户的代价是两千元，你只要付出两千元，当天就可以拿到支票。又人有说，财政部督察之类的官都发了财啦，不靠别的，仅靠介绍开户就买了洋房。我想这些话都是胡说八道，打死我我都不相信，盖相信啦，岂不吃官司乎哉。
不过我倒是亲眼看见有些拒绝往来户的朋友，神通广大，头一天拒绝往来，第二天就弄又到一本支票。也有些新户头的朋友，根本没有经过三年的“考查”，照样可以掏出支票教你开开眼界。这不过是芝麻小事而已，出动家兄，也不过二三千元，如果遇到大焉的，家兄恐怕得是个大胖子才行。于是乎，到时候他不呆账，难道王八蛋呆账乎？
前些时何凡先生在台北《联合报》上介绍了一件怪事，说他的朋友在郊区开了一个橡校厂，向交通银行接洽贷款，第一天见了该行的阮经理，第二天该行就派了一位杨先生去调查Lange，1834—1900）先后提出了詹姆士—朗格情绪论。主要，当天就决定妥当。何凡先生对该事大为惊奇，所以才在报上嚷嚷，而该橡胶厂老板也受宠若惊，才逢人就“哇啦哇啦”乱叫。关于这件事，柏杨先生原则上不肯相信，向何凡先生探询究竟，他说确确实实，绝对没有权势在里面捣鬼，也没有家兄在厢房里高坐，但其爽快利落，好像是真正的银行家，而不像是当铺掌柜的。嗟夫，这样说来，中国还可有救，一时亡不了哩，因此我想建议最好把别的银行那些当铺掌柜型头目，用绳子拴起来，拉到交通银行，让他们参观参观，以便头脑稍微醒一醒，则岂止工业界之福，也是国家之福。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大家都硬蹲在酱缸里自得其乐，终有一天，被酱得七窍流血。
灵性衰微
中国古时候有没有音乐，有没有舞蹈，有没有文学，凭天地良心，我不知道。万一有的话，会不会像古书上说的，有那么奇妙，我也不知道。不过看样子，古书上既然提过该事，即令没啥了不起，想来有倒一定有的。不过，那都是想当年的事啦。春秋战国之后，皇帝和孔丘先生的徒子徒孙结合，既得利益和理论根据结合，人类精神生活遂逐渐酱住，两千年下来，既令没有酱死，也被酱得四肢麻木，连一声有灵性呻吟都哼不出来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柏杨先生正在四川当教习，晚上十时左右，收音机忽然广播出日本投降消息，这简直比跌跤捡了一块金砖还要晴天霹雳。刹那之间，全学堂师生奔到广场，如疯如狂。有几个不老实的小子，不知道从哪里弄了点木柴。还生起营火。呜呼，这种镜头，读者先生在电影上看得多矣，营火熊熊，火焰冲天，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团团围绕，舞蹈的舞蹈，高歌的高歌，杯酒上举，感谢苍穹。那一天，柏杨先生也巍然在场，而且也热血沸腾，盖国家百年大耻，雪于一旦，是笑得连尊嘴都合不住。可是，即令在最顶尖快乐的时候，笑容不能一直下坠，不久我就发现场面有点不对，大家生着了营火之后，虽然把它团团围住，却既没有舞，又没有歌，脸上最初的笑容收敛了之后，终于黑压压一片，好像一大群呆头鹅，营火四射，在大家没有表情的脸上，摇动着焰影，寂寞而沉闷。假如这时有一位月球上的朋友忽然光临，准以为是谁寿终正寝，大家来火葬他哩。
大家为啥不舞？又为啥不歌？非不肯舞、不肯歌，而是舞不出来、歌不出来。也有几位东北籍的学生，忍耐不住，想起了秧歌，出而扭之，当时尚不知道已有人提倡那玩意，只不过觉得那种扭之，虽有点像西班牙的土风舞，但却缺乏一种高级情操的韵味，用之锻炼身体，足足有余，用之表达感情和表达美感，便实在抱歉。所以那几位扭了几下，既未有人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