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这部分城区非常漂亮，宽阔的大道和人行道纵横在保留得很好的石头建筑之间，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川流不息的汽车尾灯在大道上留下了条条光影。撤离巴黎？然后——在我们最不情愿的时候——轰！去见上帝。
可怕的事情就在于糟糕的结局好像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不只是一座桥。
这就是他为我们制造的灾难。他现在完全处于主导地位——但我们必须想办法扭转这种局面。
回到酒店后，我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现在是马里兰州的下午六点钟；他们的蒂娅姨妈应该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孩子们肯定是在抱怨他们忙得没有时间帮她。电话是詹妮接的：“晚上好，克罗斯先生。”她疯了，竟然用法语跟我打招呼？
紧接着，她就冲着电话抛出了一大堆早就准备好了的问题。与此同时，达蒙也拿起了分机。他们俩开始用各种问题对我实施轮番轰炸。我想他们肯定是想用这种方法减轻我们所有人的压力。
我去过巴黎圣母院吗？我看到驼背的敲钟人了吗（哈，哈）？我看到著名的怪兽雕像了吗，那个会把其他怪兽都吃掉的怪兽？
“我今天没时间去爬‘漂亮野兽画廊’。我是来工作的。”我终于有机会插空说了两句话。
“我们知道，爸爸，”詹妮说。“我们只是想让你放松些。我们很想你。”她低声说。
“我也想你，爸爸，”达蒙说。
“我爱你，”詹妮用法语告诉我。
几分钟后，我又是独自一人呆在远离家乡的酒店房间里，呆在一座死神即将降临的城市里。
我也爱你们。
《伦敦桥》第75章
时钟嘀嗒嘀嗒地走着……大声地。或者说，是我的心脏即将爆炸？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搭档。他叫埃蒂安·马勒多，是法国国家警察总署派来的侦探。马勒多个头不高，削瘦结实，看上去非常有能力，非常具有合作精神。但我却觉得他是被派来监视我的，而不是来协助我工作的。这简直是一团混乱，只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真是让我受不了。
下午晚些时候，我给隆？伯恩斯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想回家。我的要求被拒绝了。而且是被托尼？伍兹拒绝了！托尼甚至都没有把这件事向局长请示一下。他还提醒我，托马斯？韦尔和“野狼”以前可能在巴黎见过面。
“我知道，托尼。”我告诉他，然后就挂上了电话。
于是，我开始在国家警察总署送来的成堆的记录和资料里寻找线索。我查找着跟托马斯？韦尔有关的资料，甚至连跟中情局有关的资料都查了一遍。我甚至还放开思维，去查找伊斯兰恐怖分子的相关情况，我的天啊！
马勒多侦探虽然能帮上点忙，但我的进展很缓慢，而且法国人频繁地需要吸烟和喝咖啡的休息时间。这样下去根本查不出什么结果，我又一次觉得不管自己做出多大的努力来挽回局面，我的努力都被浪费在这儿。这实在让我头疼不已。
傍晚六点，我们被召到了危机室。那个该死的时钟还在嘀嗒个不停！我终于得知，原来“野狼”又要打电话了。众人的反应都很强烈，但很显然，他们的情绪极为消极：我们都很清楚，现在我们正受人摆布、任人宰割。我敢肯定在华盛顿、伦敦和特拉维夫也是这种气氛。
突然，我们从扩音器里听到了他的声音。还是那个经过处理的声音。熟悉。令人厌恶。
“很抱歉让各位久等了，”他说，虽然没有发出笑声，但语气里却满是嘲弄。我真想冲着这个混蛋大吼一声。
“不过，当然了，我也在等，不是吗？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各国政府都无法开创这种先例，这种颜面扫地的先例。我明白。我明白。
“现在，我也要你们明白。这是我最后一次更改最后期限。我甚至会做出一些让步。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做会好受点的话，那就来找我吧。把你们调查办案的本事全都使出来。有本事就抓住我。
“但你们这些混蛋得知道，清楚地知道，这一次，赎金必须按时支付。全部赎金。还有，必须按时释放政治犯。所有的政治犯。我不会再延长这次的最后期限，相信我，这是一个死期。如果你们错过了，哪怕只是几分钟，每个目标城市里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你们听清楚了——我说的是死亡。相信我，我会按下按钮。我会让全世界都看到什么叫世界末日。尤其是巴黎。再见了，朋友们。”
《伦敦桥》第76章
当天深夜，我跟埃蒂安·马勒多觉得我们可能发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甚至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在这个关键时刻，任何线索看起来都很关键。
法国国家警察总署曾经截获过一个身份不明的军火贩子在马赛郊区通过电话传出的几条信息。那个军火商专门出售一种来自“赤手党”的军用武器，这种武器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属于违禁品。以前，他还曾经向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出售过这种违禁品。
我跟马勒多一遍又一遍地研究着这个军火商跟一名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恐怖主义可疑人物的电话记录。他们在对话中使用的是密语，但法国警方已经破解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
军火商：表哥，你的生意最近怎么样？［这次的行动你准备好了吗？］你会来看我吗？［你能出来吗？］
恐怖分子：哦，你知道，我家里还有妻子和那么多孩子。有时候这种事情非常复杂。［他有一支行动小队。］
军火商：天啊，我早就告诉过你——带上你的女人和孩子一起来。你现在就该出发。［带上你所有的人。］
恐怖分子：我们都很累了。［我们被盯上了。］
军火商：大家都很累。不过，你会喜欢这儿的。［这里很安全。］我向你保证。
恐怖分子：那好吧。我马上就让他们准备好。
军火商：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我收集的那些邮票。［可能是某种特别战术武器。］
“他说的‘我收集的那些邮票’是什么意思？”我问，“这是个关键词。”
“他们不敢肯定，亚历克斯。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武器。至于是什么类型的——谁敢肯定？可能是一种很厉害的武器。”
“他们现在会阻止那伙恐怖分子吗？还是先让他们入境，然后再跟踪监视？”
“我想上面可能会让他们入境，然后放长线钓大鱼。重要的大鱼。一切都进展得很快，而且越来越不明朗。”
“也许有点太不明朗了，”我说。
“我们的行事方式并不一样。请你尽量理解并尊重这一点。”
我点点头，“埃蒂安，我觉得他们不会跟这边的大鱼进行联系。这不是‘野狼’的行事风格。他们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部分工作，但对整体计划却都毫不知情。”
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会报告上去的，”他说。
但我对此非常怀疑。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想法，而且这个想法让我很难驾驭。我在这里简直就是孤军奋战，不是吗？我这个丑陋的美国人。
《伦敦桥》第77章
凌晨两点，我终于回到了“巴黎驿站”酒店。早上六点半，我就起来了。正义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或者说，荒谬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但“野狼”不想让我们歇着。他想让我们紧张，让我们恐惧，让我们出错。
我步行去了巴黎警察局，心里一直想着幕后的那个变态。他怎么会变成这样？“野狼”应该是一名前克格勃特工，后来他来到了美国，并在“赤手党”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他在英国和法国都呆过一段时间。他很聪明，所以我们至今仍然搞不清楚他的身份，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而且我们也没有他的完整记录。
他是个做大事的人。可为什么他会和伊斯兰恐怖组织结成同盟？除非他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基地”组织的活动？真有这种可能性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会吓死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太荒谬了，简直无法想象。不过，近来世界上发生的荒谬事好像并不少见。
我的眼角——一亮！
我突然意识到一辆银灰色的摩托车正朝着走在人行道上的我冲过来！我的心里一紧，然后跳到了街上。我张开双臂，使自己平衡地迅速移动，左或右，这全看摩托车的行进路线了。
但我也注意到，周围似乎没有行人注意到我的怪异行为。我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我记得埃蒂安说过，大型摩托车在巴黎很流行，而且那些骑手的动作就像是在骑小自行车或小摩托，有时他们还会为了避开红绿灯而开上人行道。
那个身着蓝色夹克和褐色休闲裤的骑手俨然就是个巴黎的生意人，根本不是什么杀手。他连头也不点的开了过去。我真是神经过敏了，不是吗？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压力下，谁能不神经过敏？
上午八点四十五分，我走进一间屋子，里面坐满了重要的法国警察和陆军官员。这是位于博沃酒店内的法国内政部。
我们距离最终的期限只有33个小时了。那个房间里混合了看似昂贵的十八世纪家具和确实昂贵的现代技术。在鲜明的对比下，墙上的监视器上显示出了伦敦、巴黎、华盛顿和特拉维夫的图像。多数街道都已空无一人。全副武装的士兵和警察随处可见。
我们在打仗，我自忖着，跟一个疯子打仗。
他们告诉我，我可以用英语向大家讲话，但最好能说得慢一点，发音清晰一点。我猜他们是怕我会用这屋子里没人听得懂的街头俗语说话。
“我是亚历克斯·克罗斯博士。我是犯罪心理学家，”我这样开始道，“在到联邦调查局当特工前，我是华盛顿警察局重案组的一名侦探。不到一年前，我接手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了‘赤手党’。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跟一个绰号为‘野狼’的前克格勃特工打过交道。今天上午我的主题就是这个‘野狼’。”
我都能闭着眼讲完剩下的话。在随后的20分钟里，我向在座的各位介绍了那个俄罗斯人。等我说完后，他们开始提问，但很显然，虽然法国人愿意听我所说的话，但他们顽固地认为伊斯兰恐怖分子才是这次同时威胁四个目标城市的原凶。“野狼”要么是“基地”组织的一个成员，要么就是他们的同伙。
我努力放开自己的思维，但是，如果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那我的脑袋早就炸了。我决不接受这种观点。“野狼”是“赤手党”。
大概中午十一点的时候，我回到了自己的小办公室，发现他们又给我派来了一个新搭档。
《伦敦桥》第78章
一个新搭档？现在？
一切都太快了；一切又都那么模糊，简直无法理解。我只能猜测联邦调查局跟某个人取得了联系，在暗中操纵这件事。肯定有人在这么做。新搭档是个警察，一个名叫毛德？布拉赫的女人。一见面，她就告诉我，我们要用“法国警察的方式”办事，天知道那见鬼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从身材上看，她很像埃蒂安·马勒多：瘦削，鹰钩鼻，棱角分明——不过，她有一头明亮的红头发。她努力想向我说明，她去过纽约和洛杉矶，而且对这两个城市都没有什么好感。
“我们的最后期限快到了，”我告诉她。
“我知道，克罗斯博士。人人都知道。快功并不一定能出细活。”
她所谓的“我们对‘赤手党’的监视”是从巴黎第八行政区的蒙梭公园开始的。在美国，俄罗斯人好像都居住在蓝领街区，比如说纽约的布莱顿海难；而在这里，很显然，“赤手党”全都住在价格昂贵的高级住宅区里。
“也许是因为他们更了解巴黎，而且会在这里呆更长的时间，”毛德发表着自己的见解。“我是这么想的。我跟俄国佬混蛋打过几年的交道。顺便说一句，他们并不信仰你的‘野狼’。相信我，我打听过。”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就从“野狼”一直谈到布拉赫所知道的那些俄国佬混蛋。撇去别的不说，早上那明亮的蓝天真是太漂亮了，但这却让我更加郁闷。我他妈在这儿干什么呢？
中午一点半，毛德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去吃午饭吧。当然了，是跟俄罗斯人。我知道个地方。”
她带我走进了一家她所谓的“巴黎最古老的俄式餐馆”——达鲁餐厅。餐厅的前厅里摆放着暖松，我们就好像走进了一个莫斯科富翁的别墅。
我很生气，但尽量不表现出来。我们根本就没时间坐下来吃午饭。
然而，我还是陪着毛德吃了下去。我真想掐死她和那个谄媚的服务生，还有所有我能够得着的人。她肯定是一点都不知道我有多么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