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静思- 第37部分

我希望我不是柏杨，我希望我是一个旁观的人，我要哭着唱出赞美他的歌——勇者的画像，道德勇气的化身。

我们盼望观汉先生明年能再回来，再一次回到他所爱的祖国的国土，再一次看一眼他所爱的朋友——我们只不过一群大孩子。

柏杨

孙观汉先生和我

这个圈子里的朋友们，常常调侃说：“你是我们中间，认识柏杨的时间最短，关系却最特殊、而又最深的一个人。”事实的确如此。过去十年，当柏杨被囚禁绿岛，朋友们不断为他奉走营救的时候，我和他的世界还没有诞生，甚至连边缘都摸不着。可是，一九七七年他被释放回台北，回顾茫然，无枝可栖之下，我们相遇，并结为夫妇。从那一天起，我由一个“外人”，才变成为一个“内人。”

柏杨和我的年龄相差二十岁，但，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每一天都过得坚定而充实。形成我们生活丰富的原因之一，是拥有周围这么多充满了热情、关注，又至情至性的朋友。今年（一九七八）盛夏，远在美国匹兹堡的孙观汉先生，更千里迢迢地专程回国探望柏杨，这是他和柏杨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给我们空前的兴奋，无论是柏杨和我，或周围的朋友，大家都激动得难以语言，这是一段泪水和欢笑的日子。

从七月廿三至八月八日，总共十七天，我们天天聚在一起，除了会晤，还是会晤，除了聚谈，还是聚谈。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我们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多话。但，我们确实是谈了，不但白天谈，晚上谈，有时半夜三更还要打电话谈，一清早也谈。如果问我到底谈了些什么，我的答复是：我们无所不谈。最重要的是，我们谈“爱”，我们谈“心”。

“宁愿为爱而失恋，不愿为失恋而不爱。”这是观汉先生说过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待人处事的原则。

第一次正式和观汉先生接触，是柏杨和我准备结婚之前，意外地接到由柏杨转给我观汉先生的一封信。在此之前，柏杨已把我这个人向观汉先生报告过了。这封信，观汉先生一开头就幽默地说：

“这是一封私信，可惜没有办法不使柏杨看到，真扫兴……我们（指当时正在美国，而今在德的虞和芳女士，她也是柏杨的患难之交）已自封为你的娘家人，因此，重复地说一句，做娘家人有权告诉新娘，你要好好地爱护柏杨。同时，对柏杨来说，他要小心爱护我们的女儿，否则，我们娘家人要同他算帐……”他也写了一封信给柏杨：“对做朋友，做情人而言，诗、音乐、艺术、哲学、杂文、文学……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在婚姻生活中，那些都是次要的，我们认为主要的是体贴、谅解、容忍、合作、互励。你们如果同意的话，想你们已有这些美德，如果不同意的话，希望你们研究结婚的条件去追求。结婚的目的是不断创造爱情，追求快乐，是吗？成功的结婚是要下苦工夫去追求的。最最主要的是大家要小心翼翼的，是吗？”

婚礼的前一天清晨，电话忽然响了，我拿起听筒，对方一口持重、缓慢的绍兴口音，原来是观汉先生从遥远的匹兹堡打来的。在电话中，仍是一声声的叮咛和无限欢喜的祝福，使我禁不住激动得泪涌。

夏天，我们在台北会面时，漫谈人生、爱情、婚姻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在爱情和婚姻中，错误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可惊而悲惨的。可是，观汉先生说了前面我引述的那句话：“我宁愿为爱而失恋，不愿为失恋而不爱。”让我非常感动。这句话，透露了他对人生、对真理和正义追求的一贯热情。想到正因为观汉先生十年来对柏杨的营救，柏杨和我才能获到的今天遇合，我对我的幸福更加倍地珍惜。

七月末梢的一天晚上，柏杨和我照例送他回下榻的旅社。酒阑兴未尽，我们在旅社中继续欢谈，谈到有些作家的作品和他的做人距离很远，一旦接触，很令人失望，观汉先生说：

“不会的，我就不会失望。即使现在的柏杨，或者以后的柏杨，表现得不如他的文章，我也只是遗憾，绝不是失望。”

“只是遗憾，绝不是失望。”这句简单的话，蕴含着多么丰富的意蕴，它包括了宽宏的友情，及对朋友的信赖和期许。更重要的是，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一股维护正义、固执人道的热情，和无比坚韧的意志。可是，观汉先生说话的神情是那样的平静、祥和。

这个夜晚，我做了一个见证。我看到了一盏温暖而明亮的火焰，照彻了僵硬、冷酷而无情的长夜。

好几回听到别人形容观汉先生的外貌，朴实得像个庄稼汉。观汉先生离去后，我们把有纪念性的照片，分赠一些好友，都说：“孙先生了不起，不过看来像个农夫。”名记者司马文武笔下称他为“乡巴佬”。有一次观汉先生随我到我任教的学校去参观，时值暑假，整座学校只有一位门房和一位校工。事后那校工问我那天来的人是谁，我向他说明观汉先生的身份，校工吃惊说：“看不出来。人家留洋回来的人都很讲派头，他看来那么朴实，哪里像位归国学人。”

有一次《中国时报》记者陈怡真小姐和主编高信疆先生拜访他。那个下午，他们提出了许多严肃的问题，像“你对中国科学发展有什么展望？”、“你对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善有什么建议？”、“你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如何？”、“你觉得中国传统哪一项最可贵？”等等，观汉先生总是很诚恳地用一句老话作答：

“这个我不知道。”

或是：

“这个问题你不应该来问我。”

他这种“吾不如老圃”的态度，使我兴起无限敬意。

事实上，像观汉先生这样关心自己的国家，又这样智慧的人，他当然有他深入而锐敏的观察。他推崇中国人勤劳、吃苦的天性，他认为这一点是外人难以比的特长。但他十分忧虑我们的酱气和私心，像路上开车的争先恐后，不守秩序。又像学术机构里的派系之争，垄断分离了团结的力量。他认为廊然大公才能使文化向前推进。

对于一个熟悉的名词“人情味”的看法，观汉先生说，如果“人情味”只是掩饰功利企图的工具，那么当目的达到，或不能达到时，这种“人情味”就很快消失。换句话说，那只不过是一种老于世故的客套，实质上很脆弱而容易变质的，没有什么值得我们自诩。

梁上元家中客厅墙上，悬着一幅梁寒操先生留下的墨迹，上面写着：“以恕己之心恕人，以责人之心责己。”这句话很得观汉先生的喜爱，后来才发现这些字是绣上去的，也因此认识了那位独创梅花绣的才女杨秀治。观汉先生回美的前日，我陪他去参观秀治的绣房。那时，她正在受柏杨之托，在绣观汉先生的像，绣工的精美，令我们赞叹。

观汉先生欣赏到那一片宁静肃雅的天地之后，引用一句诗：“有酒不知欣，但求浊世名”，道出他对自己的感慨。但这句诗用来说一般人很恰当，用来说他自己就太不相称了。他对世人的贡献，使他把浮名早已脱尽，他过的是一种纯净简单的生活。在匹兹堡，他除了实验室的工作之外，有一块种菜的园圃。平日也能喝一点酒，他喜欢金门高梁的浓烈。但来台湾的十七天中，在我们几个女生的管制之下，他有时只好改喝啤酒，以致他笑着说：“在台湾的妈妈真多！”

观汉先生简朴的生活和躬耕园围的田园风味，曾使我想起陶渊明。果然，观汉先生告诉我们说：“今天的人不能再过陶渊明的生活，却可以拥有陶渊明的心。”

有一次他和我谈到他的菜园，他种了韭菜。他怀念地说，他从台湾回去，韭菜都长成杂草一片，而且都开了花。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柏杨和我能一起到观汉先生的家中做客，那么，“夜雨剪春韭”的情味，就不止于是一句诗，而是一幅我们可以亲临其境的图画，那该有多么动人。

张香华

选美

柏杨先生所碰到另一件怪事，是中国小姐选举——不是中国小姐选举的本身，而是有关中国小姐选举的一篇言论。

历年来的国家建设会，在小民心目中，有点像对日本抗战期间的国民参政会。后来事与愿违，在小民心目中，遂变成了一年一度的庙堂大拜拜。只有今年（一九七九），我们才在报上第一次看到了一部分学人专家，出来几句逆耳之言，于是奔走相告，气象一新。就在大家严肃地面对他们所提出的那些严肃的话题的时候，忽然香气扑鼻，几位酒酣耳热的家伙，建议要恢复中国小姐选举。

夫应不应该恢复中国小姐选举，柏杨先生的态度是墙头草，两面倒。办也好，不办也好。办也吓不死我，不办也气不死我。不过台北《联合报》上，刊出高希均先生的一篇大文：“美的分享——谈中国小姐的选举”，把一件纯商业纯娱乐行为的“选美”，劈头劈脸地砍上几刀，说中国小姐的选举，不但有道德上的意义，更有政治上的意义，甚至国家兴亡，在此一选。我们常伤心中国同胞最善于使用泛道德、泛政治手段，一件屁事都能说得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最近，这种手段似乎日渐被人扬弃，正在窃窃称庆，却想不到最现代化的学人专家，却大叫一声，拍马而上。我老人家就像喝了智取生辰钢的药酒，不由得天旋地转，摸不清东南西北。

天族地转和摸不清东南西北的结果是，“倒也倒也”，小民倒也。呜呼，高希均先生不但精通经济，更精通选美。不但大言炎炎学派·团体·报刊，而且天下的理只有十斗，他就占了一石，实在教人非“倒也”不可。

高希均先生阐明他的选美精义之前，先大帽一扣，曰：“我是赞成恢复中国小姐选举的，它有利也有弊。如果天下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那么经济学家应当全部失业，中国字汇中不应有‘权衡轻重’、‘利弊参半’这些名词。以一些些的弊，来阻挡一个政府的推行，正是‘三思而后不行’的最好借口。”

这段话原则是对的，人人皆知，自从有人类以来，就从没有绝对有利的事。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一个新的构想，就一定可行。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进步，有时间的和空间的局限，满清辫子王朝的遗老遗少，主张应请爱新觉罗皇族重坐龙廷，而由柏杨先生任宰相。如果也同样用这一话来猛罩，认为以君主专制“一些些”的弊，去阻碍改变国体，就是“三思而后不行”的最好借口，恐怕是罩不住。

高希均先生接着发表他的真知灼见曰：“中国小姐选举的可能好处，包括：反映中国人在台湾的自由、民主、繁华、安定，担任‘亲善大使’，展开国民外交。”呜呼，选美活动理，阐明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伟大，渊源于古代的女奴市场，进化到现代，变成洋大人之国做生意的把戏，属于纯商业娱乐行为，卖票，赚钱，为自己的公司或产品，提高和加强知名度，如此而已。传到了中国，我们当然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要是使一个年纪轻轻的“中国小姐”，达成上述的那些艰巨的任务，就跟瘸子上树捉鲇鱼一样，瘸子既上不了树，树上也没有鲇鱼。

先要弄明白的是，选美就是选美，不是公主和番。八世纪时，唐王朝宁国公主，下嫁给回纥汗国的英武可汗药罗葛磨延啜先生。第十任皇帝老爹李亨先生，亲自送到咸阳，宁国公主拜辞曰：“国家事情如此，此去死而无恨。”父女哭成一团。嗟夫，选出来的中国小姐，能有此劲哉？即令周游列国，而在列国之中，这玩艺稀松平常，一个黄面孔老奶去一趟，停留三两日，不过一阵闹风，人去即行风息——即信人不去，风也要息。从前芬兰小姐嫁给一个菲律宾商人，菲律宾对芬兰已早忘了个净光。即令一个漂亮的“中国小姐”爬到巴黎铁塔，就能证明中国“自由”、“民主”、“繁荣”、“安定”哉？发明这种逻辑的朋友，可真不简单也。去年（一九七八）在马尼拉选美，塞浦路斯小姐就有家难归，有国难难。今年（一九七九）在美国选美，尼加拉瓜小姐就哭哭啼啼，卷了铺盖。请问学人专家，她们反映的是啥？是塞浦路斯繁荣安定乎？是尼加拉瓜自由民主乎？

如果中国有自由民主、繁荣安定，没有“中国小姐”东奔西跑，中国照样自由民主、繁荣安定。如果中国没有自由民主、繁荣安定，纵是派出一万名“中国小姐”去跳脱衣舞，中国仍不有自由民主、繁荣安定。塞浦路斯和尼加拉瓜的两位小姐，足够说明之矣。至于“亲善大使”，就更是一种奇想，我们必须了解，每一个跟洋老爷接近的中国人，都是亲善大使，如果平常日子里跟中国人接近的洋老爷，从心眼里就瞧中国人不起，一个“中国小姐”到那里晴蜒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