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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洋大人的科幻小说，看起来天衣无缝，在科学的基础上，有这种可能性，盖他们都受了辐射线，珈玛线、艾克斯线，等等我们弄不懂的线照射后，所有光线就直穿胴体而过，人们对该家伙遂不得不视若无睹。隐形人之类的科幻小说，几乎全部建立在这种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可是，倪先生的科幻小说《透明光》，却指出这种理论发展的一个致命的漏洞。《透明光》里的男主角和职业杀手男配角，也是因为辐射线的缘故，全都成了隐形人。但他们没有电视影集上隐形人那么快活，而是他们用尽方法，希望恢复原状。这本书里的情节诡秘，但每一个情节，都在向西方的科幻小说挑战。《透明光》的故事显示，不彻底的隐形是可能的，但看起来更可怕，那只是一具骷髅，光线虽透过肌肉，却透不过骨骼，没有肌肉的骨骼赫然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男主角的健壮身体和女主角的花容月貌，全化乌有，悲夫。而彻底的隐形则不可能，至少，他会留下灼灼双目。如果说像洋大人的科幻，连双目也隐去的话，那就是说，光线可以透过双目。呜呼，那个问题可就大啦，光线透过双目，双目当然可以隐去，可是正因为光线可以透过的缘故，水晶体不能反射，隐形人就成了瞎子啦。
这种道理，倪先生代表中国人向全世界发言，如果科学上没有更新的解释，电视电影再上演隐形人的话，恐怕只有娃儿看。
对于辐射线，这个神秘恐怖，看不见，摸不着的玩艺，它是科幻小说制造隐形人的唯一能源。盖科幻小说必须根据科学的可能性，不能像神怪小说一样，自作主张。正因为辐射线可做出很多怪事，所以它也成为其他种类科幻小说的主要能源之一，不但可使人隐形，而且可使人变形。柏杨先生在《怪山巨人》中曾介绍过那种奇象。而科幻小说的另一种能源，则是人类最基本的组成单位——细胞。倪先生在《蛊惑》一书中，准确地推测出细胞破坏的影响，在他的另一部书《蜂云》中，他使细胞变形。
书中男主角——一位陈姓大学堂教习，成功地培养出一种细菌，这种细菌自己能迅速分裂，分裂成千千万万，然后互相吞食，吞食到最后一个细菌后，体积已膨胀一倍。于是再分裂，再吞食，再膨胀，再分裂，周而复始，辛苦万状。而每来一次这种循环，只不过二十秒钟时间。就在男主角兴高采烈，向倪先生宣布好消息的当晚，发生了凶杀。一个闯进男主角实验室的小偷朋友，得手后要跳篱笆开溜时，发出一声惨叫，倒地而死。警察密布，正在作地毯式搜查，一个在外围的便衣侦探，也发出一声惨叫，倒地而死。最怪的是，找不到凶手，找不到凶器，只在背上留下一个好像是尖刀刺伤的深深创口。
阴差阳错，倪先生被当成凶手。为了证明他不是凶手，唯一的办法是他只好去捉拿凶手，于是他陷进了一个惊涛骇浪的间谍网里，几乎送掉老命。后来，在他逃亡途中，躲到一个山洞里，蓦然被面前的景观吓得毛发直竖，原来他看到七八个拳头般大的蜜蜂，正在互相吞食，吞食到只剩下最后一只蜜蜂时，已长成小狗一般大矣。倪先生刹那间明白过来，这种巨蜂的毒刺，足以轻而易举地刺死一个人而留下尖刀创口。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里正是男主角陈教习的一个秘密实验室，他把培养出来的细菌，注射到蜜蜂身上，观察它们的反应。
我们不再叙述这桩间谍案的破获经过，我们只提醒，这部离奇小说的目的，在推测一种可能性，某一种特制的刺激素，可以使任何生物的个体，作反常的生长。不过，只要是反常的，一定引起量的或质的变化，这变化可能是福，也可能是祸。柏杨先生在六○年代，曾向科学家嚷嚷还是安分守己，别乱发明的好。发明得太多，哪天踩了上帝的痛脚，他老人家暴跳如雷起来，可够人受的也。
最反常的事情莫过于人类追求长生不死。民间有句形容不知足的谚语曰：“当了帝王想成仙。”中国历史上很多英明的帝王，却在“死”这一关上，糊涂起来，认为只要靠他手中那点短暂的政治权力，准可找到或制造出长生不死的奇药。前一个失败，后一个不服气，继续地干，结果每个人都伸腿瞪眼。呜呼，他们的不幸是他们生得太早，如果生在二十世纪，遇到了倪先生，那就有了苗头。以倪先生的奇遇，至少在西汉王朝刘彻先生的金鸾殿上，可封一个侯爵，就不必爬格纸当作家啦。
倪先生的另一部科幻小说《不死药》，是一场惊险的历程。在该大著中，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受了死囚男主角和美丽女主角的愚弄，帮助男主角越狱，以致大祸临头，他唯一的救命之途，是找到他们。经过千辛万苦，翻江越海，在印尼的一个荒僻村落里，终于跟男主角面面相对。倪先生用手枪指着男主角，男主角不但没有一丝一毫惧怕，反而要求曰：“告诉你，在这里，手枪是没有用的。好吧，你开枪吧，而且必须在你开枪之后，我们说的话，你才能相信。”倪先生愤怒地一枪击中男主角的肩膀，咦，又是一桩怪事，那就像一枪击中一块木板一样，竟没有血流出来。男主角迅速地把肩头衣服撕破，让倪先生亲眼看见，那个被击中的ròu洞，两三分钟内，就被新生的肌肉，迅速而神奇地填满，连一点痕迹都没有。倪先生打了一个冷战，接着他又打了一百个冷战，盖男主角告诉他，房子里的人，都是不会死的，因为他们吃了不死的药。
世界上确实有这种不死的药，这药产生在一个名叫“汉同架”的荒岛上，是一种像椰子或凤梨一样果实里的白色浆汁。盖所有生物，在新陈代谢的时候。体内自然而然地分泌出衰老素和抗生素，一个生物的生命史，可以说是衰老素和抗生素的斗争史。如果抗衰老素消失，一个十二岁的小娃，就跟一个八十岁的老头，没有区别。
——读者老爷容禀，就在今年（一九七九）八月份的报上，刊登一则消息，美国圣地开哥城一位五岁的潘妮·范蒂妮小姑娘，已垂垂老矣。她每生长十二个月，就等于正常人生长十五年到二十年，所以事实上她已有七十五岁或一百岁。十二月份报上又载，她老人家终于仙逝。
相反地，如果抗衰老素的力量不断得到补充，而且是凶猛的补充，人便不会死，而且不会老，那浆汁就有这种奇效。问题是，这种浆汁对心脏没有作用，可能是组织细胞不一样吧。这正是男主角要逃避坐电椅的缘故，因为强烈的电流，可使心脏麻痹，一命归天。但最严重的缺点是，一旦服了那种浆汁，必须继续不断服用，如果停止，他就变成了走肉行尸的白痴，永远报废，比死还要可怕。
介绍倪先生的科幻小说，到此为止。我们并没有说他的科幻小说已臻化境，在结构上有时候并不够谨严。但他是中国作家中，使科学新知和文学结合的第一人，在文学的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想象丰富的广大天地。我们要表达的是最大的敬意和感谢
八○年代大愿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不仅一九八○年驾临，一九八○年代也同时驾临，双马并驰，响声如雷。柏杨先生对世界大事，从来不管，这不能怪我，像霍梅尼先生在伊朗扣留美国人质，以及俄国大军占领阿富汗，他们事先既没有和我请示，事后又没有向我报备，所以我也就懒得面授机宜。值此大地春回，隆重开笔之际，盼望一点小事，前瞻几桩美景。
吾友冯延已先生，十世纪大诗人也，有《长命女》一词，语曰：“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同为梁上燕，岁岁长相见。”于是柏杨先生也有词焉，名《长命男》，词曰：“春日宴，香烟一支咳一遍（烟吸的太多，不咳嗽不行），磕头陈六愿（磕头比再拜更正心诚意，十世纪距今整一千年矣，一千年才多出三愿，不能说冒犯天威）：一愿取消籍贯，二愿吃饭分饭，三愿直呼名字，四愿联考改变，五愿不再托人带东西，六愿自己争气，莫一味把别人怨。”
吟诗已毕，请听宏论。
第一愿是——取消籍贯。
在三○年代之前，中国人见面，往往问曰：“老哥，吃饭了没有呀？”于是被洋大人讥为吃饭的民族。有些中国同胞自己觉得脸上挂不住，认为洋大人见面时那一套，才是经典之作，美不可言。夫洋大人见面，昔之时也，还多少有点关心，所以曰“好都有都”。前之时也，已退化为没话找话，曰“哈罗”。今之时也，为了节省能源，就只剩下一个音节，曰“嗨”，不过表示看见你罢啦，“嗨”了之后，各奔前程，你是死是活，他毫在不乎。中国同胞所以把吃饭放在第一位，因为过去中国大多数小民都在半饥饿状态，常常空着肚子投亲投友。柏杨先生幼时，常看到大人们相逢的场面，一把抓住远客，号曰：“闲言少叙，填饱肚子再说。”人生温暖，就在此一句。
以上是老朋友见面，如果是新朋友见面，则另有一种问法，除了问他尊名大姓外，准问他曰：“府上是哪里？”即你是啥地方人呀。一旦发现对方跟自己是同一个省，立刻大喜若狂。——即令不同省，只要邻省，也是一样，贵阁下不闻“直鲁豫大同乡”乎哉。大喜若狂之余，就急急追问哪一县，如果再是同县，就更手舞足蹈，再急急迫问哪一村。于是，两个陌生的家伙，可能刹那间成为通家之好兼刎颈之交。
乡土之情，是人类最原始的感情，盖人不亲地亲也。以色列人分崩离析了两千余年，仍开枪开炮打回巴勒斯坦，以及中国人的落叶归根，都是对乡土的眷恋。然而，一旦乡土之情变成了法定的“籍贯”，就成了人为的桎梏。
世界只有中国对“籍贯”百般珍惜。这玩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但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和成长的条件，可能跟专制政体下的奴隶制度、兵役制度、文官制度，以及考试制度有关。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王朝时代，上自国王，下至封国的国君，都有固定的田亩，金枝玉叶们当然不肯御驾亲耕，全靠家奴苦干。为了防范这些倒楣的朋友开溜，就用名册登记，限制在一个地方，越此一步，活活打杀。后来奴隶制度崩溃，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时，又发生兵役问题。兵役问题实质上是逃兵问题，那时候当兵，比不得现代当兵，那时候当兵，老命不如一屁，于是有些人举家远走高飞，有些人则单枪匹马，脚底抹油。反正不管怎么吧，跑了神跑不了庙，有名册在焉，一旦捉住，立刻押返原籍——有名册在焉的故乡。押回去之后，查对清楚，当然有罪受的，不必细表。和防范逃兵同时产生的，还有文官制度，更使“籍贯”一项，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盖专制政体下文官制度的特色之一，是“回避本籍”，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本地人都不能在本地当官——当“吏”可以，吏是三四流以下的小职员。四川省人不能当四川省长，龙岩县人不能当龙岩县长。盖皇帝老爷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小民抗暴谋反。本省本县人在本省本县当官，因乡土关系，亲友密布，最容易官民结合，一旦揭竿而起，那种瓜蔓似的子弟兵，可能使皇帝老爷坐不稳龙墩。为了防范未然，所以才教那些具有才干的领袖人才，离开他的本乡本土，越远越好。
六世纪九○年代之后，隋王朝发明了新的教试制度——科举，规定只有本县的知识分子，才能在本县考试。问题就跟着来啦，甲县的教育程度高，人才济济，乙县的教育程度低，识字的没有几个，但名额却有限制，甲县的青年才俊，遂大动手术（大概类似乎台北就学儿童的乱迁户口），前往乙县应试。乙县当然严密防范，一经查出，称之为“冒籍”，除了要开除大吉外，屁股还可能有挨板子的艳遇，一顿板子下来，至少哎哟三天。
然而，这些都是想当年的破铜烂铁矣，我们已踏进二十世纪八○年代，产生并维护“籍贯”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早已片瓦无存。奴隶没啦，惩治逃兵不必押解回乡，民主政体选举的结果，官员都是本地乡亲，考试制度完全开放，河北年轻人跑到广东参加联考，没有一个人过问，只要有两下子，照样头名高中。按理说，“籍贯”的基础既不存在，它也应该魂归天国。想不到它不但没有魂归天国，反而在我们社会上，到处挺尸。呜呼，聋子的耳朵虽然没有用处，却跟美容有关，不必把它干掉。“籍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