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起床后，步履轻快地来到一家面包店，喝了一杯牛奶咖啡，吃了一个甜得发腻的巧克力卷。她穿过玛丽大桥，在圣路易岛给孩子们买了些纪念品和巧克力。她转过圣路易大桥，在城中环岛稍事停留，仰望着蔚为壮观的巴黎圣母院——这景色历来使她叹为观止——为她所拥有的幸福默默祈祷。
接着她开始工作。
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打了个电话给摄制组，然后下楼在街上等候着，摄制组开着标致小货车来接她，来到第十七区贾雷德和阿兰住的大楼，摄制组人员往下卸器材，琼莉则自己走了进去。电梯旁有个维修人员正在贴布告，说电梯出了故障，于是她把手袋甩过肩膀，勇敢地走向楼梯。
她快走到第二层的时候，一个男人跳着从楼上跑下来，转过拐角，正好和她撞了个满怀。她觉得像被卡车撞了一下，失去了重心，赶紧用双手抓住楼梯扶手才没跌倒。她的手袋掉在脚边的楼梯上，她抬头看着那个被撞得坐在地上、正在爬起的男人。她立刻注意到了三点：他留着小胡子，相貌英俊，显得很不高兴。他没有道歉，嘴里含糊地说着法语。她只能猜测他是在埋怨她挡了他的道。随后，他似乎想从她身上跨过去，继续下楼，所以动作慢了不少。她注意到他穿着跑步运动服。她心想他是要去参加某个他确信会赢的马拉松比赛，要迟到了。
她捡起手袋，向第三层走去。她按了按320房间的门铃，随即理了埋头发，想使自己显得整洁、精神一些，因为她觉得刚才在楼梯上和那个人相撞之后自己的仪容显得有些凌乱。她以为贾雷德会来开门，然后责怪她前一天晚上酒喝得太多；确实她还感到有些头晕。门没有开；事实上，根本没人来开门。
摄制组到了，诅咒着电梯出了毛病的法国建筑。他们发现琼莉还站在那儿。他们又试了一次，敲门、按门铃、叫喊，认定没人在家——琼莉觉得好生奇怪——一位热心的邻居出现在过道上，冲着楼下喊看门人，看门人拿着钥匙走上楼。她跟琼莉一样，也很喜欢自己的这两个房容。惊愕之余，他们忧心忡忡地打开公寓的房门，琼莉跟着她走进去。看门人转身走向卧室，嘴里喊着“塔克先生”。琼莉本能地向厨房望去，这时她发现了贾雷德·塔克的腿。
他脸朝下趴在地板上，全身赤裸，已经死了。家庭常备药箱反扣在厨房的案台上。地上有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东西，像是海洛因，青肿的胳膊上紧紧地绑着止血带，是毒品注射过量？
自杀，媒体用诽谤性的语言说。
但是琼莉不这么认为，尸体发现后不久阿兰随即赶到。她和阿兰都知道，贾雷德是被谋杀的，但制造了自杀的假象。此后数月，贾雷德之死成为巴黎街头巷尾的最大新闻；是否谋杀所引起的争议使这条新闻的反响变得更大。琼莉位于这场风暴的中心，她不仅是唯一见过嫌疑犯的目击者，而且还要平心静气地在第一新闻网的镜头前做报道，慷慨激昂地以贾雷德朋友的身份讲话，捍卫他的名誉。实际上，她认识他才一天时间，却觉得像认识一辈子了。有一点琼莉确信无疑：他热爱生活，没有自杀的明显理由。阿兰坚持说，毒品是他过去音乐创作生涯的一部分，但不属于他在巴黎的生活，他是被谋杀的，而且遭到了陷害。
琼莉在几天的时间里仔细研究了几百张嫌疑者的照片，但无法找到在楼梯上与她迎面相撞的那个人。那个人不是大楼里的住户，他销声匿迹了，报纸上称他为“无名氏先生”。但是他确实有名有姓，琼莉对此确信无疑。她相信如果再遇到他，肯定能认出他，还有更多生动的细节：结实而突出的下巴，蓬松的黑发，显眼的小胡子，相貌英俊，此外年纪不大，个子不高，身体强壮。她很快就枪认出他，但她确信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巴尼的表现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巴黎之行是他的主意。他因“派”琼莉去进行这次有争议的采访而受到赞扬，他甚至悬赏为贾雷德之死提供破案线索的人。这是第一新闻网的一大公关行动。琼莉再次抢先进行了独家报道。
但是琼莉丝毫不觉得兴奋和自豪。
“怎么回事，亲爱的？”午餐室里，坐在对面的爱丽西娅问道。琼莉根本没有在吃东西。“塔克的事？”
“是的。”
“你真的对那家伙很感兴趣？”
“对，但不是这个原因。”
“想找人帮忙吗？”
“我想找史蒂文，他还在欧洲呢。”
“看看我行不行。”
琼莉觉得自己快憋死了，她需要有人分担她的恐惧，从看见在冰冷的厨房地板上的腿那一刻开始，她就感到不安。于是她对爱丽西娅说了那些她无法摆脱的感觉、不想正视的事情，想否认一直在否认的事情：她到第一新闻网之后在职业道路上巧合太多了。“是有人在故意制造这些事件。”
爱丽西娅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你以前提起过类似的话。我想你可能是某种磁石。”
“史蒂文觉察到了一些情况，他是对的。”
“亲爱的，这实在太——什么词来着？”
“荒谬。”
“谢谢你。”
“我很害怕。”
“不必如此，真那样就太傻了，你急于对难以置信的事下结论，你不能这么对待自己。”
琼莉耸耸肩膀。“也许如此，可是，它总让人觉得很怪。”
爱丽西娅也觉得很怪，而且就在那天晚上，她对巴尼·凯勒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问她琼莉怎么了，为什么最近在镜头前面总是心神不定。爱丽西娅把琼莉下午对她说的话告诉了他，还说这一切有多么“荒谬”，说她认为琼莉与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接触太多，以致产生了一些“幻觉”。爱丽西娅说：“她认为有个病态的崇拜者想推动她的事业。”
“那会是谁呢？”
爱丽西娅笑了起来。“可别看着我呀！”
他逗她说：“你想要收视率。”
“收视率对你的影响更直接。”
“好吧，我坦白，我谋杀了教皇。”
“那可是我想看到琼莉做出的报道。”爱丽西娅说完就下班走了。
克莱和巴尼在克佩德溜冰场外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里休息。巴尼感到很痛苦。“我们这么干为的是什么？坐在这儿看那些成名的花样滑冰高手，这些人比我们挣的钱还多。”
“为了詹姆斯，你看见他的孙子们是多么喜欢滑冰啊。参加他的生日庆典，我们应当高兴才是。倒霉，他也许活不了多久了。”
“我倒想亲手宰了他。”
“因为塔克的事？”
“单单罗马的事他就该被枪毙，他把事情揽在自己手里，但我特别禁止过，叫他不要再干了。”
“雷克斯否决了你的意见。”
“小傻瓜、然后是塔克，基督啊，克莱，那个杀手在楼梯和她撞了个满怀，芬德利雇佣的真正的天才呀。”
“他总归跑掉了嘛。她又没有看清楚，而且他每次都变换模样。”克莱想和他争辩几句。“听我说，巴尼，在发掘报道题材方面，她还真有点好‘羯摩’①，这显然不需要火箭科学家的头脑也能想得到，有点猜疑是正常的嘛。”
①佛教用语，又称“业”，指身、口、心三方面的活动，泛指命运或因果报应。
“她丈夫让我不安。还记得他是怎样帮着处理菲律宾带子上那幅放大照片的吗？他对那只手简直着魔了，你还记得吧？”
“算了吧。我们暂时偃旗息鼓，就不会有事了。”
“但愿我们还没有走得太远。”
克莱给自己买了一只热狗。“雷克斯担心的是别的事。”
“什么事？”
“她妈妈，她可能会使她感到尴尬，此人很有个性，和伊丽莎白·泰勒结婚次数一样多，是个酒鬼，危险人物。”
“记得克林顿家的老太太吗？”
克莱笑嘻嘻地说：“事实上，她倒是人见人爱的，不是吗？”他咬了一口热狗。“来点儿吗？”
“按犹太教是洁净的吗？”
克莱只是咧着嘴乐。“那么，我们什么时候采取大行动？”
“希拉里？现在是四月，选举要到十一月。我们要等他们的怀疑逐步淡化，让戈尔的竞选活动先升升温，然后再动手不迟。我想让那个事件的影响胜过选举，几乎把选举的消息赶出报纸头版。”
“然后呢？”
“给她时间，使她的疑惑烟消云散。”
“我们六月份在里真特大学的事还干不干？”
“到时候我再做决定。”
“爱丽西娅·马里斯怎么办？”
“不必担心她。”
“不必担心她？是你在电话上告诉我，说她正在火药桶上跳舞。”
“这事我来管吧。”
克莱把包装纸扔进垃圾筒。“我们回溜冰场去吧，芬德利要纳闷出什么事儿了呢。”
“嗨，”巴尼用轻快的语调说，“雷克斯和玛娇丽又生了个小孩。你是不是真的要当那个小孩的教父？”
“是的，他们跟我说过。”
“你们很亲密嘛！”
“我和他们全家都很亲密。”
“我指的是雷克斯，听说你们像兄弟一样。”
“你可以这么说。”
“好的，看看你是否能通过他对詹姆斯施加一点影响。五月份之前不要再干什么了。还有，干的时候不要太草率。”
“我向你保证。”
他们走进体育馆时，巴尼说：“有谣言说，雷克斯搞同性恋。”他观察着克莱的反应。
“那是我听说过的最荒谬的无稽之谈。”
琼莉看见史蒂文走来，便跑着穿过停车场。她是一路开车到巴尔的摩来接他的。每次他飞行归来，她去接他的时候都注意到他的制服，而这一次却没有。事实上，她脑子里只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抑或是恐惧？——他的怀疑是对的。
“亲爱的，”他说着，用手臂紧紧把她拥揽到自己怀里，“好了，好了。”
她紧贴着他，浑身发抖，她去巴黎之前就没见到他。现在，在他的怀抱里，她所有的恐惧都表露出来。“是他干的吗？塔克是他杀的吗？”
“谁？”
“向伊梅尔达开枪、企图杀死莫莉的那个人！”
他把一只手稳稳地放在她肩膀上，另一只手提着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对她说道，“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看我们能做点什么，我们要头脑冷静。”
“头脑冷静？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现在同意你的看法，史蒂文。我走到哪儿，哪儿就有人送命。”
他们走到车旁。“别人往往是去报道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因为事件是不会来找他们的。”
车驶出停车场后，琼莉问史蒂文：“那天晚上你在工作室里发现了什么？就是你去罗马之前。正因为这样，你这段时间一直呆在罗马，就是这个原因，对不对？”
“我看见了那枚戒指——到家我再给你看。我和梵蒂冈的官员一起，都想弄清楚那个戴戒指的牧师是谁。”
“就在那儿吗？他和我们一起呆在现场？”
史蒂文点点头。“梵蒂冈似乎到处都是穿长袍的牧师，那天有很多疑点，这个牧师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对老修女说，他是刚从北美学院的其他工作中派过来，到记者招待会上帮忙的。”
“梵蒂冈，他们进了梵蒂冈。”她摇了摇头说道，“这本身就令人难以置信。”她抓住他放在离合器杆上的右手。“史蒂文，杀害贾雷德·塔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能做一篇报道，我毫不怀疑。”
开了有半英里，他才开口。“我也相信，”他说道，“但是没有那起事件的录像带。”
一到家，他们就成了慈爱的父母，不露声色地和孩子们一起吃饭。琼莉掩饰得非常巧妙，怀亚特和萨拉丝毫没有觉察到妈妈内心的极度恐惧。意大利通心粉、沙司和一大盘菜叶色拉也帮了忙。吃完饭，四个人一起把调羹伸进奶油胡桃冰淇淋，怀亚特决定去练钢琴（他最近已经成为年轻的范·克莱本）。萨拉要到一个女友家过夜，琼莉只好等那个女孩的母亲来接萨拉。等她看见萨拉安全离开，怀亚特做完祈祷、钻进被窝之后，她就进入史蒂文的工作室，来到他身边。
史蒂文把录像带上的可疑画面调到他的电脑屏幕上。他让她看马尼拉照片上的金戒指、圣克拉拉的金戒指，然后再看那个牧师手上的金戒指。那幅照片上看不见多少金子，无法判断到底是不是同一枚戒指，但那些胖胖的手指是吻合的。他们接着放大了牧师的全身像，包括他那张脸。然后，史蒂文问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跟琼莉在巴黎的楼梯上遇到的那人，那个卑鄙的“无名氏先生”是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她觉得楼梯上的那个人要粗壮些、英俊些——也许只是那小胡子的原因？——而且那人的头发是卷曲的，完全不同于这个年轻的、有些秃头的牧师。“不，史蒂文，不是他。”
她如释重负，同时也大失所望。
史蒂文有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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