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婊�50平方公里。会议要求，在以萨尔图——喇嘛甸为重点进行钻探的同时，要加快杏树岗的钻探速度，不放松葡萄花、高台子、太平屯的工作。
这次会议还宣布了石油部党组的决定：在石油部党组领导下，由部机关党委组成会战期间党的办事机构，立即迁往会战前线安达市办公。余秋里兼任书记，吴星峰、雷震为副书记，也同时到达会战前线办公。
3月底，余秋里、康世恩来到会战指挥机关临时驻地——黑龙江省安达县城。3月底至4月上旬，石油部机关党委、各司局参加会战的干部和原驻吉林省长春市的松辽石油勘探局机关先后搬到安达，会战领导机关正式办公。这时，参加石油会战的人员已达4万人，其中总工程师、总地质师、大学教授、工程师和地质师等各类工程技术干部达1000多人。同时，从全国各地运到大庆的各种器材、设备等物资已有几十万吨。开始，余秋里、康世恩等石油部领导住在原安达县政府财政局的一栋两层小办公楼。会战机关干部和科研设计技术人员，有的住民房，有的住板房和帐篷。会战一线队伍住在老百姓临时腾出的房子或者牛棚、马厩里。
4月9日，余秋里主持召开了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这是会战领导小组组织的第一个大型会议。根据当时的勘探情况，初步确定的开发区是大庆长垣南部的葡萄花油田。这次油田技术座谈会的一项主要内容，是讨论这个油田的开发部署和方案。在会场里，地质技术人员摆出了一张根据探井试油资料绘制的油田地质图。按照当时的做法，探井试油的不同结果要以不同的颜色标在油田地质图上，出油井标成红点，出气井标成黄点，出水井标成蓝点。这样，在这张油田地质图上就出现了许多红点点、黄点点和蓝点点。由于当时探井试油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所取资料不够齐全，不够准确，油田地质图上所标出的红、黄、蓝色的点很不规则。对这种情况地质技术人员也说不明白。
还在1959年12月的时候，东北协作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周恩来亲自参加了会议。当时，石油部党组正运筹着松辽石油大会战。会议期间，余秋里、李人俊在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说，松辽石油勘探有新的发现，石油部准备组织一次会战，迅速拿下油田。周恩来对此非常关切，对组织会战表示同意。他预见到会战将遇到种种风浪，重重困难，是一场大仗、恶仗。周恩来对余秋里等人讲，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大会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会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余秋里在石油部党组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的这一指示。大家认为，总理的指示，为即将进行的石油会战和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只有靠毛泽东思想，才能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行动；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矛盾，夺取会战的胜利。
在会战开始之后，面对着种种矛盾和重重困难，余秋里等会战领导者想到了周恩来的指示。他们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从领导思想上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为此，他们决定组织全体会战队伍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著作。会战领导者认为，组织学习这两本著作，不仅是当前开展石油会战的实际需要，也是加强石油职工队伍、干部队伍长远建设的根本要求。余秋里说：“学习‘两论’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要由党的组织正式作出决定，对党、团员和干部、群众提出明确的要求。”经过会战指挥部主要领导成员集体讨论，以石油部机关党委的名义，于4月10日作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这是松辽石油会战中的第一个决定，发表在4月13日会战指挥部机关报《战报》的创刊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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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靠“两论”起家（2）
《决定》指出，我们正面临着会战的大规模的生产实践，在会战中，把别人的经验都学到手，但又不迷信别人的经验，不迷信书本，我们要勇于实践，发扬敢想、敢说、敢干风格，闯自己的经验。同时，我们在实践中要不迷失方向，就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包括正确认识油田规律，使我们的实践具有更大的自觉性。为此，部机关党委决定立即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号召非党职工都来学习这两个文件，用这两个文件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组织我们大会战的全部工作。学习要根据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采取边读、边议，边议、边做的方法。各级党委要订出学习计划，并列入向上级党委汇报内容。
4月26日，余秋里在会战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部工作的指针，‘两论’是会战的灵魂。这两篇文章一定要很好地读，反复地读。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就会感到头脑清醒，浑身是劲，就有办法；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什么事情也搞不成。”
会战领导小组把组织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学习“两论”当成一件大事来抓。一开始，没有那么多书，就到安达县新华书店去买。县书店的书卖光了，就派人到哈尔滨、北京去买。石油部从北京买了几万册《实践论》、《矛盾论》的单行本，派专人坐飞机送到哈尔滨，再运到萨尔图，发到职工手中，基本上做到了人手一册。干部读，技术人员读，工人也读。人人学，人人议，人人用。职工把“两论”带上身上，放在枕边，有时间就读一段。技术人员下现场、到工地，都随身带着小书包，里边总是装有“两论”。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开会时学，总结工作时学，遇到问题和矛盾时结合实际深入学习，并逐渐成立了各级领导班子的中心学习小组，建立了学习日制度。除了个人自学、领导班子集体学习之外，各级领导成员还经常深入基层讲解辅导，畅谈学习心得，也时常了解基层的学习情况，总结、推广职工的学习经验。每到夜幕降临，人们便围着篝火学“两论”，整个会战现场出现了“青天一顶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红；人人手里捧毛选， ‘两论’学习方向明”的动人画面。
学习“两论”，成效是显著的。几万名会战职工掌握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会战中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坚定了搞好石油大会战的决心和信心。大家说，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主要的矛盾。这困难，那困难，我们探明的石油资源太少，产量太低，不能满足国家需要，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困难，是所有矛盾中的一个最主要的矛盾。石油工业如果上不去，不但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而且帝国主义还会利用这个缺口来卡我们的脖子。从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来看，上的话，无非是石油职工多流些汗、多吃些苦，是局部的、第二位的困难。如果不上，国家没有油，这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困难。因而上有困难；不上就更困难。要躲开这个困难，是万万办不到的，也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只能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穷则思变，知难而进。
通过学习毛泽东的“两论”，会战指挥者体会到，要办好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油田，必须首先要讲革命化。革命化，就是讲人的觉悟，讲人的作用，讲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有了广大职工群众革命化，油田才有旺盛的生命力，生产、建设才会蓬勃发展。即使是比较落后的技术装备，也能够生产出国家急需的产品；如果有了先进的技术装备，就可以发挥更大的威力。为此，会战领导小组引导职工正确对待、解决众多的具体困难，使主要矛盾的解决落到实处。
随后，会战党委在油田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三要、十不”，并写进了《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三要”是：一要甩掉石油工业落后帽子；二要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三要在会战中夺世界冠军、争集体荣誉。“十不”是：不讲条件、不讲时间、不计报酬、不分级别、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你我、不分东南西北、不管有无命令、不分部门、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为会战。
第二章 立脚萨尔图（1）
4月份，大庆会战初战告捷。继杏树岗、喇嘛甸第一口预探井喷油后，以萨尔图为中心布置的一批探井先后出油，控制了200平方公里含油面积，证实萨尔图是个大面积高产区。
为了总结准备阶段的工作，部署展开全面会战，4月下旬，在萨尔图召开了有各战区领导干部参加的会战领导小组会议。唐克代表领导小组作了关于5、6月份会战任务的报告，吴星峰就会战中大搞群众运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作了发言，康世恩作了总结报告。会议确定，5、6月份要进一步组织力量猛攻萨尔图、喇嘛甸、杏树岗，全面展开会战。会议结束时，余秋里讲话，提出5、6月份战役总的部署是：初探与工业勘探并举；广大范围内甩开勘探与重点突破并举；勘探与开发试验并举。
大庆石油会战的核心地带萨尔图在蒙语和满语中分别是“多风之地”和“大酱缸”的意思。清朝时期，这里曾是满族贵族世袭游牧的地方。春天的草原，大地依然覆盖着一米多深的冻土层。数万人马的突然到来，在这片只有几处民房和少许牧场住房的荒原上，住首先成了一大难题。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职工们一无房屋，二无床铺，有的住在牛棚、马厩、地窖或临时支起的帐篷里，有的干脆蓝天当被，大地当床，在大草原上过夜。吃饭也很困难，缺粮少菜，连锅灶、炊具都不够，不少职工用铝盔盛饭，脸盆熬汤。
随着几万大军挥师北上，会战前线领导小组和会战指挥部机关也离开了安达市那幢简陋的小招待所，来到萨尔图。当地的红色草原牧场正好有一些没有盖顶的牛棚闲置无用，指挥部机关的人们自己动手，找来苇席，和上泥巴，将牛棚封了顶。余秋里、康世恩等会战领导，就住进了这又冷又阴的牛棚开始办公。以后，他们又陆续在牛棚周围盖了些活动板房，形成院落。当时人们把这里称作“二号院”，它成了会战指挥部的代名词，一直沿用了很长时间。
石油会战的生产条件十分艰苦。由于队伍上得猛，地面、地下各种矛盾都很突出。从安达站到萨尔图站，沿途50多公里的铁道线上，每个站台都下人、卸货，铁道两边堆满了各种钻机、设备、器材、行李，由于缺少吊车和运输设备，物资无法疏散。有些火车皮几天卸不下货，有些卸下的设备材料几天运不到施工现场。没有工业水源，靠农村的土井连生活用水都保证不了，井队工人为了开钻，只能在水泡子里破冰取水，一脸盆、一脸盆地端到井场；公路不通，电话不灵，组织指挥生产常常要靠步行。
4月26日，第一场春雨浇透了草原。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大雨三天两头下，有时一下十几天。由于雨靴雨衣不足，大多数职工赤脚淌水去上班。雨把身上的衣服淋湿了，又焐干了，干又干不透，一天到晚贴在身上。回到住处没有热水洗脚，只能在积水的洼地擦擦脸，涮涮脚。职工住的牛棚、马厩、活动板房、窝棚、地窖，更是四处漏雨。一天到晚，屋外大下，屋里小下，屋外不下，屋里还滴答。帐篷里也常常积满了水，有时候甚至脸盆都漂起来，青蛙还在里面蹦蹦跳跳。连康世恩的“卧室”里也是多处漏雨，有一夜他连挪七次床位避雨。
恶劣的自然环境加剧了生产的困难。萨尔图一带地势低洼，没有河流，是松花江、嫩江的自然泄洪区，油田建设的一些工地和井场上，遍地积水，处处泥泞。原来仅有的几条土路，经过人踩车辗，已经完全不可辨认。那些载着沉重的钢管、井架、机器部件、钢板、水泥、粮食的卡车，尽管加大油门发出轰鸣，排气管喷出浓烟，车轮飞速地转动，也只是空转，很难前进一步。成百辆汽车陷在泥塘中，前进不得，后退不能。以至于汽车出去，要拖拉机保驾。就是拖拉机，有时也陷进泥潭里，难以自拔。
当时天气还很冷，水里冰凉。汗水和雨粘在身上，冷得人浑身打颤。炊事班得准备姜汤、辣子汤救急。井场、工地分散，三五人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