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尼要我直接向他报告——这个要求使我陷入为难的境地。如果我真是个党徒，我本会摇身一变，攀上个副官，节节往上爬。可是，作为一名特工，我不能损害案件的进程。如果勒菲蒂动了怒，他可以一下子让整个俱乐部砸了锅。一方面，我不能显露出不听孙尼的话；另一方面，我还要忠于勒菲蒂。孙尼对我提出的要求，我要在勒菲蒂知道以前就要告诉他。我对他说时要以这样的方式：我讲的内容要是传到了孙尼那里，我要得到保护。孙尼无论听到我说些什么，其中一定要包括这样的内容：我是一个服从命令的人。
第二天上午，我第一件事就是和勒菲蒂坐下来，把孙尼说的话告诉了他。我说：“我可仍然忠实于你。我和孙尼不论干什么事，我还得听你的，因为我和你一开始就在一起。”
“听你说的真叫我感到高兴，”勒菲蒂说，“他这个家伙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竟然想到要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他没有这个权利对你提这样的要求。”
第二天，我们都在塔希提的游泳池那里闲躺着，孙尼继续在鼓劲。他提出建议：搞赌博登记业务，搞高利贷，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用一辆咖啡车，运输到建设工地。开车的就可以直接下车营业。他希望我们搞一次拉斯维加斯之夜，这是一场大众化的活动，赌博活动筹集的款子用于慈善事业。
“我们一旦搞了拉斯维加斯之夜，”孙尼说，“那么那些钱就成了我们的。谁也弄不走。着手联系一下。我要从纽约那里派车派货过来。”
我是喜欢看书报的，尤其是我干这样的工作，我更是喜欢看报纸。我一有空闲就看报纸，不管什么报都看。伙伴们常常说：“把报纸递给多尼，让他坐到拐角上，成天乐呵呵地看报。”
可是，我不完全是为了看报而看报。看报是一种很好的掩饰。我看《纽约邮报》、《纽约时报》或《纽约每日新闻》，从首页看到末页，我是在听他们的谈话。我样子像是在看报纸，耳听他们谈话也不显眼。
每当我离开纽约，无论是在密尔沃克还是加利弗尼亚或是佛罗里达，勒菲蒂总要给我带来当天的《纽约邮报》和《纽约每日新闻》，从来不会忘记。他下了飞机，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报纸递给我。
有一次，我在坦帕机场接他，在乘车回旅馆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有什么东西没有给我。“勒菲蒂，我的报纸搞到哪儿去了？”
“你简直他妈的不相信遇上了什么事，多尼。我坐在飞机上看《每日新闻》，边上坐了个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什么意思？”
“就那种头上扎毛巾的那帮子人。”
“啊，你说的不是指美国的印第安人，你是指一个从印度来的家伙。”
“反正他妈的印度人，我也搞不清。他头上扎个大毛巾。管他哪儿来的，是个印度人。”
“报纸呢？”
“我正在看报，看到一篇关于台德·肯尼迪的评论文章，那家伙一直凑到报纸跟前，看着报纸。他说：‘你对台德·肯尼迪有什么看法？’我没理他。他连英语都不会说，说得结结巴巴的。他又问了我一声。我说：‘嘿，莫名其妙，谁认得你呀？我对台德·肯尼迪有什么看法，他妈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我看完了新闻报就放下来，开始看邮报。多尼，那家伙就拿报纸，一页一页地翻《每日新闻》。我把邮报放下时，他又拿着看。这种扎头巾的人摸过的报纸，我就不想拿来给你。”
“那种报纸有900万人看呢，勒菲蒂。”
“多尼，这种印度人真是说不清楚，他可能有什么病。我不想让你接触他已接触过的报纸。那些报纸，我他妈的全扔在飞机上了。”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勒菲蒂都要罗西会钞。他还常常带客人吃饭，罗西也得为他们付帐。罗西到商店买刮胡子用的东西，勒菲蒂总要跟他一道，货车上装着他买的游泳用品，卫生纸、香皂一类的东西。罗西也要为他付款。
这一天是勒菲蒂的生日。每当有生日或圣诞节来临，你总要和你熟悉的党徒交换礼品。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这一天我什么话也没有说，连祝你生日快乐的话也没有说，就让他心里不安。
这一整天，他不停地问我：“多尼，你忘了今天有什么事吧？今天好像有什么事吧？”
“我想不起来有什么事。一切都是好好的嘛。”
这天晚上到了10点钟的时候，我和他还有罗西一起坐在俱乐部的圆桌旁。勒菲蒂闷闷不乐的样子。我说：“勒菲蒂，我忘了呀！今天是你的生日！”
“嘿，这就对了，”他咧着嘴笑。
我欠着身子，吻了他，还递给了他一只信封，里面用薄绸布包着7颗钻石，都是联邦调查局没收的东西。“我和托尼送你的，祝你生日快乐！”
他打开一看。“啊，多尼，你这么做干什么，多么贵重的礼品！我要给一颗给我妻子，每个女儿给一颗，每个孙子都给一颗。”
“啊，哟，”他热烈地拥抱我，又吻我。“托尼打算给我什么礼物啦？”
罗西就坐在那里。
我说：“这些钻石是我们两人送的。”
“多尼，我真是高兴，这真是最好的礼物，我正是因为这个喜欢你。你犯了错误，但是像这样的时刻完全——托尼怎么样，他忘了吗？”
“勒菲蒂，我们俩送你这些礼品。”
“托尼打算送我什么吗？”
到后来，罗西只好起身，走进办公室，把三张100美元的钞票装进一只信封里。他回来时交给了勒菲蒂，说：“勒菲蒂，祝你生日快乐。”
“啊，托尼，你何必这样啦。你本可以和多尼俩合伙送我这些钻石，这就足够了嘛。”
我们决定在5月9日，星期五，举行第一次拉斯维加斯之夜。孙尼送来了赌台上的轮盘，21点牌桌，纸牌，骰子，等等，是通过空中货运队运过来的。货单上发货人的姓名和地址是：“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格拉汉姆大道415号意大利退伍军人俱乐部丹尼·曼佐”。我们签了字，宣布活动的收入将赠送给意大利——美国战争退伍军人俱乐部。
帕斯科县治安办公室的治安副官约瑟夫·唐纳韦来到俱乐部，他经常来访。像往常一样，他没有穿制服。他是在下午俱乐部停止开放的时间来访的。唐纳韦六十一二岁左右，喜欢吹嘘自己，说他在纽约市当了16年的警察，可对此事我们从来也未能证实。
罗西对他说，我们计划举行一次拉斯维加斯之夜。唐纳韦向他担保，他将把一切事情都管理好。罗西问他：如果有副官来了，能不能把他拒之门外，因为这是私人俱乐部？唐纳韦说：不能把副官拒绝在门外，但是，未经授权，任何锁上的房间不能检查。唐纳韦说，在拉斯维加斯之夜他愿意值勤，以保证不出现任何麻烦。
罗西对他的来访给了他200美元。
我们把俱乐部布置成一间娱乐室，在另一间房子里，我们摆了一张长桌子，免费提供自助餐——有冷切肉、色拉等。孙尼和勒菲蒂一道赶来，孙尼还带来几个专业人员负责活动安排。第一次拉斯维加斯之夜大概有200人参加。罗西已经给警察唐纳韦400块钱，以保证我们的活动不受到干扰。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后来却有两个奸商在作难管理一场双骰子赌博戏的一名工作人员。
我们从迈阿密那里请来了几位老职员，管理各个赌桌。这些人对管理街道娱乐场所很内行，但是对于拉斯维加斯的真正双骰子赌博的复杂性还并不熟悉。因此，这两个赌客企图对这位老职员进行威胁。他叫瑞基。
瑞基过来找我，说：“多尼，这两个家伙合伙，在赌桌上捣乱。说实在的，我本来以为我能管理好这种赌博，其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太滑，我照应不过来，而且我知道他们在作弊。”
我走过去看一看。我知道这两个家伙是希腊人，是有名的赌徒。我看出来，他们叫出来的赌注其实并没有如实拿出来，还在威胁瑞基。我只好出面了。
我跨步来到这两个家伙的前面，说话的声音让整个俱乐部的人都能听到。另外，我看到孙尼的目光正注视着我。他这是第一次看我在行动。
“你们俩想在这儿搞欺骗行为，”我说，“这是一种正当的娱乐，要玩得光明正大。现在，我警告你们，不许你们在这儿威胁人，破坏我们的娱乐活动。如果你们再要捣乱，我就亲自把你们撵出去，出门前，我要把你们口袋的钱全部没收。”
“啊，是，是，我们不会再搞什么……正好碰上了好运气……规规矩矩玩。”
“你们可以在这张桌子上玩。我无论在俱乐部什么地方，我都要监视你们。”
他们待在那里。早先我已经注意到了他们。他们已经从桌上盗走了2，000块钱。现在，瑞基又回到了他们那里，把一切又都理得很顺当。
我们的活动进行了一整夜。孙尼很高兴，因为他对这里参加的人数和活动本身都感到满意，临走时还得到了几千块钱。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和桑多·特拉弗坎特相见。孙尼说，我们应该和别的俱乐部的主人打交道，把拉斯维加斯之夜的活动在别的俱乐部也搞起来。他们可以搞些酒类出售，活动所得的钱他们也可以留一点。
孙尼要我们尽量多干一些事。他问我在这一带有没有可卡因和大麻一类的联络关系，因为他想扩大经济来源。我说：“过去我在迈阿密有些联系。可是，最近和毒品一点儿交道也没打。两三个月前，一公斤还弄到48，000美元，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行情，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联系上原来的那些伙伴。”
他说，在奥兰多他手下有个人叫鲍比，有汽车运输毒品到纽约。他要我们密切注意下列物品的销路：胶合板、油漆以及他能弄到的伪装标牌的牛仔裤。他叫我打听一下好不好找到一个搞彩票营业的工作，如果这个主意不错，他就可以从纽约派人来干这个营业。
我说：“我已经有了足球季节的赌博登记营业。”
“我打算同勒斯蒂谈谈，可不可以在这儿投资一点家族的钱，”孙尼说，“勒斯蒂对你在这儿的工作情况很了解。我想带史蒂夫到这儿来看一看，因为他在管理家族的钱。这事儿大概还要待一两个星期才能落实。你只要付1。5％的利息就行了。”
“斯蒂夫·斯蒂夫·比夫·坎农”①是布拿诺家族的顾问官，我当然很想有机会见见他。
①斯蒂夫·比夫（SteveBeef）：即史蒂夫·牛肉，代号。
孙尼说，他在纽约有一笔交易。他要为一批半宝石投入40万美元，但可挣得100万。“那家伙拥有几家工厂，生产这批货物。他可能把这批货给我。他答应给我一批货，可是没有完全兑现。我就烧掉他一个工厂。他给我货时要是再欺骗我一次，我就再搞掉他一家工厂。”
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勒菲蒂怎么样？他和罗西之间有些不和。”
在拉斯维加斯之夜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都到外面就餐。勒菲蒂邀请了俱乐部的一些女招待。他要了几瓶高档酒，要罗西付款。孙尼对此有点不高兴，但不想在吃饭的时候说些什么，因为他不想在老百姓面前让一名老练党徒感到难堪。另外，他也想先了解一下事实情况。
可是，我话说得非常谨慎。每当我处在党徒之间的局面之中，我总感到战战兢兢。我不想得罪或侮辱任何人，因为我要使案件工作顺利进行下去。我在行动中要像个可靠的老练党徒。现在，一个副官问的是自己手下最高层次的一个老练党徒的情况，我不想使他有这样的印象：我一下子就揭一个党徒的底。另一方面，勒菲蒂老是敲诈罗西的钱，我现在可以有个钳制他的机会。
“是这样的，孙尼。罗西常常在我面前抱怨，勒菲蒂压他花钱太多了。每个星期给他250块，罗西倒不在乎。可是其他方面像吃饭、外面跑等方面太多了。”
“告诉罗西，除了给勒菲蒂250块以外，他不要再给勒菲蒂什么钱。你说，他只对我负责。”
“好，我就这么对他说。”
我什么话也没有同勒菲蒂说。如果我和罗西是真正的党徒，我就会认真贯彻孙尼的指示。可是我在这儿是要摸线索，不想让勒菲蒂把罗西打倒，因为他要那么干很容易，只要在孙尼面前造几句罗西的谣言就行了。他可以对我说：“他不想给我多一些钱？那好哇，我只要告诉孙尼如此这般，罗西就完了。”另外，我也不能对孙尼的指示显得不闻不问。我和罗西只是摆出一副样子，好像勒菲蒂不再多要钱了。
在荷里得旅馆里，与孙尼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得力助手“约翰·布比·塞拉萨尼”，是从纽约来的。自从1979年以来，我就认识布比，因为他常常和勒菲蒂待在一起。他比孙尼个子高些，瘦些，太阳穴两边光秃无毛发，一副老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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