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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总统”具有骑兵的机动思想与炮兵的火力思想,他一再强调机动与火力,这也是地面作战非常重要的成败因素。我们要以战术的速度来比赛,而不是以机械的速度来比赛,否则永远没完没了。现在整个部队的思想仍然是以前的步兵思想,所谓运动、射击,也只是运动的速度机动而已。事实上,机动就是因为战机而动。假定没有目的,即使走得快也没有用。因战斗之机而动是战斗之机动;因战术之机而动就是战术之机动;因战略之机而动则为战略之机动。其他事项自然会融入教材中,所以要从手册、典令的修正,到学校教案的修正及部队实质的演练、修正等方面,来着手建立新军。
装甲兵有三个副司令,其中之一兼任装甲兵学校校长。我没有担任过装甲兵学校校长,但是我是主导装甲兵观念思想的人,我透过学校训练干部,再透过干部训练部队。这样我才能有一个完全客观的立场来指导他们,否则我会胶着在学校行政上面。要改变装甲兵的思想不是那么容易,虽然我不在装甲兵学校当校长,但是我把改变干部思想的任务交代下去,先由装甲干部着手改变。当时在陆军总部添设了一个装甲兵室,属于幕僚单位,由我兼任室主任,三个副司令之一兼任副主任,装甲兵有一位副司令兼任装甲兵学校校长,经常亲自到学校督导,我则检查所有教案。我把所有在大陆时期所犯的错误,全部集结起来,作为教材,让学生了解这些惨痛的教训。
总之,在中国的建军史上,我已经尽了心力了。后来我带着部队作战的需求,到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当校长,开始了我的干部教育的生涯,前后长达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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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兵机动化
父亲虽然是炮兵出身,但是他对战车的思想却很前进,他也是一位把炮兵的机动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炮兵用在步兵乎?用在支援骑兵乎?是一步一需乎?是机动作战乎?我们要求战斗性的机动、战术性的机动、战略性的机动,依照所需的时间到达预定的地点,在该时间与地点比敌人强,能够发挥火力,才能够克服敌人,才能够以寡敌众。战车是一个兼具机动性与火力的武器,再加上防护力,以及在战场上的震撼力,合并起来成为装甲兵。战车对于步兵的震撼力是无法形容的,我曾经亲自在战车里面面临敌人的机枪扫射,只听到咚咚作响,因为那些机枪对战车一点威胁都没有,其他如迫击炮、七五炮对战车也造成不了威胁,即使是一五五炮,除非是直接命中,否则其破片顶多把履带打断。
装甲兵原来有五个总队,一个总队等于一个团,但是我们将最上一级称为装甲兵旅,我是旅长。那时候三个总队是装甲总队,第四个是装炮总队,第五个是装汽总队。在作战时,以战车为主的部队先打出去,一般的步兵师跟不上,所以由装汽跟上去,步兵就搭载在我们的车子上,由摩托化的部队接收机械化的战果,再由步兵部队来接收摩托化的战果,一步一步地递补上去,由步兵再交给地方政府。这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战车部队一上去之后就接着超越,他们打过以后再整顿,第二个装甲部队超越,接着第三个装甲部队又超越,而汽车化的步兵继续保持装甲部队打开的缺口,让后续的装甲部队再超越进去。步兵接收装甲部队的成果后再超越。
用装甲兵的是军、军团,虽然陆军的观念不只是步兵,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军团与军里面只有步兵,所有的长官们都是从步兵出身,他们的观念就是不讲速度,所以装甲部队交给他们去指挥并不是很适合。就算长官了解装甲兵,其指挥所幕僚(军与军团参谋)没有受过相当的训练,他们负责事前技术与参谋作业室,都没有符合装甲兵的需求,所以装甲部队在大陆上被糟蹋,不知不觉地就跟着步兵一起败下阵来。到了台湾后,我亲自参加一次演习,我们装甲师配属在军里面,没想到军部的幕僚分配装甲部队集中的地方只有四公里直径的圆圈,这种场地连战车营都放不下,更不用说装甲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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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事件(1)
“湖口事件”的主角赵志华赵副司令是个很内向的人,不过,不论是在战场上或是在平时教育训练各方面他的表现都不错。那次出事情,完全是因为他患了精神分裂症。他是黄埔第十期的学生,装甲兵科班出身,所以凡是有困难的任务都是派他去。尤其到了台湾以后,每次演习时,他都挑重担,所以他功劳苦劳都有。但是赵志华从来没有得过奖,连个纪念章都没有。在缅甸瓦鲁班作战时,就是他这个营建立的功劳,他是营长,可是论功行赏时就没轮到他。等到我到了装甲兵之后,几次想追溯替他请奖、请勋,都没有成功。
我们两人感情很好,相互知心,我跟他的家人就像一家人一样。我常到他家去,谈谈以往的事情,谈谈装甲兵今后的发展,都谈得很投机。我一直注意他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所以我经常在他旁边,也指定了两名军官,万一发现不正常的事情,要有一个人留在他旁边,另一个找最近的电话打电话通知我。
在这里我说一句超出我想说的话,步兵有一种传统性,总不愿意把功劳落在特种兵身上,他们总认为他们是主兵,其他的只是配属而已。等到有功时,如果功在装甲兵就显得步兵无功,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发挥整体功能,才能得到成就,所以不应该分家。一场仗打下来,胜利了,不论是炮兵、通信兵、运输兵、工程兵都有贡献,步兵是一个指挥单位的主力,不论是一个师、一个军,其他配属单位都在同一指挥之下,何必妒忌别人的功劳。
当我离开装甲兵时,我还特别告诉接任的人:“志华是个很内向的人,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他从来也与人无争,但内心里总是有些不愉快,你们又是同期的同学,你要特别照顾他。”装甲兵那时有三个副司令,赵志华是十期的,另外两个是九期的,其中一个是赵国昌,他是副司令兼装甲兵学校校长,另一个是鲍勋南,他是副司令兼陆军总部装甲兵室的副主任,我则兼陆军总部装甲兵室主任。换句话说,在陆军总部,我的身份是特种幕僚,在部队里我是装甲兵司令,但是司令不能专驻在一个地方,所以装甲兵室有一个副主任;此外,装甲兵学校是在我指挥之下,所以我派一位副司令兼任。
新司令接任以后就被派到石牌高级兵学研究班受训,总队要有一个代理的人。我以前的做法是把赵国昌从装甲兵学校拉回来代理司令,因为装甲兵学校自然有副校长可以主其事。新司令去受训时,也是让赵国昌代理,并向总部报备,但是他又在临走时说了一句话,他说:“国昌兄在学校比较忙,司令部的事情还要请志华兄多照顾。”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既然报备是以赵国昌代理,就应该让他全权处理,加上这么一句话,赵国昌还好意思过来吗?其实就在同一营区里,赵国昌要过来很方便,可是他这么一说,赵志华在实质上就变成代理司令了。
有一天装甲兵司令部要到各单位作装备检查,他们在湖口装甲第一师检查完后,部队就在大操场集合,并在司令台前就地坐下,赵志华是带队的人,装备检查时带了一小组成员。最后他向部队训话。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精神分裂症突然发作了,以前这种情形也没有发生过,我也只是预防,没想到那次真的发生了。
他对部队说的第一段话是讲过去的历史,还有他跟装甲兵及装一师的关系;第二段是讲过去打的仗,这两段都是用感性的方式和听训的官兵拉关系;到了第三段他就说:“台北发生了政变,我们的领袖在台北遇难,被包围,我们现在要赶快到台北去救领袖,装一师有谁愿意跟我走,我们马上就出动,到台北去勤王。”结果底下没有人反应,他说了好几遍,还是没有人反应。
他站在司令台的桌子后面讲话,这个司令台是我们用泥砖砌起来的,很原始,司令台前还有一个小型的演出场地,我们经常在晚上席地而坐,观赏小型表演,后面有一间窄长的房间,还有两个门,一个写着出将,一个写着入相,都用布帘挡着。到最后,他把手枪掏出来放在桌上,大家都不敢动。装一师的师长徐美雄少将坐在最前面,他脑子里想这件事情要处理妥当,不能流血,万一赵志华真要开枪,打死或打伤任何人,传扬出去对国军声誉影响很大。僵持一段时间之后,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战中校(朱宝康),一个是上士,站起来对赵志华说:“我们跟你走。”于是那位中校走在前面,上士就跟在后面,赵志华便绕到桌子前面跟他们握手,并拉他们上去。这两人上台后,猛一下地就把他抱住了,那时候枪在桌子上,赵志华也来不及反应,这时下面有人来接应,就当场把他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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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事件(2)
赵志华被逮捕后,徐美雄师长对部队说:“部队保持原地不动,等我回来,谁都不准离开,宪兵,如果有人擅自离开,格杀勿论。”说完后便亲自用吉普车把赵志华押送到师长办公室,以师长办公室权宜为一个临时监禁的地方,命令宪兵把他看住。结果在这一段短短的十分种之内,有一个政战人员站起来就跑,宪兵赶快上子弹,打了两枪,但没打中他。这个政战人员跑到附近打电话,一个电话就打到第一军团通知军团司令罗友伦,这个政战人员跟罗司令说:“装一师叛变了,现在预备朝台北出发。”这实在是莫须有的,谎报就是从这个人开始。罗司令一接到这个报告,当然惊慌,于是马上就出动卡车,横摆在从湖口通往台北的公路上。其实他也是一时情急,过于天真,如果装一师真的叛变,战车可以离开马路,从旁边过去,在路上横摆卡车有什么用处呢?总之,一方面他们在马路上摆卡车阻绝战车通行,另一方面他们拿反装甲武器摆正两侧,多半是三七炮与火箭筒,准备在战车绕道时用反战车武器对付。事实上,装一师根本就没动,结果造成虚惊一场。
当时徐美雄打电话到台北找那位新司令,他还在受训,结果找不到他,所以他又打了一通电话给我。虽然我已经离开装甲兵,但是因为我与装甲兵的感情深厚,我听到这个消息,不论如何都会从侧面帮忙,于是我立刻跳上车赶到湖口,同时派我私人的吉普车到高兵班接那位新司令,请他赶快回湖口,并转告他,“湖口有事故,要你马上回去”。那时候我也不晓得实际情况是如何,到了湖口,才弄清楚了实际情形。我到了之后没有多久,那位新司令就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总司令刘安祺上将也到了。
刘总司令到了之后,由徐美雄做了一个简报,把经过情形报告了一下。简报完后,刘总司令回过头来问我:“纬国,你有什么建议没有?”我说:“就这件事情,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这件事情是因赵志华本人精神分裂而起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防还会有其他变故。我们的处置应该从三方面来作,第一,既然是因为赵志华精神分裂而引起的,所以应该马上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的设备与牢房是一样的,也是铁窗、铁栏,不过里面是软墙,因为怕病患失去意志控制,寻短见。我们把赵志华送到精神病院,传将出去,对于军誉没有损失,而且这件事非但不应该损失装一师的名誉,更不该损及全陆军的声誉,乃至三军的声誉。如果国际间报道装甲兵副司令要带着装一师叛变,人家就会说“中华民国”军队内部不稳定,尤其是最优历史背景的装甲第一师,这是我们不许可的,所以要以精神病患的方式来处理;第二,我们要暗中组织一个小组,要长期严密的调查,看他有没有预谋或同谋,至少要一年的时间,如果发现有预谋、同谋,是有组织的叛乱,我们还是要不惜一切,该抓的还是要抓,该办的还是要办;第三,这次是一个活生生的考验,我建议总司令犒赏装一师,因为装一师的不为所动,所以才能使这件事情局限于因精神分裂而产生的状况,当时师长处理得非常好,我建议总司令为师长以下的弟兄颁勋。这三点建议刘总司令完全同意,他说这三点也是他想说的。那时我的本职是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他说:“蒋校长的建议我非常同意,他的思考也很周密,很完整,就这样办理,等我回到总部再颁发命令。”赵志华则继续由徐师长看管,并且马上派人把他送到台北教导总部。部队解散后,我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