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魏朝就是再迟钝，也有所察觉。他这才明白过来：自己曾经出大力气救下来的这个“魏哥”，原来是个白眼狼！魏朝气不过，便去责骂客氏。可哪里知道，客氏却更看好魏忠贤，当场就与魏朝翻了脸，两人高声对骂。
事情公开化了，魏忠贤要有个态度才行。此时的客氏，正是如日中天，魏忠贤掂了掂分量，便一脚蹬了利用价值相对较低的老弟，公开跟客氏结成了对食。
魏朝当然耿耿于怀。就在天启帝即位后几个月，某日晚，时近丙夜（半夜零点），魏忠贤和客氏在乾清宫西阁亲热嬉闹。恰巧魏朝路过，听到里面的浪笑，不禁气血上涌——卵虽然没有了，可是自尊心还有。他一脚踹开门，揪住了魏忠贤，抡拳就打。
二人你来我往一场恶斗。那魏忠贤年纪虽大，但年轻时骑马射箭都练过，身手要敏捷得多，几拳就把魏朝打了个乌眼青。
魏朝见势不好，一把拽过客氏就跑，魏忠贤跟在后面撵。两人“醉骂相嚷”，一直打到乾清宫外，惊动了已经睡下的天启帝。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东厂太监邹义、秉笔太监王安、李实、王体乾、高时明等，也都被惊醒。
什么人这么大胆？天启帝穿衣起来，到了殿内，卢受等八名太监侍立两侧，二魏“并跪御前听处分”。几个太监知情，就对天启帝说：“愤争由客氏起也。”
天启帝一听就明白了，他不但一点儿没生气，没准儿还在心里乐，态度和蔼地对客氏说：“客奶，只说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酌中志》）
有皇帝愿意作裁判，客氏就大胆地表示了她的选择。她早就厌恶魏朝的“佻而疏”，喜欢魏忠贤的“憨而壮”。有了这一表态，天启当场就点了鸳鸯谱，让魏忠贤今后专管客氏之事。名义上是让魏忠贤负责有关客氏的事务，实际是皇帝给他们俩做了大媒。
魏朝一看自己要彻底出局，心如刀铰，连忙哀求客氏不要太绝情。
王安在一旁看不下去，怒其不争，狠狠打了魏朝几个耳光，勒令他去兵杖局养病，从此调离乾清宫。
谁也想不到，这件宫里太监的“家务事”，对明末的政局、对当事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命运，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历史有一扇诡异的门，就在此刻悄然敞开了。巨奸大蠹，从此得以登堂入室。几个在场的太监各自回去后，也许心里只是好笑。不过，巨变就从这一夜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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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在宫中也有女朋友（2）
此后客魏两人亲密来往，再无避忌。天启帝对这二人也日益宠信，把宫中的一切庶务，都交给二人打理，“唯客、魏之言是听”（《酌中志》）。内廷的控制权，于无形之中渐渐易手。
至于客氏究竟看中了魏忠贤身上什么好处？对此，后人的猜测颇多。
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魏忠贤当年给自己做的手术很不彻底，“余势未尽”（那个东西没切干净），仍有表现不俗的性功能，且精通“房中术”。而客氏又生性好淫，所以她出于性的需要，选中了魏忠贤。
这当然可以聊备一说。明代宦官道德普遍不大高尚，有个别“余势未尽”的甚至逼奸民女，最后闹出人命案的也有。但魏忠贤被客氏看中，怕不会这么简单。
我相信客氏首先还是更喜欢魏二爷的性格。客氏是不大守妇道，但她的所谓性要求，也可以向别人来索取，那个时候已经无人能够约束她了。她之所以选择与魏忠贤“一帮一”，是从全面来考虑的。
在有关的史籍上，都特别强调了魏忠贤与魏朝性格上的不同。《明史纪事本末》说的是小魏“狷薄”、大魏“憨猛”。这也许可以看出一点性功能的差异来，但主要说的还是处世之道。看来，魏朝还是吃亏在性格浮躁上了——各位若在单位里，遇到咋咋呼呼的人跟你过不去，均不用怕。这类浅薄之徒，迟早要败事。
而魏忠贤在入宫前，已有相当丰富的阅历，这与从小长于深宫的宦官相比，是一大优势。且入宫20年后，宫里面的事情也精通了。他能示人以“憨”，就说明这家伙处事的功夫已很了不得了。
从更深层一点儿来分析，客氏此时已从默默无闻的冷宫保姆，一跃而为皇帝的“代理母亲”，她自然会从长远考虑，要选一个最合适的伙伴帮她统辖内廷，作为她维持皇帝隆宠的保障。
客氏一介女流，地位即便再高，也不可能亲任司礼监首脑。因此她选中魏忠贤，等于是选了一个代理人。当然，两人后来的利益高度吻合，无所谓代理不代理了，几乎成为一体。
客氏其实并不是个政治人物，她所做的，无非是想“固宠”。但这女人为此所采取的手段，直接改写了明朝末期的政治史。
客、魏结成合法的“伉俪”之后，气焰顿张，他俩和天启帝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三角关系。
两个男人都与客氏有特殊关系，但互相并不吃醋，反而是客氏要吃皇帝的醋，她对皇后和几个妃子都很不好。平常皇帝驾幸哪一宫，要由客氏来安排。在嫔妃当中，只有听客氏话的，才能和皇帝睡觉，反之就要受冷遇。
天启帝信任这两个人是为了图省事，从此“端拱于上”，像木偶一样不大问事了。客、魏则是开始有计划地清除“地雷”，要把内廷变成自己的家。
那时候王安在内廷是有很大控制权的，但因为多病，不能常见到皇上。本来魏朝在乾清宫管事，是他的一个最好的耳目和看门人。可惜因为风流事，王安把魏朝贬走，等于把门户大开。客、魏趁机控制了乾清宫事务，同时也就控制住了皇上。
天启帝上台之初的内廷局面，原本还是很清明的，有一条很坚固的“防线”。由于魏朝的不慎和王安处置的失当，这条防线给生生撕开了一个口子。
客、魏两人此后的配合很默契，如果两人中有一人有事要出宫，必有另一人在宫中值班，岗位一天都不留空白。等到魏忠贤成了秉笔太监，他就可以“矫诏”了，也就是以自己的意图作为“圣旨”，等于当了半个皇上。
这个态势，对王安和正直的朝臣来说，已相当危险。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十二月，魏忠贤对曾经的恩人、现今落败的情敌魏朝哥们儿下狠手了。这是客魏联盟出手拔掉的第一个钉子。
他矫诏，将魏朝发配到凤阳守皇陵，把他赶出了京师。魏朝行至途中，知道前途不妙，便逃走了，窜入蓟北山中的寺庙里，后来被当地差役抓住，在魏忠贤授意下，就在献县看守所把他缢杀了——活活给勒死。
太监在宫中也有女朋友（3）
这个魏朝，死得太冤。自己引狼入室，赔了夫人又赔了命。三个月前李选侍垮台时，他要是不管魏忠贤的鸟事，最后被勒死的恐怕就是魏忠贤了！
当年魏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刘若愚，后来忆及魏朝之死，也不能释怀。他认为魏朝对天启帝幼年时的呵护，居功至伟，处理二魏纠纷时，魏朝的地位还远在魏忠贤之上。天启帝何至于糊涂或者忘恩到如此地步！
天启帝的“昏”，从这件事上开始显露，后来就越发不可收拾。凡护卫有功的，任其败死。而对于魏忠贤，“移宫之是非，选侍之恩怨，忽然尽反其态度”。著名明清史学者孟森先生认为，大明出了这样的皇帝，是“天亡之兆”；天启帝纯粹是朱家的一个“至愚极不肖之子孙”（《明史讲义》）。
魏朝败死，这只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客魏联盟扫荡内廷的第二个目标，竟然是天启帝即位后，宫内最有权势的大太监王安。
说起王安，这是客魏二人的老主子了。王安是泰昌帝当太子时的伴读，泰昌帝一即位，马上就升他为秉笔太监，深受信任。在移宫案发生时，又是他出大力遏制李选侍的阴谋，护卫天启帝有功。
客、魏二人早年伺候皇孙朱由校时，从东宫系统上来说，就已算是王安的下属了。两人在勾结之初，曾经分析过内廷的人事，觉得王安是最具潜力的领导。于是商定，一定要拍好王安。魏忠贤送给王安的人参，都是天启帝赐给客氏的，魏忠贤每次都拿出一部分，送给王安，还特别强调说：“天赐富贵，叩献做汤用。”（《酌中志》）
那时候，魏忠贤对王安毕恭毕敬。每次见王安，必撩衣叩头。王安不叫不到，不问不答，极为恭顺。
王安是个正直的人，但就有一点小毛病：喜欢奉承，不识人。魏忠贤所以能一步步靠近中枢，魏朝的作用只是美言，而起实质作用的，都是王安。尤其是在盗宝案的处理中，王安更是救过魏忠贤一命。
这样一位“恩公”，怎么会成了魏忠贤要灭掉的人？
那是因为客魏联盟定型后，权势陡增，已经能与王安相抗衡，他们再用不着王安这棵大树的荫凉了。相反，王安由于太正直，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客魏这种小人，本能地意识到：要想在内廷随心所欲，有王安在，就不大可能。
偏巧在这时，王安对客魏不仅构成了潜在威胁，而且也有了正面的冲突。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十一月，王安见魏忠贤侵权日甚，就奏报天启帝，要求严惩这个无赖。恰在此时，御史方震孺、刘兰、毕佐周等接连上疏，要求逐客氏出宫。天启帝被逼不过，表现了最后的一点清醒，答应在先帝大葬礼之后就让客氏出宫，并将魏忠贤交给王安鞫问。
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
鞫问，就是审问，不老实的话可以用刑。魏忠贤在得势后，本性已露，王安应该有所警觉。可惜，这次王安又是心太软，盘问一番后，令其改过自新，就把这家伙给放了。
高阳先生在《明朝的皇帝》里提到这事时，万分愤慨。他说：“正人君子当以权力伸直道时，以一念之私而有不忍之心，此最不可恕。”他埋怨王安这次纵容，是“误己误国”，以至于对王安的人品也评价不高。
高阳先生还假设，王安这时若下狠心杀了魏忠贤，则群阉丧胆，客氏也等于断了一条臂膀，毫无疑问“明朝的历史又是一个写法”。高先生此论，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当时的情势，恐怕还没到足以令王安起杀心的时候。而且王安虽然是个刚直之人，但却不是一个铁腕之人。魏忠贤冷血，不能要求王安也同样冷血。有时是非善恶的区别，就在于人性上的这一点区别。
总之这事，确实令人扼腕。王安又放了魏忠贤一马（人参之作用，大矣），魏忠贤却不领情，反而与王安“结怨”。王安就是从这时起，成了客、魏必欲除去的第二颗钉子。
只能叹世上好人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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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在宫中也有女朋友（4）
各位若在一个单位工作了三年以上，不妨可以冷眼看看一些人——总有人对你前恭而后倨。有些刚开始位置低于你的，见你点头哈腰唯恐不及；但用不了多少光阴，可能就有人见了你要鼻孔朝天了。他不反过来整你，就算是道德高尚的。
因此新人进门，千万要好好辨识，切莫一腔赤诚不设防。当然，给新人下圈套、制造障碍，不是君子所为，但是可以遵循三字原则——“不帮忙”！省得将来悔恨或心理不平衡。在下者的奉承和笑脸，你就当他是演戏，他是不是对你真好，要考验，也许仅仅是你对他还有用。不怪有人感叹，如今连笑脸也没有白给的了。
至于——有要送人参的，就更要万分警惕。
王安是个宁静的人，深居简出，嗜书如命。他还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内廷官场的一棵老树被他挖倒（1）
据说，在此之前的50年前，那还是隆万年间，京师街头就流行一句“八千女鬼乱京畿”的谶语。这一令人惊悚的预言，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变成了压在人们头顶的漫天阴云。
事情开始变得险恶起来。
这年的五月，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被罢，天启帝下诏让王安接替。这个任命，应说是相当明智的一招。王安本人淡于名利，泰昌帝即位后，所有以前因伺候了常洛而有点儿政治资本的内侍，都在营求美差，而王安只以秉笔太监兼掌了巾帽局的事务，名义上并不是太监里的一把手。泰昌帝体谅王安多病，准他可以不必在御前伺候，凡是秉笔太监该看的文件，都由专人送给他看。
王安的身体现在坏到了什么程度？很严重。他出门行走无力，需要有人搀扶。说话也有气无力，十步以外人家就听不清。天启帝的任命诏书下达时，他正在称病静养，照例上了一道辞谢疏，内有“臣愿领罪不领官”之语。一般地说来，这都是例行公事，等皇上再下一诏敦请，做臣下的才可以勉为其难地接受，省得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