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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改革，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却不能不触犯那些在因循*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势官权贵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
“朋党”是宋朝统治者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为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宋初以来设立了许多防微杜渐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严禁臣僚们结成朋党，他们以唐代牛李党争为鉴，明令禁止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与门生的关系。
范仲淹与吕夷简矛盾发生后，宋仁宗于宝元元年诏诫百官朋党，对范仲淹早就存有戒心。只是由于国内外局势险恶，不得不起用范仲淹，并赋以改革重任。当着朝廷上下、宫廷内外反对改革的叫嚣连成一片之际，宋仁宗那迫切更革弊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特别是当着最敏感的朋党问题响彻朝廷，欧阳修的《朋党论》、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讳地承认君子也分朋分党之时，宋仁宗对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让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罢去参知政事的职务。到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官到地方任职，已经颁行的磨勘（考绩）、荫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
庆历新政失败了，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而保守势力和改革势力之间的界线也逐渐明晰。
第四节 关于爹的问题
仁宗没有儿子，英宗幼年被仁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赵曙。嘉祐八年。仁宗崩，赵曙即位。史称宋英宗。尊皇后曹氏为皇太后，大臣都加官进爵，宗师诸王也都加以分封。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结果，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英宗像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中国历代党争》第五章（15）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韩琦对英宗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英宗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英宗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第五节 逼出来的改革
一、北宋的人力资源问题
唐末宋初是人才非常缺乏的时期。而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人才的多寡。唐朝的治国方略与古人相似，而宋朝的治国方略跟清朝相似，唐朝多次受到外围势力的打击，但最终走向强大。而宋朝越往下发展国力越微弱。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否得到有才能的人相助是非常重要的。在唐代，有才能的人都想建功立业，而到了宋代，有才华的人或者孤芳自赏或者独善其身。这是为什么呢？唐太宗以文治武功征服天下群雄，天下人才全部聚集于麾下，对于那些指出他缺点的人多能褒奖。他将任贤唯能列为家法，唐朝三百年天下贤相名卿不计其数，天下有才能的人争相来投。宋太祖是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的天下。所以怕有朝一日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他用人不喜欢有杰出才能的人。于是强化巩固尚在襁褓中的赵宋王朝，加强王权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通过采取“收起精兵，稍夺其权，制其钱谷”的三大纲领，巧妙的“杯酒释兵权”“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差遣制度”等等将军权，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牢牢控制。一举产平了藩镇割据武夫乱政的历史状况。所以宋朝300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发生大的内乱和地方割据，但也因为如此，重文轻武的政策促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观念在全社会迅速传播开来。而宋朝公务员的薪水很高，读书就等于走向富贵，宋朝人不断用勤奋与激情演绎着这个并不确定的公式。反映到社会生活上就是：大龄未婚女遍地都是，30岁、40岁嫁不出去的女人大有人在。
当然宋代是婚姻不问阀阅的时代，再加上朝廷所实行的政策，使得当时的达官显贵，富室豪商在选择女婿时“一不问家世”；“二不问人品”；“三不问婚否”；只要是考中了进士就是他们选择的对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考中进士的男人十分抢手，简直比全球限量版的路易威登还畅销。有时有的大家族由于出手晚了，而未能招得进士为婿，全家人一起后悔。因此，后来每逢到科举考试揭晓的那天，整个首都开封完全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凡是家中有女的官僚地主家庭一大早便全家老幼齐上阵，纷纷出动“择婿车”；到金明池上路，铆足了劲争相抢新科进士做女婿。这种事情在宋朝有个专门的称呼——“榜下择婿”。
宋代榜下择婿之风的盛行，无疑是直接地被当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与其时中上层社会的心理状态，也关系极大。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严格的门阀政治下，形成了“崇尚阀阅”的社会心理。婚姻“重其门第”即是“尚姓”的表现。那么两宋时代在典型的官僚政治下，便形成了“崇尚官爵”的社会心理，而榜下择婿即是“尚官”的反映。宋代也确实是个“尚官”的时代，宋人把宋代社会称为“官人世界”可谓一语道破。不过，天下的男人虽然多，皇帝的乌纱帽就那么几顶，每年的新科进士加起来也就几百人，但是天下想攀龙附凤的女人却千千万万。在这种狼多肉少的情况下，抢不到肉的毕竟是大多数，所以第一年抢不到就得再等一年，天天等，年年等，黄花女终于熬成了黄脸婆。
如此循环，当读书成为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进而由向往演化为精神时，它就脱胎成社会风尚。
《中国历代党争》第六章（1）
北宋末年的战争与和平
第一节 文人卸无可卸的包袱
自古以来书生都是意气用事的，谈论的事情多而能做成的事情很少。北宋的宋徽宗，擅长书画，同时兼有了文学家和美术家的特长，这便是天生的不适宜搞政治活动。他所用的大臣，都是出自童贯、蔡京、王黼、梁师成的门下，没有一个能达到天下人的期望。李纲、种师道并非近臣，却突然间便大权在握，被一群小人所嫉妒。他们所主张的坚决抗金及反对投降活动，懦弱委靡的钦宗所又不敢去做。而城中百姓和士兵都欢迎二人，这又容易招朝廷的忌讳。于是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唐恪、耿南仲等人蛊惑圣听，一味实行投降策略，指望以割地赔款加自虐宋军获得和平而不顾城镇的守备和军事战略的部署。直到太原、真定相继被金人攻陷，交通要塞已经失去，而朝廷尚在下诏令百官议论三镇得失。所以金人曾经对宋使说：“等你们宋国讨论完毕，我都已经打到你们家门口了。”正如民间谚语所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北宋末年的官员都是这样的秀才之流，他们议论了三年也没有定论。所以北宋的议和与南宋的议和内在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南宋是出于不得已，北宋则是能行而未行了。下面我们将详细说说。
第二节 无法完成的任务
唐朝末年，军阀割据。在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做卢龙节度使的时候，多次和梁、晋交战。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浑水摸鱼，趁机夺取了唐朝的营（今热河朝阳县）、平（今河北卢龙县）、滦（今河北滦县）三州，使得河北东北部与热河东南部相继沦入契丹国的掌握之中。唐朝灭亡之后，在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五个朝代和割据于西蜀、江南、岭南和河东的十几个政权，合称五代十国。后来五代中后晋的王存勖消灭了刘守光进而兼并了这些地盘。
契丹与后晋是邻国，后晋的李克用和刚建立后梁的朱温长年对立交战。这种形势对阿保机开疆拓土非常有利，阿保机想建立一个南到黄河，北至漠北的北方大国。为此，他首先南下，偷偷地攻打幽州，因此与晋交兵，相互间互有胜负。山后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察哈尔蔚县）、新州（同今涿鹿县）、武州（同今宣化县）、儒州（同今延庆县）等州大多数都相继被其攻下，只有幽州一直没能拿下。
后唐李嗣源病死后，儿子李从厚继位。让在陕西的李从珂任河东节度使，李从珂则发动了兵变，并趁机联合石敬瑭夺取了后唐的政权。
李从珂继位以后，虽然石敬瑭帮他除掉了李从厚这个后患，但并没有信任他，反而将石敬瑭当成最大的威胁来对待。想尽办法要将他调离河东这块根据地。石敬瑭回去之后，更是小心防范，并想夺取后堂政权，由于力量不足，43岁的石敬瑭认了契丹33岁的耶律德光为父亲，许诺了卖国条件：将幽州、蓟州、瀛州、莫州、涿州、檀州、顺州、新州、妫州、儒州、武州、云州、寰州、应州、朔州、蔚州等十六州（今察哈尔口北道山西雁门道全部）全部割让给契丹以示友好，这是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的开始。于是万里长城与燕山山脉的险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