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下来的，哪里用得着《诗》、《书》？”
虽然郦食其，叔孙通，陆贾他们都经常受到汉高祖的贬低和压制，但也不得不隐忍着。可就是这样一个出身市井的皇帝，却在他的有生之年做了一件儒学史上重大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当他平定英布之乱，自淮过鲁时，“以太牢祀孔子”，并封孔子第九代孙孔腾为“奉祀君”，专司祀事。说这件事情意义重大，是因为这是历代封建帝王拜祭孔的开始，也是历代封建帝王优礼孔子后裔的开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至此以后，“诸侯、卿大夫、国相一到任，常是先去拜谒孔子，然后才去就职处理政务”，而孔子家族的历史也从此翻开新的一页，开始受到历代政府的恩宠，直至成为“安富尊荣”的封建大贵族之家。
促使刘邦思想转变的，是汉初大臣陆贾和叔孙通。
叔孙通曾经在秦朝当博士。秦末项梁起事，投奔项梁。后背楚降汉，追随刘邦。司马迁称之为“汉家儒宗”（《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他对汉初儒学的贡献是为汉王朝制定礼仪法度，从实用的层面上让刘邦认识到了儒生、儒术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汉初，汉高祖把秦朝的那些严苛的仪礼法规全部取消，但新朝礼法未立，刘邦身为皇帝，却责骂诸侯群臣如同责骂奴仆一样，一点也没有上下的礼节，而群臣也没有礼数。他们常常在朝廷饮酒作乐争论功劳，醉了有的狂呼乱叫，甚至拔出剑来砍击庭中立柱。天子无威仪，群臣无礼仪，令刘邦非常头痛。叔孙通趁机建议为汉家制定朝仪，仪出，“自诸侯王以下的所以官员，没有一个不因这威严的仪式而惊惧肃敬的”，朝廷之上一改往昔乱哄哄的场面，井然有序，群臣“出乎礼则入乎刑”，再也“无敢欢哗失礼者”。这大大地树立了皇帝的威仪，令刘邦欣喜若狂。高兴之余，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以示奖赏。不久，又听从叔孙通的建议，进用了大批儒生。刘邦对待儒生态度的转变，对后代皇帝复兴儒学起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陆贾一生主要活动于汉高祖元年和汉文帝即位初期这一段时间内。他少习《诗》、《书》、《春秋三传》等儒家经典，具有很高的儒学修养。刘邦称帝前，陆贾曾追随刘邦打天下，屡屡建功，深受刘邦器重。刘邦定鼎天下后，陆贾又奉命为刘邦“总结秦朝所以失去天下，我们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各王朝成败的原因”，也就是以书面形式谈论天下得失兴衰之原因。为此，陆贾撰文十二篇，总结分析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高祖将他的这部书称为《新语》。这十二篇文章就是后来的《新语》。陆贾以理论的形式劝说、启发刘邦要高度重视和认识儒学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放弃对儒学的鄙视态度。陆贾也因之被后世学者称为秦后第一儒。
二、三教对立
儒学家与墨学家，老学家，法学家之间的势力是消长的。当时在墨学这个流派中，游侠一派特别兴盛。朱家，郭解等人。当时的士大夫都很崇拜他们。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说的就是孔家学说。侠说的就是墨家学说。因为这个原因，孔墨两派在当时社会势力相等。而道家等其它学派。在当时的政界中也有很强的势力。汉高帝时，曹参到齐国出任悼惠王的宰相。召集了上百的儒学学者，问安定和辑睦百姓的办法。儒生们每个人都持自己的一套说法，曹参不知道听谁的，听说胶西有一个叫盖公的人。精通老子的学说。就派人请来相见。盖公为他进言说“治道贵清静则民自定”。意思是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为政清简，不烦扰百姓。曹参就让出自己的府邸请盖公居住。并且听从了他的建议，以此治理国家。把齐国治理的很好，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和睦团结。人们都称曹参为贤相。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历代党争》第一章（8）
景帝时，太后窦氏喜欢老子的学说。从皇帝到所有的窦家子弟。都必须要读老子的言论，尊崇他的学术主张。道家学者黄生，和儒家学者辕固生，曾经在皇帝面帝前相互讥讽对方的学说。太后知道后非常愤怒，把辕固生放到圈养野猪的地方让他去杀野猪，想用这个办法杀掉他。正是因为道家有当权者的提倡和保护，所以儒教不能与他们抗衡。
景帝时，法学家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权力驾驭在九卿之上，国家的法令大多由他来更改和修订。汉武帝即位后，重用桑弘羊等，想学习李悝和商鞅的变法政策来治理天下，所以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都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并与道家学说形成水火之势。正是因为这样在西汉初期，墨学家，道学家，法学家，在政治上及社会上各具有相当势力，儒学还不能统一学术界。
三、汉武帝独尊儒术背后的手腕
儒教得到明确的肯定是在汉武帝刚即位的时候。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在讨论当时的天下形势时说：“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历史使命就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武帝即位后，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汉武帝即位次年改元建元。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武帝就亲自在殿廷考试录用德才兼备能尽力规劝的人。
广川的董仲舒对武帝提出的国家问题给予答复，提出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来考察人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没有经过六艺考察的人不得录用。武帝听从了他的对策，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汀尽ｑ肌⑻锴阆蛉逖В萍鋈迳月缥反蠓颉⑼蹶拔芍辛睢Ｕ浴⑼醵耸鞘Т笫ι昱嗟牡茏樱ㄒ榱⒚魈靡猿詈睿谩笆颖冢渤灯崖帧钡奶厥饫裼鼋昱啻由蕉永矗桃槊魈美裰啤Ｋ坪跻皇敝淙褰搪砩暇鸵耸⒘恕Ｕ早阂皇钡靡猓挂何涞鄄辉僮嗍绿侍螅员阃菩腥迨酢＝峁继蟠笈较碌鞑槌稣早骸⑼蹶疤拔凼率担鹞屎何涞邸Ｎ涞劢讼掠⑵攘钏亲陨毙蛔铮获加ぬ锿‘也被免职让他们反省。申公用年龄老迈为借口，火速溜回了老家。治理明堂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
这样的情况直到建元六年才有了变化，这一年窦太后亡故了，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朝廷的人事上再次出现变化。田汀鄙狭嗽紫啵偈嬉灿κ倍觯适钡睾俺隽恕鞍征戆偌遥雷鹑迨酢闭庖怀て谟艋男纳Ｎ涞劢幽闪苏庖谎月郏既妹扛隹ね凭僖桓鲂⒘哟酥螅私ㄈ褰萄＃柚貌┦恳还伲枇⒚骶涞目际灾贫龋锖胝凑飧鲋贫鹊牧斯猓悠酵钒傩兆龅椒夂畎菹啵飧鍪焙蛉逖У牡匚灰丫对冻渌难趿恕６罅角昀慈逖ё鑫痰木置嬉苍诖笾滦纬闪恕�
四、儒学的进化规律
儒学内部的派别竞争，符合学术进化的规律，在外的学术竞争没有了，就转而形成了内部的竞争。这跟政治有关，跟学术特点也有关。
韩非子的《显学篇》曾经说过：自从孔子死后，儒家内部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墨家分化为三个支系。
儒家八派中的第一家为子张之儒。子张不仅出身低微，而且还是进过监狱的，只是师从孔子之后，才改邪归正，终成为儒林中的名士。《论语》中记载他向孔子学干禄，问从政，似乎心思也不在学术本身，故而身后也没有什么著作传世。子游、曾参也批评他“未仁”；“难与辨为仁”，似乎其思想品质、精神境界并不高。以至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大骂子张是“贱儒”。可见在儒家系统中，子张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子张的后学显然已成为一个很大的学派，他的崛起一方面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子张氏在儒家中是站在民众立场的极左翼，其思想见解与行为方式与墨家极为相似。另一方面，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子张一派在孔门之中原本没有思想贡献和学术见解可言，但正是这一特征使他们在孔子之后在对儒家精神的阐释时便相对少有束缚，而作出一些更合乎现实需要的解释。因此，在严谨如韩非者看来，子张氏的那些解释虽然号称真孔子，虽然赢得人们的喝采，但实在说来背离孔子不知有多远。这既是子张一派在孔子之后不断坐大的根本原因，也是荀子骂他们为不修边幅不守规矩之贱儒的实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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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二章（1）
汉末钩党之狱
第一节钩党是怎样炼成的
一、关系户的政治手腕
中国古代的政权是皇帝继承制，这是皇帝定的规矩，目的就是万世一系地将自己的宝座传给自己的子孙。这个制度到了东汉时已日臻完善。这种皇位继承制度，使储君的范围集中在当今皇帝的子嗣当中，选择余地较小，一旦皇帝早逝，出现幼帝即位的概率就极大，东汉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东汉除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献帝（刘协）外，其余都未满36岁就去世了。其中，除去安帝、质帝、桓帝三帝以刘氏宗族身份即位外，其余都遵从“父传子，家天下”的继承原则。皇帝们虽然嫔妃较多、结婚早，但由于身体发育尚未成熟，过度纵欲，无疑会影响自身的健康，使后代多体质孱弱，年纪不大就夭折了，如果涉及宫廷争宠、废立，再加上古时医疗技术的落后，其中能成人的皇子本来就不多，皇储的选择范围就更小了。东汉先帝死时都早，所以能存活下来的皇子必然年龄偏幼，但只要先皇有子嗣却是非立不可，东汉多幼帝，这是封建制度终其一生无法治愈的痼疾。
东汉如此多幼帝，也有其偶然的原因。与东汉皇帝大多短命相反，他们的母后或皇后却都长命，且“主少母壮”。汉朝又确立了皇后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断时，皇太后可以监护人的身份监督、选立嗣位人，以至临朝称制。太后临朝称制，其权力与皇帝相等，东汉“临朝者六后”，这种情况下，有些太后为了满足自身的权欲，还废长立幼，如原和帝之后邓太后，以长子刘胜有痼疾为由不立，而偏立少子刘隆，而刘隆才刚刚出生不足一百天，刚立不久就夭折。后又立刘牿，也才12岁，一太后竟两立幼帝，把持朝政达16年之久。东汉后宫干政的局面是汉朝时皇后制度乃至后宫制度不成熟的一个典型缩影，这也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完善后宫制度不断探索的结果，对以后不断完善后宫制度起了深远的影响。
当皇帝成年后，为了夺回政权，解除外戚的威胁，只有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了。皇帝幼长深宫，势单力薄，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宦官。皇帝自幼，一切就由宦官照管，宦官照管皇帝的日常起居，熟悉皇帝的性情习惯，是皇帝身边唯一的亲信。当皇帝长大成人，要求拿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时候，必然地同企图继续专权的外戚集团产生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