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无论什么宗教，老牌的道也好，释也好，甚至景教、拜火教，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长安春风得意乃至加官进爵。
无论什么种族的人，高丽也好，契丹也好，回纥也好，吐蕃也好，只要有能力，谁都可以统领大唐的军队。
正是这种自信大度，为创造灿烂的大唐气象提供了无限的活力。
然而，把儒道释三家几乎一视同仁的大唐好像忘了，人治的基础，有限的法律之外，只能是传统的以儒家务实忠君为主体的仁义道德。但如今，从上到下，自由的信仰，放纵的浪漫，使得那些未经多少传统文明熏陶的野性未驯的阴谋家蠢蠢欲动了：他们悄悄把唐王朝交给他们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的军队调转了方向，对准了夜夜笙歌灯火通明的长安……尤其是安禄山那类番将……
积极放手锻炼的结果是有了健壮的四肢，然而现在，拳头暗暗捏紧，向虚弱的脑袋狠狠砸来……
还是马嵬坡。在这个小小的坡地上，大唐，哦，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整个古代社会，告别了盛年，长出了白发。从此，在漫长的下坡路上慢慢踱向前方。
后来的君主们，越是聪明就越是想避免当年的悲剧，再不敢轻易四处开疆，为了保证龙位的稳固，甚至做出集天下精兵于京畿，抱头挨打的荒唐之势。
从马嵬坡开始，中华民族从攻势转为了守势，由外向转为了内省。
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此把主要精力从四夷八荒收回，放到了子民的思想上，他们从儒典里绞尽脑汁翻出一条条泰山般沉重的教义，狠狠地把所有不安分的思绪捆严绑死，气也不容喘一口。所有有碍统治，或是有嫌疑防碍统治的思想，统统都是异端，都是大逆不道。
后来做为“国粹”的小脚起源有多个说法，有人说，始于唐末五代，我相信。
也许不能太责怪他们，实在是他们走得太快了，在一片迷茫里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仅就政体来说，大唐已经做到了专制社会能达到的极点。而人类的另一些精英，要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才会在地球的另一边苏醒，才会发出那一声声振聋发聩的民主呐喊。
我们寂寞的祖先，只有孤零零地在从马嵬坡开始的那条长坡上彳亍，缓缓前行。既然前面找不到令人惊喜的前所未有的路，那就扎紧自己的绑腿，裹好自己的大衣，走慢些也无所谓，只是不要跌倒……
斜阳将这个孤独的迟暮巨人那佝偻的背影拖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长，长得那么脆弱，长得那么稀薄，长得又是那么沉重。
也许是路途实在太漫长了，也许是风景实在太老套单调了，疲惫中，我们的国家慢慢在征途上进入了梦乡，竟然没听到来自西方那为了自由民主而战的炮响。直至蛛网凌乱锈迹斑驳的大门被坚船利炮狠狠地撞开。
又是血与火，又是哀叫，又是屈辱，又是混乱……
又是无边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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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老（1）
长乐老——最坦然的“贰臣”
自从读了冯道的传记，一直希望能见一见这位长乐老人的墓碑。不仅是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了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卫道士火气十足的批判文字，就像顽童在墙上“某某人是大乌龟”之类的即兴创作，或者像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后唾沫横飞的跟帖；主要是觉得好奇：小小墓碑，如何篆得下这位不倒翁赫赫一长串连通五代的官名？——他的碑上，到底刻的是哪朝哪代，哪个职位？
中国历史上，对尚识廉耻的士人，最大的侮辱是什么呢？
乱臣奸臣？一般角色好像还修不到这个地步，等有了这样的实力时，这几个字就很可能得嘀嘀咕咕吞到那些敢怒不敢言的人肚子里去了。贪官赃官？遍地皆是，说不定骂别人的同时也就骂了自己。庸官？尸位素餐？不学无术？有本事你也来尸位一回？咱家才学不好，独你就是太白转世子建重生？
“贰臣”！
这两个字出来，立时不知有多少人涔涔汗下，湿透了楚楚的衣冠。
改朝换代大是大非之前，太平时代无论多么令人切齿的恶行丑态：狠毒贪婪也好、刁钻阴险也好、无能虚伪也好，统统成了滔天浊浪里微不足道的烂草浮沫。
作为臣子，忠贞不二，是我们这个以忠孝治国的古老国家最后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几千年来，作为立身纲领的三纲，第一纲赫然便是“君为臣纲”！好女不事二夫，大难临头，大臣岂能背弃君主？
失节女子尚得承受千夫所指，你个朝秦暮楚的反复小人如何有颜活在世上？
于是不知有多少人，在暗夜里咬着被角低声抽泣，为了当时一步已不可挽回的失足痛不欲生，狠狠地扇着自己憔悴的老脸。
泪眼矇眬里，身边的金碧辉煌锦衣玉食都成了最刻骨最残酷的讽刺。
“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
字里行间的得意和欣慰，几乎能使后人看到，作者微笑着别袖于身后，傲然地俯视着天下苍生。而这几句话，却是出于历史上一个可能是最大的贰臣，末年对自己一生总结性的自叙中。
哦，准确地应该说，是“四臣”。他就是“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奉事八姓、十帝，五代时中原几乎所有王朝的首辅重臣：冯道。
自叙里，冯道为自己取了一个号：“长乐老。”
“礼义，治人之###；廉耻，立人之大节……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欧阳修）
“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司马光）
“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胡三省）
“（冯）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盗）跖矣。”（王夫之）
……
这就是后人对这位长乐老的评价。
好像能闻到文字背后的火药味，甚至听到了从一个个鼻孔里发出的或响或轻的“嗤”声。
他们的愤慨可以理解，然而，如果历史能够换个时空，让他们处于冯道的位置上，这些慷慨激昂的忠臣义士，又会如何表现呢？
最大的可能，是多了一批远走高飞的逸民，多了一批牢骚满腹的隐士，情况如果急了，应该也会出现一个两个如几百年后方孝儒那样的铁骨烈士。
来自他们所处时代对道德越来越严格的约束，他们是会为了气节，为了身后铮铮的英名，牺牲其他所有一切的。然而，沧海横流的时代，这种逸民隐士或者忠臣烈士，除了在历史上留下贞烈不屈的遗迹以激励后人，替后人的朝代在思想的稳固性方面添一块砖，加一根血淋淋光闪闪的梁，对于当时水深火热中的黎民，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长乐老（2）
自从读了冯道的传记，我一直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能见一见这位长乐老人的墓碑。不仅是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了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卫道士火气十足的批判文字，就像顽童在墙上“某某人是大乌龟”之类的即兴创作，或者像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后唾沫横飞的跟帖；主要是觉得好奇：小小墓碑，如何篆得下这位不倒翁赫赫一长串连通五代的官名？——
他的碑上，到底刻的是哪朝哪代，哪个职位？
后周显德元年初夏，公元954年，七十三岁的冯道终于走完了他那连自己也不敢想象后人将如何评价的一生（他在自叙里，也留下了一句无奈而不祥的哀叹：“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走入了那块神秘的墓碑背后。
也许是修史人对冯道的厌恶，正史没有留下多少冯道死时朝野的反应，不过是例行的辍朝、封赠、追谥。但还是留下了一些无法掩饰的痕迹：据说他出殡那天，纸钱撒得让路旁的树都成了白色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更是不得不记下了这么一笔：“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
纸钱没说定是百姓自发撒的，但对于一个如后人所讥，是个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贰臣，是谁也不会想到拿他的寿数与孔子相提并论的——那岂不是大大亵渎了至圣先师吗？如此敢与孔圣类比的，后世好像只有魏忠贤，而冯道却是出了名的谦恭宽容，全无那种毒辣狂妄的手段。
对于鄙夷冯道的人来说，有场对话是他们津津乐道的。双方是冯道和辽主耶律德光。辽主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他答道：“这个时代，佛祖出世也救不得——只有大皇帝您救得”。听啊，多么的奴颜婢膝，多么的恶心肉麻！按后世那些直臣君子的做法，这个时候应该是昂首挺胸须眉倒立，给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胡夷好好上一堂圣人如何胜残去杀兼济天下的中华大义之课——堂堂一国宰辅，岂能如此卑微丢脸？
多年后，同样处于是非旋涡中心的王安石，却以实干家的胸襟，深深敬佩冯道这一席话的良苦用心，简直是“诸佛菩萨行”。说这是“屈身以安人”，为了安定天下百姓，一身之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了。
欧阳修毕竟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他还是在《新五代史》上记下了这么一笔：“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这次谈话，只是冯道一生中，尽自己所能，以安定乱世百姓的无数次努力中的一件。
史书还记下了他的其他一些即使是放入《良臣传》《循吏传》也毫不愧色的事迹：
小心而又巧妙地进谏暴躁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有机会便为这位行伍出身不识文字的皇帝宣讲儒家经书，希望他能收敛性子，兢兢业业体贴下民；
以自责为手段劝刘知远改正错误的律条以救护百姓；
在满朝文武对出使残暴无信的契丹心惊胆战时坦然领命，甚至领命后直接启程而不曾回宅咐嘱家事；
将契丹人掠夺而来的汉人子女赎身送还；
奖掖孤寒学子，大力提倡文教；
连天战火里，花大力气刻印《九经》，竭力保存文化；
每逢荒年就用自己的俸禄赈灾；
……
板荡的人世间，冯道使出浑身解数，力求使在他所能影响的土地上苦苦挣扎的百姓们，尽可能活得好一些。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起码后唐明宗时，史书上记载着“粗为小康”。
把目光稍微离开一下冯道，让我们看看那短短八十多年里，一茬一茬地在大唐帝国的废墟上来来往往的枭雄们吧。
有意思的是，无论他们用什么办法得到这个残缺的政权，也无论他们姓什么、属于什么族，只要他们的屁股下了战马，在坐上那把血迹斑斑的龙椅的同时，首先几乎都要做同一件事：
恭迎或者征召冯道。
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后汉隐帝刘承祐猜忌大将郭威并想杀了他，结果激起兵变。郭威率军进攻开封，刘承祐为乱兵所杀，皇位空出来了。羽翼已丰的郭威一心以为后汉大臣将拥自己为帝，可是见了冯道之后，居然发觉他一点表示也没有。他试探着向冯道行了礼，冯道竟然大咧咧地受了，郭威由此意识到夺位时机未到，只得暂且推别人为帝了。
冯道拥戴与否，差不多成了政权是否合法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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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老（3）
仔细想来，这个现象其实合情合理。
政权，原本就得由皇帝和大臣共同组成。在皇位如野菇般朝生夕灭缺少可靠性的时候，反而是较为固定的大臣们，对这个纷纭杂乱的天下能起多一些的震慑稳定作用。流水的皇帝铁打的臣，只要不在兴替的杀戮中卷得太深，大臣们就如同滔滔洪流中的舢板，继续漂流，继续载人——
而皇帝只是舵手：舵手可以常换，舢板要重打一艘却是麻烦。
冯道，这时就是小小舢板不可或缺的沉重的铁锚。
也许在那个时代，登基时，面对脚底万民，玉玺、龙案、兵马、冯道，四者俱全，新主刚放下刀枪戈矛的手才会觉得好像又抓住了什么，才会有沉甸甸的稳定感安全感，觉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坐稳了。只有老臣顺服听命了，在子民们看来你才像是真正继承了那副烂摊子，才会绝了对前朝的念想——连多年的老伙计都不是继续干上活了吗？
而齐崭崭一色新人新衣的朝廷怎么看都像是草寇的山寨或是暴发户的店堂。
后来明成祖和方孝儒之间，以千百条人命了结的冲突，悲剧背后，也应该存在着同样的原因吧。
再看看当时的百姓吧。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短短两句俗语，道出了多少痛苦辛酸。走马灯般来去的帝王将相，早就使得他们流血的心结痂麻木了，谁有闲心管金銮殿上坐着的是哪一个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