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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自己更是狠狠地对落在他手里的儒术进行后人缠小脚似的缠裹，他要用三纲五常把大汉的臣民捆扎得牢牢固固的；再加入他从墨家阴阳家那里取来的自己认为合于儒术的部分——从“不语怪力乱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终于有了他的“天人感应”。
有古籍说仓颉造出字来那夜，有人听到了鬼哭。那么，不知汉武帝颁布“独尊儒术”诏书的那个夜晚，孔子坟头有没有异响？两千多年后，龚自珍有诗云：“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无论思想也好，人也罢，处在下位努力向上攀登时，他的活力总是最大的。但等到占据高位，心满意足了，有能力压抑对手时，他的发展也就到了极限，接下来就该是下坡了。这就是孙武说的“攻守之势异也”。
当儒学被提升到能与天感应、类似宗教的状态时，它的根其实被已经拔离了地面，成了死的学问。没出息的后人只能在董仲舒和汉武帝划的圈子里使劲钻牛角尖，对经书典籍中一个字注上几万言是常有的事——就像小脚发展到后来，讲究什么“瘦、小、尖、弯、香、软、正”的名堂。
董仲舒当时就应该感到了沮丧：他一定能觉察出朝廷治理天下时用的儒术，与他尊崇的儒术并不太一样。最好的例子就是公孙弘。这个同样研究《春秋》的老对手，在当年的对策中，就已经显露出了危险的苗头：居然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控御臣下的“术”！这岂不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邪说吗？然而这个董仲舒鄙夷之极的狡猾的所谓儒生，居然凭着这套说法平步青云，对策时被天子擢为第一，并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深得皇上欢心，前途一片光明。更可怕的是，时下朝廷里，那些酷刻残忍的文法吏事，也学着公孙弘，全挂上了儒家仁义礼智的外饰。
董仲舒愤愤不平，这分明走的是“霸道”的路子嘛——真正的儒家应该行的是宽厚正大的“王道”的。
确实，一百来年后，大学者刘向就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王道大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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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4）
即使是被儒生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周文武的黄金时代，也还是在儒家典籍上留下了“血流漂杵”的痕迹，太公更是传开了用兵如神的威名。“天下大同”的王道，从来只存在一代代儒生们美好的幻想之中。无论是谁，把王道抬得再高，霸道，才是每一位雄主选择的真正道路。
雄主，是不会被任何一种别人的思想所束缚的。
刘彻正是雄主里的雄主。
董仲舒自以为是天地间之至言的天人三策，不过只是摆在刘彻面前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对策中的一份而已。
刘彻既然选择了天人三策作为他的经国大纲，就一定得牢牢把政策的主动权捏在手里。在他看来，高倡天人关系的儒家，其实也是和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不过是统治思想的权术罢了——不过刘彻承认，这比焚书坑儒实在是高明多了。
当刘彻看到连高徒都不能领会这一代大儒所阐述的天人灾异那一刻，心里一定在暗暗发笑。但这一定是他预料中的：
自以为是、党同伐异的儒生们，对来路不明的理论，向来是如临大敌，不驳个体无完肤绝不罢休的。
两千多年以后，那场荒唐而狂热的浩劫里，董仲舒作为一个巨大的形而上学“封建毒草”，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祠抄了，像砸了……
其实回想我国悠久的历史，他其实是有大功的：毕竟无论什么时代，人心稳定才是发展的基础。董仲舒抬出老天作为大一统后盾的儒家理论，在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客观上起了整理稳固各阶层思想的作用，真正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思想界，或者应该说是第一次成为思想界能压制其他所有理论的唯一主流，将那些喋喋不休乱七八糟，蕴涵着离心倾向的危险言说镇得从此再也抬头不得。再夸张点说，正是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广泛传播，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分分合合却始终能走回统一的路上。
在这个意义上，他几乎可以与混同天下的秦始皇相提并论。
当然，我们也该看到，仅仅只有稳定，是不能长久迅速地发展的，经过几千年层层加铸的三纲五常，像枷锁一样，一日一日压得这个源远流长的古国弯腰驼背透不过气来。
但这能怪董仲舒吗？就像婴儿学走路用的学步车，开始确实是能有效规范孩子的姿势，加快他们学走路的速度的；但不管孩子长到多大也不取下，甚至长了胡子还套着学步车，那只能是使孩子畸形残废。这能责怪发明学步车的人吗？
倒是后世的统治者们，对这套行之有效的精神枷锁死死抓住爱不释手，打磨上油保养维护的正是他们。
匈奴已远遁，诸侯已尽削，百姓都听话，花白了头发的刘彻志得意满地在柏梁台上独坐。
台侧危耸的铜柱上，同样铜铸的仙人高举着承接露水的金盘。
他捧起了去世多年的董仲舒留下的《春秋繁露》，想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提到天上是否真有神仙。
刘彻现在实在很想知道那神秘的苍天之上到底有些什么。
改制（1）
改制——王莽的“大同”梦
后人有时实在不能把在长安南郊哭得声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稳健地操纵着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等同起来。好像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声名与事业，喀嚓一声，以他的登基为界拦腰剪成了两半。
地皇四年秋，新朝都城长安。
皇宫内殿。伏在几上的王莽大叫一声，又从噩梦里惊醒，全身都是冷汗。
他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有睡个安稳觉了，实在倦了也只是伏几小寐片刻。也吃不下东西，每天最多只是就着鳆鱼喝点酒。
空荡荡的殿里一个人也没有。王莽似乎想喊一声，随即又无力地倚在了几上。深陷的眼窝里，死鱼一样的眼睛茫然地看着翻倒在面前的酒爵。
这年六月，王莽那以“长一丈、大十围”的巨无霸开路，无数“猛兽虎豹犀象以助威武”的百万（实为四十三万）之师，“前歌后舞”地前去镇压各地起义。原以为这支“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的大军，应该是“所过当灭”，但在昆阳竟然被###千绿林军打得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只挣出数千残兵丧魂落魄地逃回洛阳。
绿林军趁势麾军大进，兵锋直指长安。
消息传来；关中大乱。
王莽很清楚自己的手掌还能控制多大的地盘，臣下也很清楚——就连倚为肱股的国师刘歆也绝望了，居然想劫王莽去向更始政权投降。
尽管所有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王朝能够永远兴旺，可君临万世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于是也就有一些倒霉的帝王必须面对末路。
穷途的帝王们，表现得也是千姿百态。有与前来弑主的臣下讨价还价，从郡王直降至做个普通老百姓而不得的秦二世；有搂着嫔妃躲到枯井里的陈后主；有对镜自叹“这么一颗好头颅，不知来砍的是谁”的隋炀帝；有痛惜儿女生在帝王家的崇祯……
可除了如晋惠帝之流，因诧异饥民“何不食肉糜”而贻笑千古，明显弱智的宝贝外，好像还没有谁像王莽那么荒唐、那么异想天开的——
王莽在绝境中上演的那出闹剧还是一如既往地轰轰烈烈热热闹闹。
终于，他召集所有的儒生术士，挑了个吉利的日子。
那个狂沙大作的清晨，长安南门的吊桥吱吱地放下了。烟尘滚滚，金光闪闪的仪仗慢慢导了出来。
昔日趾高气扬的羽林郎们今天怎么看也有些沮丧。
王莽坐的还是那辆臣民们私下称为“灵车”的；六匹马拉的金瑵羽葆九重华盖登仙车，只是护驾的三百黄巾力士今天“登仙”的吆喝声，实在有些涩哑勉强。
文武百官朝服盛装，依次默默步行，跟在车后排成长长一串。褴褛的长安百姓战战兢兢地伏在大路两侧，不时悄悄抬一下头，暗暗琢磨着神圣得可笑的主上领着群臣又想搞什么新花样。
南郊。几千儒生同声吟诵冗长而沉闷的祷文之后，也不知谁一声令下，所有人齐声大哭。顿时，旷野上哀声震天。
这就是《周礼》及《春秋》都提到的：“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
王莽哭得尤其伤心，时而捶胸顿足，时而伏地叩头，时而仰天大呼：“苍天苍天，既然授命于莽，为什么不殄灭众贼啊？如果我的受命是个错误，那就用雷霆轰诛了我吧，苍天啊！苍天！”他悲恸得几乎窒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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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2）
秋风中，六十八岁的王莽哭得像个无助的孤儿。尘土、鼻涕和眼泪把崭新的衮袍糟得一塌糊涂。
他实在是觉得委屈极了。
王莽是历史上集昏君暴主和奸臣贼子为一体的代表人物，实在臭得可以，足够与桀、纣那几个老牌标靶称兄道弟。
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个资格，两千年来都是因为他的谋篡——家天下时代，来自身边的威胁确实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应该防备的，理应神人共诛。
但王莽的惨败，并不能说主要是因为谋篡：搞那种禅让把戏的，他不是第一个，儒生们津津乐道的尧舜禹政权交替中是否存在阴谋诡计，抱怀疑态度的人代代都有；他也不是最后一个，后代究竟有多少人导演过这种闹剧，一时很难统计，但其中包括了唐宋开国之君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甚至可以说，他的代汉过程可以算是成功禅让的典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也没有流多少血，简直是民心所向顺理成章。
如果动辄几万、几十万人上书请愿歌功颂德，被后人怀疑是王莽自己炮制的话，那么即使是对王莽意见很大，在《汉书》中只给了他“传”的待遇，而且放在最后一篇以示贬斥的班固，也不得不在书中写到：
“（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
你如果认为在西汉末年那腐败堕落的环境里，作为当权外戚的王莽，篡位前那些礼贤下士廉洁自律是伪装，简朴得让公卿们把堂堂大司马夫人错当成仆妇是矫饰，责令儿子为擅杀个把奴婢而自杀是不择手段的残忍的话，那么王莽为了篡位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
整整三十一年，他过的就是这种所谓“虚伪”的生活！
后人有时实在不能把在长安南郊哭得声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稳健地操纵着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等同起来。好像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声名与事业，喀嚓一声，以他的登基为界拦腰剪成了两半。
正是登基后全力以赴的改制，把王莽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
从诏书上，我似乎能看到，对权贵愤慨之极的王莽，俯视着在水深火热里呻吟转侧的贫民时怜悯而冷峻的神情。
当然，中国向来是官样文章最多、技巧最妙的国家，往往越是写得声泪俱下越是不关痛痒。然而王莽这道诏书应该是可以表达他的真实心情的。
因为一坐稳身子，王莽便迫不及待地向苦海众生伸出了手：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
“五均六管”，对工商业进行统筹统治，平衡物价，实行盐、酒、铁器官卖，把铸钱收归国营，限制豪商大贾敲骨吸髓；
……
一条条森严的诏令，分明能使后人体会到，王莽想扫尽天下不平的坚定决心。
近年来在西方，很多学者对王莽充满了好奇。他们惊异地发现，在那个连耶稣都刚开始传教的“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他们甚至恭维王莽是个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革命家。（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确实，读着这些改制的诏令，有时我真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这些诏令真的是两千年前出台的吗？这简直就是上世纪革命家们宣传的施政纲领啊！恍惚里总有个荒谬的想法，王莽，会不会是像前些日子流行过的那种小说写的，我们身边的人穿越时空回到遥远过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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