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惦棐被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最受牵连的当然是直系亲属。夫人张子芳和岳母带着五个孩子，四男一女，被迫从机关大楼的宿舍迁居到陋巷大杂院——振兴巷6号。在繁华的北京闹市区，这条窄巷，三人并肩就无法通过。从1958年到1979年，一家老少八口人，就一直挤住在这里的狭小平房中。
钟惦棐每月生活费26元，每个孩子补贴10元，加上张子芳每月工资，共收入100多元，要养活八口之家，物质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长年靠棒子面粥、窝窝头养活，不买论斤称的新鲜蔬菜，而买最便宜货：论捆的烂菜叶子、论堆的烂西红柿。孩子们放学回家，马上脱下布鞋换木屐，以节约鞋子。1960—1962年三年灾害饥荒时期，张子芳工作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偶尔从外地弄到一批鸡，配给供应，每只6元（黑市价10元到15元），每个职工限购一只。张子芳盘算来盘算去，硬是拿不出这6块钱来养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个老弱的母亲。“一毛钱攥出汗水，也舍不得花”。（引自罗艺军《敲电影锣鼓的人》，原载《电影创作》1993年第5期）
受尽了唐山柏各庄农场的4 年监督劳动煎熬，钟惦棐由于“劳改表现好”，终于被调回北京，贬谪在中国电影家协会资料室工作。1963年，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成了一名“摘帽右派”，行政降4级，降为15级，每月工资124元。
钟惦棐还没有缓过气来，1966年“文革”的锣鼓敲响了。作为“摘帽右派”，他这个反面教员成了“革命大批判”的“当然对象”。于是，他又被关进“牛棚”，每月生活费仅15元；然后被赶到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直到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才使钟惦棐的沉冤得以昭雪。钟惦棐苦笑道：“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40年，居然有一半多时间不在党内。”钟惦棐又开始忙于电影评论工作，他被推选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写下百万言电影理论著作，他说：“人活一天，倘学无长进，则愧对人生。”
1987年3月，钟惦棐患肝病和肾癌，不幸病逝。令他欣慰的是，他的次子阿城以小说《棋王》震动中国文坛，进入作家行列。
上海陈忠兴
陈忠兴（生于1926年）是邮电部上海通讯设备厂的技术人员，由于“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比成孙悟空”而受批判。1958年7月被调到工具车间监督劳动，9月被“补课”定为右派分子。陈忠兴在1956年评为七级技工，每月工资105元4角；定为右派以后，降为三级工，每月工资57元5角。他上有双亲，下有三子一女。妻子是女工，1956年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家庭重担压到了妻子肩上，妻子的头发过早地白了。
在百般无奈之中，陈忠兴把女儿给了别人抚养。
1959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他又被押送到上海青浦县青东农场劳动教养达两年之久。陈忠兴想不通。在极度孤独、苦闷之中，精神失常，甚至几度想自杀而未遂。
1963年4月16日，陈忠兴终于结束了“劳教”，摘去右派帽子，回到厂里。可是，他的工资竟被定为每月39元——据告知，他从农场来，算是新工人，而最低一级工资是每月39元！
他在一份旧报纸上看到“反右派运动”的总结报告，上面提到在工人之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他据此写信向上申诉，却被说成是“右派翻案”。
1977年，他的月工资增加5元。1978年12月，厂里开会宣布为他平反，提升为技师职称，工资恢复到每月工资105元4角。
上海的“著名右派”陈仁炳
上海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仁炳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经历“七斗八斗”，便被送入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58年9月至年底，上海“著名右派”48人，又被送往上海县颛桥农村“集中学习”。分为三组，陈仁炳属第一组，组长为陆诒；第二组组长为徐铸成，第三组组长为沈志远。他们住在农村，上午在田间劳动，下午写交代。12个人睡一个房间。除了右派外，还有监督人员，生怕有人自杀。陈仁炳在劳动期间患心脏病，经第四人民医院抢救未死。不久妻子离婚。1960年12月“摘帽”回学校教书。1966年文革开始，又被“监督劳动”9年，做木工，当下手；每月工资一度被减至57元7角。当时，他的房租要40元，只剩下17元7角生活费。不得已，他只好放弃原本在淮海中路的宽敞住房，迁居到普陀区两间8平方米的小屋。1972年患肺炎、心肌炎，实在干不动体力劳动；1975年，陈仁炳65岁，获准退休，从此他再也不必去做木工了。退休金每月57元。1981年恢复教授待遇，住房、医疗均有了保障。
摘帽之后的费孝通
1987年费孝通教授接受巴博德教授采访时，谈到了反右的情况。摘录如下——
费：1957年。气氛突然改变。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甚至现在我们也不真正了解突然变化的背后是什么，虽然这个运动在一般人已经认为是一个错误，一个过失。但是从那时起我进入了一生中完全不同的一个时期。我不能说它是可怕的——没有人打我，也不要求我忍受体罚。他们只是批判我。我说，行，我愿意接受批判。严肃地说，我想要明白我错在哪里。我被解除一切原任行政职务，只保留教授职位。实际上我喜欢这个角色，在中央民族学院当一名教授简单得多。可是，我当然不能做实地调查了。然后，下一年，他们“摘掉我的帽子，”或者去掉我这个标签。
巴：那是在1959年？
费：1959年。那时我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我被给予政治地位。贬黜算是结束。现在我可以去各地访问，但仅作为有组织的团体的一员而不是个别的旅行，那不坏。许多同样被谴责为右派分子的较年轻的人却被发送到艰苦的地方，过着艰苦的生活，而我没有。不过这时我没有声音了，没有人会出版我的任何东西。所以我变得默默无闻了。
巴：费教授，这是在告诉你右派分子已经摘掉以后？
费：1959年他们摘掉了我的这顶右派帽子。
巴：仍然没有人出版你的著作？
费：没有人会出版我写的任何东西。理论上我是恢复了名誉，但实际上没有改变。这时我被称为“摘帽右派”所以事实上我仍是一个右派分子。那是阶级斗争。“摘帽右派”成为像我这样的人的特殊称号。我们还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被剥夺许多权利，被当作一类特殊的人对待。这是阶级斗争。
那时我的思想实际上停滞了。我不能写作，这使我智力停滞。我开始怀疑自己。我到底是不是错了？ 我是在保护资产阶级吗？ 我错在哪里？ 我不明白，但我也不认为他们是错了。麻烦就在于此。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我，我有这种感觉，但是我错在哪里？ ……（转引自张冠生《青山踏遍·费孝通》第148—14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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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配给的粮票和各种票证（1）
1955年开始印制发行了统一的“全国通用粮票”，这一版全国粮票曾在1956年和1957年两次加印，面值有“壹市斤”“半市斤”“肆市两”（四分之一市斤，旧秤16两为1斤）“叁市斤”“伍市斤”等五种，一直用到1980年6月才作废；在1965—1966年又印制了新版的全国通用粮票，面值有“壹市斤”“半市斤”“贰市两”（五分之一市斤，新秤10两为1斤）“叁市斤”“伍市斤”等五种，一直延用到1993年。
此外，各省（市）、军队也印发了配给的正规粮票。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我国城镇一直实行“配给制”，基本生活用品如每人每月20—30斤粮食（粗粮和少量细粮）、半斤或几两油、半斤或一斤肉，每年几尺布等，都凭“户口供应本”分栏记录、发给票证，配给到每户人家。
形形色色的票和证，乃是50—80年代我国城镇户口（排除农民）享受物质供给权利的凭证。没有购粮证，粮店就不卖给粮食；没有购物证，几乎就丧失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资格。
票证的配给数量和种类，各有差别。大、中、小城市不同，各种职业、工种的级别不同，最末一等是农民，不办户口本、不发粮油票、国家除了偶尔对于种棉、养猪给予有限的奖励以外，几乎什么配给也没份！
户口和票证乃是城镇专有的特权。职工从本单位或企业领取工资、奖金以外，还能凭票证以“平价”购买国家规定的配给品。当然前提是基本供应得到保障、物价相对稳定；一旦供应极度匮乏或物价上涨，那么职工的实际收入就低于名义工资。
“配给制”只对市民生活中的部分必需物实行配给，方法是定量、限额、凭证、凭票。一年四季，每季度将三个月的票证，通过各“单位”和街道里弄居民委员会，依照户籍分发到各家市民。在“供应本”上加以记录查核。有的按户计算，有的按人头计算；单身者如学生等，由学校按“集体户口”领发。政府设置专门机构（商业厅局、粮食厅局等）来管理这一复杂烦琐的事务。
20世纪60年代，我国职工家庭每人每月购买的商品中，有70—80 ％ 是凭票证定量供应的。另外有20—30 ％ （主要为食物和日用品）来自农贸市场和高价商店、高价餐厅。至于收入低的多数职工，几乎全部购买国家定量供应的日用必需品（平价商品），而根本买不起自由市场上的“议价”商品，也进不起高价餐厅。
上海市最早发给票证的回忆
作家何满子回忆说：建国的头几年，倒没有这票那票的，市场上也没有排长龙的现象。当时有个前苏联的艺术团体，芭蕾大师乌拉诺娃那一批吧，1952年到上海，年轻的男女演员们在上海淮海中路闹市一看，商店里货品琳琅满架，使他们大吃一惊，纷纷争购香水、发油等化妆品，可见在他们国内是难得弄到的。
大概在1955年，上海开始发粮票和布票了（引者注：1955年11月开始使用全国粮票和油票，1954年9月各地发放布票，1957年开始发放肉食票）。开头觉得很麻烦，上个馆子、买包点心，钞票之外还要加粮票，很不习惯。谁知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一到“莺歌燕舞”、“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的“大跃进”时期，什么票证都出来了，粮、油、布票之外，陆续添上了香烟票、糖票、火柴票、日用品票、副食品票、绒线票和现已忘了名目的花样百出的票证。
许多票证以编号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革十年期间，多达上百个“号”。
每月发下来一大叠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给；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供应“甲级”香烟。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等等。
家庭主妇为了掌管这些票证大伤脑筋，搞得晨昏颠倒；而这些玩意又是命根子，稍一不慎，丢了或弄错了都是性命交关的。
其中粮票更是可以制人死命，是一点也含糊不得的。正当《人民日报》《红旗》狂吹亩产麦子、稻谷几万、十几万斤，据说怕粮多了没仓库堆放，听任大家放开肚皮吃，公社里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时候，忽然“人祸天灾”席卷大地。饿得眼珠发绿、浑身浮肿的人们，为了几斤粮票打死人的案子，何满子就听见过多起；还跟一个因抢十几斤粮票和少数钞票而在铁路边打死人的死刑犯，一同在宁夏中卫县公安局拘留所里呆过。那可怜虫看上去很善良，只因没日没夜的大炼钢铁，实在饿得发慌了，这才铤而走险的。如此票证悲剧当时不知有多少！
就何满子自己家里说，大女儿不小心，姐妹俩一个月的粮票被人扒窃了。老伴只得用家里的衣物以不等价的交换方式换成粮票替补。各地都有粮票和各种票证的黑市，难以指责这种黑市的法律和道德问题。谁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是哪些指点江山穷折腾的始作俑者。
由异想天开的瞎胡闹带来的物资极度匮乏，逼迫人们为了活命而卑微萎琐。举一小例：1961年何满子回上海医病，住在一个老朋友家里。朋友们的孩子只要一放学，就到街上去看商店里有没有不要票证的什么商品在排队出售。何满子寄居在朋友家里，心想也该为他们尽点力。一天经过一家大商场，从里到外，人们排着一条长龙，问是卖什么？排队的人也都不知道。何满子就跟着盲目排队，好容易排了两个来钟头，轮到何满子了，原来是卖一包发酵粉！真是啼笑皆非。
在城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