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奏鸣曲- 第12部分

　　她应该也是类似的想法，但她更多谴责的的死去女孩的男友，认为是这个人造成了整件事的悲剧。在女生寝室里讨论这件事时，她跟我说：“如果他真的爱她，就应该为她考虑，不应该让女孩怀孕的。”　

　　“有时候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发生的。”我说，“就算避孕套和避孕药也不能百分百防止怀孕。”

　　“那就不要性交。”她说。

　　我们躺在她的床上抱在一起。寝室里其余的女生有的回家了，有的去图书馆读书去了。房间里晾着几条模样类似的内裤，胸罩的款式倒是个个不同，外语系的女生胸罩款式好像比别的院系丰富一些。大概正是这些胸罩的款式使我糊涂起来，不能完全理解她的话。

　　“你是说我们两个？”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最好不要这样做。”她说。

　　实际上，除了这个步骤以外，其它的我们差不多都经历过了。我摸索过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她也爱抚过我的身体，只剩下这个步骤我们还没有做过。我希望能够进入她的身体，这更多的不是身体本身的需要，而是心理上的需求。对于我来说它更像是一个象征，我渴望通过这个步骤得到她的认可，得到她的承认。所以刚开始的拒绝我的确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她一直拒绝使得我越来越心神不宁起来。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一直要拒绝我。她看起来比我还要难过，有几次问她原因的时候，她的眼圈都红了。我实在是太年轻了，以致于无法真正理解她的心情。正是我的不理解伤害了她。她是个女孩。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女孩因为性所背负的压力要远远高过于男孩，何况她还有自己的特殊处境。她毕业后要出国，这不仅仅是她自己的愿望，更是她父母的期望。她无法主宰自己的人生，因而踏出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高中同学的怀孕自杀加重了她的心理压力。她也想把我所要的给我，但她实在害怕。如果我真正爱她的话，这时就应该好好抚慰她，帮助她解脱这些压力。但我没有。

　　“不会有事的，”我一边抚摸她一边说，“只要保护措施得当的话……”

　　“你什么都不明白！”

　　结果她还是哭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她，只是坐在一边劝她不要再哭了。

　　“可雅，我喜欢你，爱你。可是，你不要再强迫我了，好么？”

　　说话的时候，她的脸上失去了以往嬉笑的表情。她就这么注视我，带有目空一切的忧郁，让我身体里的存在的欲望因此而缓缓回落。一切如同潮水退却后遍布贝壳的沙滩。我不愿意看到她这样的表情，所以只能答应了她。

　　我和她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她拒绝和我做爱而冷淡下来。她做出了许多努力来弥补这一点。其实本应该是我来安慰她的。但我却浑然不觉，以为自己得到的安抚是本应该得到的。我努力使自己不再去考虑做爱的事，时间久了，这个念头确实慢慢消退了。她是个聪明漂亮的女孩。我喜欢和她在一起，就像喜欢听那些欧美摇滚歌曲一样。就算跟她在一起只能接吻，只能互相用手抚摸身体，我也喜欢她。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希望自己一直和她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还是难免会想起与做爱有关的问题，不过不是我和她的，而是阿静和提琴少女的。阿静和提琴少女也在相爱，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否遇到了和我们一样的难题。有几次，酒吧演奏结束后，三个人走在衡山路上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启齿，虽然我和阿静几乎无话不谈，但我无法把一位优雅高贵，而且不能正常说话的少女牵扯进有关性的话题里。而且即便问了阿静这个问题，想必他也回答不出什么来。所以，我也只是默默看着他们手牵着手走在安静的小路上。

　　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似乎总是牵着对方的手。提琴少女习惯走在阿静的右边，用右手提着提琴盒，左手轻轻握着阿静的右手。两个人的手都长得很好看。每次他们演奏的时候，我的注意力总会被他们的手所吸引。少女的手拉奏着小提琴，阿静的手弹奏着钢琴的键盘，如同是魔法一样，动听的音乐纷纷从他们的手下诞生出来。所以当他们互相拉着手时，我的耳朵里仍然可以听见缠绕在他们双手之间的残留的乐曲。我通常走在阿静的左边，不过有时提琴少女也会插在我和阿静之间，当我和阿静交谈些什么，她便微微仰起面孔看着我们，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容。与我们相伴而行时，少女基本都保持着她固有的寂然无声。因为她的沉默，我和阿静也习惯了无声的行走。但没有声音并不代表沉闷乏味，许多的心情在这种寂静的时候反而更能顺畅地交流。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在洋房里举行一次我们自己的音乐会。他们两个人是音乐会的演出者，我是仅有的听众。在我的记忆里，在这段已经消失的时间里，除了酒吧、洋房里的音乐会外，我们一直都漫步在上海的街头。这些僻静的道路在音乐学院旁边，在复兴路洋房的周围，在衡山路酒吧的前后。它们的格调没有太多差别，安静，行人稀少，路边种的都是法国梧桐。冬天过于冷清，春天过于喧闹，夏天过于浮躁，秋天是最适合在这些道路上漫步的季节。人行道上都是梧桐树的橘黄色落叶，手掌大小的梧桐树叶飘舞在空中，有时也落在我们的头和肩膀上。落在了地上的树叶在第二天的清晨被人扫掉了，又有新的树叶飘落下来。直到几天后或者是几个星期后再也没有树叶可落为止，这时，唯一的一个秋天也就过去了。

　　先是落叶消失了，然后秋天消失了。当新的秋天来临，我独自走在同样僻静的街道上的时候才意识到，随着它们一起消失不见的还有许许多多更为珍贵的东西。

　　新年过后，阿静把去美国参加钢琴比赛的消息告诉了我，四周的空气里还能闻到节日鞭炮留下的硫磺味。谈到即将去美国的事，他的语气有些迟缓，就像是刚想到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顺便告诉了我。这也让我有了一种此事无关紧要的错觉。我应了一声，过了会才明白他在说什么。音乐学院一共选出了三名选手出国参赛。他通过了音乐学院的选拔比赛，三月份动身去美国。

　　“比赛的事，她知道吗？”我问。

　　“已经告诉她了，酒吧的工作也辞掉了，最近我一直都在学校里练琴。”

　　“你想过出国没有？”

　　“有时想过，但只是想了想，”他摇了摇头，“我想的更多的只是弹琴。”

　　“要去多长时间？”

　　“两个星期左右，除了钢琴比赛以外，还有和纽约的音乐学院进行的交流教学活动。”他说，“我想试一试自己的水平。”

　　“我想你会成功的。”

　　“但愿吧。”他笑了笑，一边弹奏着肖邦的E大调练习曲，离别曲。

　　这是我最后一次在阁楼的琴房里聆听阿静的演奏。九三年三月，他去了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第一乐章　三月　第二节　琴曲　五
五

　　阿静失踪以后，音乐学院的人来国际贸易学院找过我两次。他没有亲人，因此他们只能找我。根据音乐学院的人所说的，阿静在预赛时发挥得极为出色，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本来已经顺利进入了决赛，但决赛的前一天晚上，他却失踪了。他的行李还在宾馆的房间里，护照在带队的教师那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最后见到阿静的是宾馆的迎宾员。迎宾员看见这个中国青年走出了宾馆的大门。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没有人清楚阿静到底是滞留在了美国还是遇到了什么意外。钢琴比赛的那段时间里，纽约的黑人为争取民权反对种族歧视进行的示威游行引发了骚乱。参赛选手入住的宾馆靠近黑人居住的哈林姆区，所以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足为奇。如同新闻报道里的习惯说法，他们不说死，只说失踪。有时候死和失踪是一回事，有时候则完全不同。

　　音乐学院的人认为阿静有可能滞留在了美国（反正国内他已经没有了亲人），他们找到我，想知道他是否和我联系过。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异常反感。音乐学院是有不少学生为了出国留学而中途退学，但他们不了解阿静，又凭什么以他们的想法来这样推测呢？我告诉音乐学院的人，阿静在酒吧演奏时，就有客人提出希望赞助他去国外的音乐学院深造，但他都拒绝了。这确有其事。他想的只是弹琴。

　　但从内心来说，我宁愿阿静能够与我联系。倘若他能与我联系，至少说明他没有发生意外。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事，只要他还活着，他迟早会跟我取得联系。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他始终杳无音信。我越是相信阿静会与我联系就越是感到绝望。我的坚信使我不得不面对另一种越来越确凿的可能。

　　音乐学院的人在我之前去了阿静兼职过的酒吧。等我去酒吧找到提琴少女，她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我也想问阿静有没有和她联系过，但始终开不了这个口，她本来就不太喜欢说话，那天晚上更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过。那天晚上她身穿一条素白的连衣裙，在酒吧里不太明亮的光线下看来，全身上下所有的一切都安静得近似透明。她的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眼睛里也没有太多内容。我不知道她与阿静的感情究竟是怎样的，自己是不是应该说些安慰她的话。也许她并不需要我的安慰。有几次她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看，仿佛我的存在让她无法理解。后来她撇下我，登台拉奏起小提琴。她拉奏的是巴赫的小提琴曲，琴声里却带出了凄楚孤单的韵味。听了四首短曲后，我觉得自己无法再坐在原处倾听下去，于是起身离开了酒吧。

　　之后的两个月我没有再去过那个酒吧。两个月时间里也没有阿静的任何消息。我感到自己日常生活里忽然空出了很大一块空间。这块空间里什么也没有，甚至包括音乐。我每天都和英语系的女孩待在一起，听着她的摇滚乐磁带。可是对我来说，听到耳朵里的摇滚乐并不是我真正想要聆听的音乐。

　　六月底期末考试之前，提琴少女来国际贸易学院找过我一次。室友传话说有个女孩在宿舍楼下找我。下楼一看，是她在等我。她虽然知道我在这里读书，以前却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所以我感到有些意外。

　　提琴少女是来请我跟她一起去音乐学院取回阿静留在那里的东西的。阿静的个人物品已经被整理过，装在一个纸箱里。我们找到音乐学院的有关负责人，得到批准领回了箱子。宿舍里的被卧用具我们没有去拿。打开箱子，里面有几件衣服，一些琴谱，十几盘古典乐磁带，还有另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纸箱里的这些东西很难让我联想起真实的人来。真实的人一旦消失了，就显得不再那么真实了。

　　提琴少女似乎想带走这个纸箱，原因我觉得不难理解。她问我是否需要这些东西。我摇了摇头，告诉她说复兴路的房子里还有阿静的一些个人物品。她凝视了我一会，慢慢摇了一下头。我帮她把箱子拿到汾阳路上，叫了一辆出租车，把纸箱放进后座。她微微一笑，握了一下我的手，大概是表示感谢的意思。她的微笑就像小提琴的琴声一样有一股不着痕迹的婉伤，虽然很动人，但我宁愿没有看见这样的笑容。

　　等我考完试再去衡山路的那家酒吧的时候，提琴少女已经不在那里演奏了。她的情况我并不熟悉。以前都是阿静送她回家的，我不知道她所在宿舍的具体地址。酒吧里也没有人知道。她仅仅留下了一个无法打通的联系电话。

　　随着阿静的消失，提琴少女也消失了。他们都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与他们一起消失的，是钢琴曲和小提琴曲，是一直以来都陪伴着我的音乐。

　　英语系的女孩在七月初飞往多伦多看望她的父亲去了。暑假开始后，上海好像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整天无事可做，也不觉得有任何事值得自己去做。我常常独自一人待在复兴路的洋房里，坐在阁楼的琴房里茫然注视着眼前的黑色斯坦威。音乐会已经不存在了，三角琴因此落寞不堪。钢琴孤单到伫立在房间的中央，但是弹奏它的人已经不知去向。弹奏它的人去了哪里，我不愿去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得太多了。想得越多，越是难以避免得出自己不愿得出的结论。我一个劲地回想曾回荡在这幢房子里的琴曲，回想那梦幻一般优美的旋律。那些琴曲和旋律都是从三角琴里流淌出来的。可是现在我只能默默地坐在黑暗的墙角，看着光线在空间里的无穷变幻。渐渐地，我觉得自己与这台斯坦威钢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