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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伯夷列传》注引皇甫谧《高士传》，讲述了许由洗耳的故事。
尧听说许由是贤人，就想把天下让给他。许由听到这一风声，赶忙隐遁到颍水之阳的箕山。箕山在今天的河南登封，紧邻着天下之中的中岳嵩山，因为许由死后葬在这里，箕山又称许由山。尧又召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这次连听都不愿听了，跑到颍水之滨洗耳朵去了。这时：
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许由洗耳的时候，刚好巢父牵着牛犊来饮水，就问许由何以洗耳。许由说：“尧召我做九州长，我痛恨听到这件事，所以洗耳。”谁知巢父讽刺许由说：“你如果住在高岸深谷之中，与人不相往来，谁能见到你？你本性就浮游，想用这种方法沽名钓誉而已，别污了牛犊的口。”说完牵着牛犊去上游饮水了。
许由洗耳，本为清洁自己受到污染的耳朵，可是没想到巢父比他还要“求洁”。清清颍水，被许由的另一种沽名钓誉玷污了。不知道许由听完巢父的嘲讽之后，是不是还能继续撩起洁净的水流。
耳朵，这一身体的生理性器官，不像眼睛，对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可以随时闭起来；耳朵无法关闭，因此也就不具备选择性。当众声嘈杂地涌入耳廓里时，耳朵只好全盘接纳，无论这声音是噪音还是悦耳的颂扬。这就给耳朵创造了取媚性倾听的机会。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可能性，巢父才对许由的洗耳行径大加嘲讽。他提出的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隐居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见的“高岸深谷”中去，杜绝所有来自人道的声音涌入耳廓的一切途径。
这是一种根本的“洁”。这种“洁”的品行，与自然万物的“洁”的本性融为一体，人道无法侵入。因此庄子评价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帝王之功不过是圣人的余事，不是完身养生的根本。世俗之人，往往危及身体，弃绝养生之道，却以身殉物，人变成了物的附庸，人之道变成了取媚于物之道，岂不悲哉！
庄子此言，和巢父的境界是一致的。而洗耳的许由，由“洁”的主体，沦为了被嘲讽的对象。
孔子曾经评价过伯夷、叔齐的品行，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稀。”意思是伯夷、叔齐不记旧仇，怨恨自然就少了。可是孔子的下一句评语———“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却有些一厢情愿，因为伯夷、叔齐临死前作的这首歌，明明是一首怨歌，尤其是尾句“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怨恨的意思清清楚楚，所以司马迁才会觉得二人的情绪异样。可惜司马迁没有深入追究下去，只是发出了“好人早夭，坏人长寿”的慨叹。
在我看来，伯夷、叔齐的“洁”类似于许由洗耳的“洁”。虽然伯夷、叔齐一眼就看穿了历史循环论的弊病———“以暴易暴”，但是避开“以暴易暴”的途径，却并非庄子所说的根本性的“洁”。就像颍水根本不可能洗净许由已经被污染的耳朵一样，首阳山的薇菜也仍然是“周薇”。伯夷、叔齐的道德困境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错误。所以鲁迅先生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女吊》）“以暴易暴”的非法性不能以“不念旧恶”为前提，“不合作”的义举也决不能以身体的饿死为旨归。
1996年冬天，我曾经登上过洛阳以北的首阳山。雪后初霁，密密麻麻的梯田在视野里伸展开去，伯夷、叔齐的小庙就简陋地建在山顶正中。满山寻找薇菜，找到的却是梯田里种的麦子和小米。小米，是的，今日的首阳山上遍种的小米，正是三千年前伯夷、叔齐不食的周粟！站在山顶，迎着即将降临的暮色，仿佛仍然能听见采薇的怨歌还在首阳山上回荡着，回荡着，也许永无消歇的一天。
【放逐】两个人的端午
五月五日，端午纪念的两大主角———伍子胥和屈原—— 一为叛国者，一为流亡者。伍子胥先叛楚国，后叛吴国（剜眼以观吴国之亡），在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前提下，伍子胥两次叛国；屈原在政治抱负不得舒展，反而被馋的情势下，写下大量以高洁自许的篇章，暗示了朝廷的昏罔和小人得道的现实，从而遭到了两次放逐。和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左，这两个国家的敌人却得到了民间的一致怀念，以至于两千多年来端午的传统从未中绝。
端午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一个异类，一个孤例：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所有这些节日，形式和内容都高度统一，数千年如一日，从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核心价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内容。人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仅仅想起了一个图腾化的会写诗的骚客，同时还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伪劣的黑粽子。
伍子胥和屈原，借助于端午这一民间的盛大节日，完成了对身体媚术的最后逃离。“结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九章·抽思》）；“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日月忽其不湮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尽管屈原这些表达对楚怀王怨望的辞句被孙次舟和闻一多理解为“文学弄臣”，甚至由此判定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但是，汨罗江畔的“定杀”，毕竟洗净了曾经被污染的躯体。同时，屈原用“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悲回风》）的诗句，向死于同一日的伍子胥表达了追随和致敬之情。
端午精神这样的本土精神资源，就像它的两个非凡代表一样，遭到的同样是被放逐的命运。
伍子胥和屈原，斯人已矣，魂兮已不再归来。端午以及附丽于它的端午精神亦复如此，魂兮也已不再归来。如果不能归来，那就彻底地消亡吧。
【后宫】身体美学的第一次沦亡
今人把牵涉到女性身体的书写命名为“身体写作”。这是一种纸上的舞蹈，它意味着被儒学禁锢了两千多年的汉民族已经失去了歌舞能力。当“美女作家”们腰身粗如水桶，满脸长满横肉的时候，她们开始把丑陋的身体搬上纸面，纸上谈兵，想像性地舞姿轻盈，韵吐呻吟。这不是身体之美，而是性压抑的宣泄。身体美学被阴谋化地缩略为下半身的性，下半身的性置换了身体美学的辽阔地域，并堂皇地取而代之。
这是身体美学的全面沦亡。
后宫，是一座小型的战场。当男人们在真正的战场上与对手搏杀，以军队的集团建制大规模地互相屠戮的时候，后宫里的女人们也在构筑着一条条看不见的战线。同样有楚河汉界，同样有深深的巨大的鸿沟，只不过，刀光剑影让位于精致的帷幔后的阴谋。
后宫的建制出自周礼。《礼记·昏义》详细地规定了后宫的数目：“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除皇后外，共计120个后妃。周室衰微后，严格的后宫制度开始走形，至汉朝，后宫已经扩充为十四等，开启了“后宫三千”的男权泛滥时代。
中国史上后宫之德的楷模是刘秀的原配妻子阴丽华。她的故事，为残酷的后宫之战涂抹了一丝温馨的暖色。
汉光武帝刘秀在新野，听说了阴丽华之美，无限向往。到长安看到执金吾车骑盛大，不由得感叹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阴丽华19岁的时候，刘秀终于完成了心愿，娶了阴丽华为妻，不过此时的刘秀离执金吾的理想还差着老大一截呢。刘秀起兵后，为了扩大势力，与真定望族郭昌政治联姻，又娶了他的女儿郭圣通，南征北战，一直带在身边，阴丽华则留在南阳老家。第二年刘秀称帝，把阴丽华接到洛阳，想封她为皇后。阴丽华以郭圣通已经生子的名义坚辞，刘秀只好立郭圣通为皇后。17年后，郭皇后年老色衰，刘秀终于逮着机会，废郭皇后，立阴丽华为后。《后汉书》对阴皇后的评价是：“在位恭俭，少嗜玩，不喜笑谑。性仁孝，多矜慈。”阴丽华的儿子继刘秀皇位，是为显宗。阴丽华在皇太后的位置上平平安安地度过了晚年，活了60岁，寿终正寝。史家评论，正是阴丽华的后宫之德才使得她福寿双全。
后宫的铁律是争宠、妒忌和因此导致的寿夭，而阴丽华的命运，却堪称后宫潜规则的异数。
以阴丽华的后宫暖色为背景，上溯一百多年，我们看到了有史可稽的最为残酷，也开创了后宫之战的血腥事件。这一事件是身体美学的第一次沦亡。
【宫刑】蚕室里的花朵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在七年前汉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铁案的情势下，司马迁明知给狱中的任安写的这封回信，必会上达天听，但他虽然委婉、然而坚决地再次实现了替李陵的辩护：“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且，顺便讽刺了大臣们和汉武帝的丑态：“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由此可见，司马迁并没有后悔，他只是感受到了耻辱。这个耻辱是汉武帝强加给他的。司马迁完成《史记》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汉书·司马迁传》），只留一个副本在京城，藏之名山的正本要等待后世的圣人明君来传承，这是对汉武帝的最大轻蔑。至少从传说中的夏朝就已经出现的宫刑，在司马迁的一册《史记》面前，失去了专制皇帝所要求的身体媚术的功能，转化为巨大的心灵耻辱，以至于司马迁“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可是司马迁并没有对自己的选择后悔，对他身体的戕害，甚至催生了司马迁从“以求亲媚于主上”到“发愤著书”的决心，催生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著名论断。宫刑的耻辱，死亡的残酷，身体政治学的媚术铁律，在“千古书信第一”的《报任安书》面前，统统被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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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身】四刺客：身体媚术的逻辑退却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接着记载：“其后二百二十余年秦有荆轲之事。”刺客诞生的周期逐渐拉长了，聂政之后220余年，才涌现了中国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刺客荆轲。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荆轲流浪到燕国的时候，和高渐离交好。高渐离是狗屠，善击筑。筑是一种自宋代以后就已经失传的乐器，1993年长沙渔阳墓重新出土，木质五弦。《汉书·高帝纪》中有关于筑的形制的描述：“状似琴而大，头安弦，以竹击之，故名曰筑。”其音悲亢激越，恰恰符合荆轲和高渐离出没于燕市之中的心境：“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筑的第二次现身是在荆轲出发前往秦国，燕太子丹及其宾客为荆轲送行的易水之畔：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
这就是著名的易水送别。像往常一样，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变徵之声撼动了每个送行者的身世之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悲歌，更令人怒发冲冠。
荆轲刺秦王失败后，高渐离为躲避秦王的追杀，改换姓名，受雇于人做杂役。主人家堂上常常有客人击筑，高渐离彷徨不能离去，每每指摘说哪儿好哪儿不好。主人听说后，召高渐离上堂击筑，满座称善。这是高渐离之筑的第三次现身。然后：
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
———高渐离想，久隐贫贱之日没有尽头，于是退下，拿出匣中的筑，穿上见客的好衣服，更换容貌上堂。举座皆惊，纷纷用平等的礼节迎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