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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贫苦农民，并不能从“计丁授田”法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所谓“计丁授田”的丁，并不是指一切成年的丁，不是单纯指年龄和性别而言，而是包含有特定的阶级属性的，包衣阿哈、雇工和佃农，都不能成为独立的丁，都不是“计丁授田”的丁，都必须包括在他们的家主、雇主、田主的户内。由此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在宣布实行“计丁授田”的汗谕中，虽然已经说到富家“雇人耕种”，即已经知悉并提到了雇工和佃农，但在叙述授田的具体办法时，除了列举乞丐和僧人领种田地外，并不明确提出阿哈、佃农、雇工可以分田，原因就在于此。联系到辽东土地占有和经营方式的基本现状是“富室多占土地，雇人耕种”，“贫苦之人，无有田谷”，那么原为地主佣耕、佃种的大量贫苦农民，都包括在地主户内，都不能依靠“计丁授田”法按丁领受土地了。
“计丁授田”法，对巩固金国汗、贝勒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提供了大量军粮，保证了赋役的来源。按照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的第一次“计丁授田”谕，辽阳、海州取无主之田三十万垧，进行分配。一丁授田六垧，三十万垧可授给五万丁。照汗谕规定汉民三丁合耕官田一垧的标准来计算，汉民五万丁当耕一万七千垧，折合十万亩，以亩产一石五斗算，可收谷十五万石，一兵月食三斗，可供四万五千名兵士全年的口粮。当时，八旗兵丁总共只有四至六万丁，这就是说，将“无主之田”三十万垧分授汉民五万丁以后，征足额粮，可以收到供应八旗兵丁所需的大部分军粮。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兵服役，又可征佥大量人夫。可见，实行“计丁授田”，对增加后金国收入，保证赋役来源，确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这样演算，是为了说明授田的作用而简化计算的，实际情况自然更加复杂得多。比如，三丁合耕官田一日的规定，后来并未实行，而是征收赋谷赋银，一丁合共交银三两，五万丁可收银十五万两，能买谷数万石。又如，“计丁授田”，是后金基本政策之一，以后多次授地与民，用来分配之田，远远超过这三十万垧，它所起的作用，当然更大得多。但是，通过上述这样概括的简化计算，对认识“计丁授田”的问题，还是有好处的。
其次，保证了兵源，为建立和扩大八旗军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天命六年三月数万八旗军队打下辽阳以后，满族人丁陆续从建州老营迁往辽东，分拨田土，每丁六垧，逼令诸申纳赋服役，充当甲兵。通过三丁抽一或二丁抽一当兵的制度，汗、贝勒获得了大批人手，建立了一支人数众多、开支很少（无月粮，军装、战马、兵器自备）的强大军队——八旗劲旅。汗、贝勒使用这支军队，残酷镇压反金武装，捕捉逃亡的阿哈和汉民，强迫辖区内满汉人民交赋服役，并一再进攻明朝城镇，掠夺人畜财帛。不采用“计丁授田”的办法，就不能实行这样的“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耘，有事征调”的“兵农合一”的制度，就不能确保兵士的来源，就不利于巩固汗、贝勒的统治。
再次，为汗、贝勒拉拢汉族官僚地主，扶植拥金人员，增强统治基础，准备了有利条件。满族贵族进入辽沈以后，需要利用汉官来征赋佥役，巩固金国统治。要用汉官为汗出力效劳，不仅要授予官职，给予政治特权，而且要让其有财可求，有福可享，能够在经济上得到实惠。可是，初入辽沈，国库空虚，财力不足，没有固定的大宗收入，不能沿袭明朝旧制，论官给予俸银禄米，只有依循满族故例，给予人口，“计丁授田”，让降金汉官收取租谷，佥夫服役。这一点，皇太极讲得很清楚。他在天聪八年（1634）正月训谕众汉官时，追述了入沈初期情形说：“我国家地土未广，民力维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势有不能。然蒙天眷佑，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地土，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清太宗实录》卷十七。
第一节 “各守旧业”（4）
这样一来，降金汉官（尤其是原系末弁微员的汉官）通过“计丁授田”，得到大量田地，一个个成为人丁众多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大财主，当然会对新君感恩戴德，为汗、贝勒江山的巩固而效尽犬马之劳。他们的庄田增加越多，财势越大，在汉族地主中的影响就越大。这批汉官的命运和汗、贝勒紧紧相连，成为拥护、支持金国统治的一股重要势力。
最后，“计丁授田”，为满族贵族、官将继续奴役阿哈，榨取财富，提供了物资条件。原在建州时，汗、贝勒和八旗将领掠夺了大批人丁，设立拖克索，迫令阿哈耕田种地，采参打猎。进驻辽沈以后，一方面掠民为奴，没民为奴，同时又将旧有阿哈大部分移往辽东。这样，人丁很多，劳动力是有了，可是，如果没有土地，也就不能使用这些劳动力，就难以坐享其成了。通过“计丁授田”，解决了这一问题。满族贵族、官将，按丁（主要是占有的阿哈）分取大批田土，役使阿哈耕种，纷纷成为广占良田沃壤，敛取租谷差银的大土地占有者和大庄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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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汗、贝勒权势的膨胀（1）
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子侄诸贝勒，掌握了后金国——金国军政财刑大权。在这个国家里，努尔哈赤一直是主宰一切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专制君汗。这从其被尊为“英明汗”一事，反映得十分清楚。
努尔哈赤起兵初期，自称“淑勒贝勒”，后改称“聪睿汗”、“恭敬聪睿汗”。据《满文老档·太祖》记载，天命元年（1616）正月，八旗贝勒、大臣及“众人”，恭上新号，敬称努尔哈赤为英明汗时说道：“我等之国，无汗则忧苦甚多。皇天为使我等之国得享安康，眷爱穷苦部众，而降生贤能善养之汗，应上尊号”，遂尊为“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
八旗贝勒、大臣的议论及其奉上的尊号，非常清楚地、确切地反映了努尔哈赤统治后金的真实情形。所谓“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包括了密切相关的两个内容。其一，努尔哈赤并非凡夫俗子，也不是辅佐帝王领兵辖民的文官武将，而是奉承天命的开国之君。他的所作所为，皆非平凡之举，而是秉承天命来平乱致治。受天所命为皇天保祐的君主，当然应该掌握一切权力，当然应是言出令行的专制君汗。其二，正因为他是承奉天命之君，因此他必然是“贤能善养”穷苦部众之汗，而且是“养育列国”之汗。既承奉天命，又贤明英武，善养部众，这样的汗自然是执掌后金大权的最高统治者。这不仅仅是诸贝勒、大臣对努尔哈赤尊称之词，他自己也是这样看这样说的，不单是一般诸申为汗恩养，就是威风凛凛位高势强的八旗大臣，也系汗所育养。每当召集群臣###时，他就要宣扬汗为天命、臣为汗用的一套，反复讲述“天任之为汗，汗任之为大臣”。
进入辽沈以后，虽然国号由后金改为金国，但汗的尊称并未改变，局面仍如以前一样，努尔哈赤仍然是最高统治者。天命八年（1623）正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特下汗谕，对八旗贝勒、大臣讲述全国各类人员的情况，明确规定了各自的身份、地位、义务和相互关系，指出存在的问题，给予严厉的警告。这对说明汗之威严，是极为难得的纲领性的文件。努尔哈赤说：
天之子汗，汗之子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伊尔根，主（额真）之子阿哈。汗以天为父，若敬思弗忘，英明治理天所赋与之政，则汗之政焉得而亡。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若敬思勿忘，无论何物，皆不思贪为己有，不萌盗贼凶暴奸诈之念，务守正直，则诸贝勒大臣之臣道焉得而亡。……诸贝勒、大臣，承受汗之恩惠，若不顾汗意，恃彼之才之力而行，不勤治其政，持贼盗奸诈凶暴之心，贪婪昏乱，则将为汗所谴，而罢诸贝勒、大臣之任，诸贝勒、大臣岂能保持其位乎？……若天命之汗、贝勒，不为天嘉之，不为人喜之，不小心以善行治政，则将为天所谴而汗之政亡矣。汗所委命之诸大臣，若不公正勤勉尽力于所委之事，而持邪恶怠慢之心，则将为汗所斥而身亡矣。《满文老档·太祖》卷四十四。
这道汗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英明汗努尔哈赤是金国的最高统治者，握有金国军政大权。这一点，反映在许多方面。第一，努尔哈赤是金国各类人员之父，金人皆系其“子”。汗谕把金国人员分成四类：汗、贝勒与大臣、伊尔根、阿哈。汗、贝勒、大臣及一部分占有较多阿哈的伊尔根，是掌握权力的人，大多数穷苦的伊尔根、诸申及包衣阿哈，则受其奴役。在统治者内部，又分成若干阶层和集团。贝勒、大臣是伊尔根、诸申之父。额真（主）的成员比较复杂，凡是占有包衣阿哈之人，不管是贝勒、八旗官将，还是富裕的伊尔根、诸申，都是他们的阿哈之主，也就是阿哈之父。所有这些人——贝勒、大臣、额真，都是英明汗之子（占有包衣的伊尔根，还是贝勒、大臣之子），都必须尊努尔哈赤为父。这里所讲的父与子，不是讲血统关系家族关系，而是指尊卑上下隶属关系。父，就是其子之主和统治者。子，就是其父的被统治者，他们必须对其父努尔哈赤“敬思弗忘”，毕恭毕敬，俯首听命，不得冒犯父的尊严，不许犯上谋乱心怀不轨。金国之人，皆系汗之子，皆须听从汗安排。
第二，诸贝勒和八旗官将，皆由汗封授、奖惩和罢革。固山贝勒、旗主贝勒，固然是该旗之主，该旗所有人员，不管是固山额真、总兵官、梅勒额真、副将等高级官将，还是参将、游击和备御，以及一切诸申和伊尔根，都须服从他的管辖，权势极大。总兵官和副将，以及参将、游击、备御，分管所辖兵民，佐治国政，率兵出征，也是有权有势的高级人员。但是，贝勒权再大，总兵官职再高，也须尊汗为父，听汗支配。贝勒之尊、官职之显，皆系汗父封授，如若对汗忠贞孝顺，勤勉治政，便能蒙受汗恩，久在其位，久任其职。如若对汗不忠，贪婪昏庸，心怀“贼盗奸诈”之念，扰乱国政，则将为汗所谴，革其位，罢其官，诛其身，籍没其家，“遇逢忧患矣”。前面曾经讲过，贵为国母的大福金富察氏的被休，皇长子阿尔哈图图们贝勒褚英的执政及其被革和处死，大贝勒代善之立为太子及其被废，以及后面将要叙述的四贝勒皇太极的被训斥，督堂乌尔古岱的贬职，督堂、总兵官阿敦的失宠和被监禁，巴克什额尔德尼的冤死，都清楚地表明了顺汗者昌，逆汗者亡，努尔哈赤确系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最高君汗。
第一节汗、贝勒权势的膨胀（2）
第三，金国大政方针，为汗亲定。努尔哈赤虽然分封子侄为和硕贝勒，委任亲信臣僚为五大臣、八固山额真和总兵官、督堂、副将，军国大政，一般都由汗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讨论各种方案，最后由他钦定。一般情况下，努尔哈赤是采纳群臣意见的，但他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拒绝众议，独自作出相反的决定。比如，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攻下辽阳以后，对于是否定居辽沈，汗与八旗贝勒、大臣有着不同看法，诸贝勒、大臣想返回故地，努尔哈赤独主迁都辽阳。《武皇帝实录》卷三载：
帝聚诸王臣议曰：辽阳乃天赐我者，可迁居于此耶？抑仍还本国耶？诸王臣俱以还国对。帝曰：若我兵还，辽阳必复固守，凡城堡之民逃散于山谷者，俱遗之矣，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且此处乃大明、朝鲜、蒙古三国之中要地也，可居天与之地。诸王臣对曰：此言诚然。议定，遂遣人迎后妃皇子。
据《满文老档》所载，诸贝勒、大臣不仅想早返旧地，而且还采取了具体行动，因扬古利额驸之子去世，诸贝勒欲将尸骨送还萨尔浒。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着重阐述了迁都辽阳的意义，遂定议迁都，努尔哈赤说：
何用送至萨尔浒？彼处之尸骸，尚须运来耶！如此天赐之地，尔等诸贝勒、大臣，尚以辽东城为不可居住，踌躇不决。昔我国之包衣阿哈逃亡者，皆因无盐得食耳。今得盐可食矣。由辽河至此，各路皆已归降，吾等何故弃此他往耶！吾初在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