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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昌安不仅在经济上勤理财务，多次进入抚顺马市，卖出土特产，买进牛、铧、盐、布等物，扩大生产，提高产量，牟取利银，发财致富，而且在政治上也善能观望风色，临机应变，眼明手快，战阵厮杀，发愤图强。他与嘉靖末隆庆年间称雄建州的著名酋长王杲，结为姻亲，以长子礼敦之女嫁与王杲之子阿台，又娶阿台之女为四子塔克世之妻，藉以为靠。他还很可能参加了王杲袭掠辽东人丁牲畜财帛的活动。可是，一旦看到明廷发兵追剿王杲时，叫场就迅速转变了。王杲是建州右卫都指挥，剽悍好乱，嘉靖三十六年（1557）掠抚顺境，杀备御彭文洙，屡掠东州、惠安、一堵墙诸堡。四十一年（1562）设伏，生擒副总兵黑春“磔之”，深入辽阳，掠孤山，戮指挥王国柱等。万历二年（1574）七月，又执抚顺游击裴承祖，剖腹惨杀。明廷大怒，十月发兵征剿，破杲寨，斩一千余级，三年（1575）八月，磔杲于京。觉昌安与王杲是双重联姻，亲上加亲，照说应站在亲家的立场，跟从王杲，抗敌明兵。可是，明帝震怒，大兵追剿，重兵压境，如若孤注一掷，与明对抗，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是笃念至戚之谊，共抗明军，同归于尽，还是以本身安危为重，置亲不顾，临阵反戈，投奔敌营，立功补过，免于灭顶之灾，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两个利害悬殊的结局。在这决定整个家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觉昌安和塔克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一条通路，与王杲决裂，投到明宁远伯李成梁总兵官麾下，报告边情，指引道路，从征厮杀，为消灭王杲而竭尽全身之力。
王杲之所以能横行二十年，屡败明兵，主要是靠联合诸部和坚守险寨，这也是历代女真名酋称强的基本条件。女真居住偏僻地区，高山密林，行走不便。五岭、喜昌、石门诸隘，“人骑不能成列”。王杲所住之寨，依山阻险，城坚堑深。阿台的古勒寨，异常陡峻，“三面壁立，壕寨甚设”，明军人地生疏，不知路径，枪炮沉重，难以运行。因此，王杲可以进退自如，得势，则深入明地，掳掠人畜，袭杀官兵；失利，则逃匿故地，倚险固守，休养生息，串联他部，一有机会，东山再起，明将对此很难应付。可是，觉昌安父子的投明，就使战守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觉昌安是一部之长，他们六弟兄强盛之时，“自五岭迤东，苏苏河迤西，二百里内诸部，尽皆宾服”。他的归顺明朝，必然影响其他建州女真部落与王杲的关系，削弱了王杲势力。而且，觉昌安父子久居祖地，深知“夷”情，熟谙路途，又是王杲亲家，知悉姻亲底细，一旦充当明军向导，就使王杲失去了“地利”的有利条件，陷于被动局面。
第三节 癸未起兵（3）
明万历二年（1574）十月，李成梁率军数万，攻取王杲之寨，纵火焚烧，杀掠人畜殆尽。王杲突围出走，三年（1575）二月复纠众入掠，又为明兵击败，逃匿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处，七月被王台执送北京，磔于市。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次纠众掠边。十一年（1583）李成梁再领大军出击，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杀阿台，“杲自是子孙靡孑遗”。
王杲、阿台之死及其家族的衰落，与觉昌安、塔克世为明兵向导，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文献认为是塔克世引导明军攻王杲。如马晋允的《明通纪辑要》载称：“王杲不道，歼我疆吏，李成梁因他失为响导，遂枭王杲于藁街。他失者，叫场之子，杲之孙婿也。”黄道周的《博物典汇·建夷考》写道：“先是奴酋父他失有胆略，为建州督王杲部将。杲屡为边患，是时李宁远为总镇，诱降酋父，为宁远响导讨杲，出奇兵，往返八日而擒杲。”
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则载称叫场与塔失父子皆为向导，从征王杲。该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晋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时，追叙说：
其祖叫场，父塔失，并及于阿台之难。至是，斩克五十以献，乞升赏。又因贡夷马三非，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今复身率三十二酋保寨，且钤束建州、毛怜等卫，验马起贡，请得升职长东夷。时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在庭，会查本夷原领敕三十道，系都指挥，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后并死兵火，良然。
两说有所差异，联系历史形势来看，《皇明从信录》的记载，更为准确。其一，万历二年（1574），塔克世约三十余岁，虽值壮年，能征善战，可是其名不扬，凡事皆父觉昌安出面办理，前引明代辽东档案，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只写了叫场，未写塔克世，即系明证。《清实录》亦仅述觉昌安之有为，降服附近各部，未言塔克世有何功勋。从亲家变仇敌，为明向导，这样大的事，叫场不点头，不出面，塔失怎敢自由行动。其二，《皇明从信录》引的是努尔哈赤自己的话，他遣“贡夷”马三非，呈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如无其事，怎敢胡说，怎能冒功？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右庭，复查之后，亦得出相同的结论，肯定“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这样的材料，比《明通纪辑要》，当然更有说服力，就史料价值而论，《皇明从信录》的记载，显然更为可靠。由此可见，觉昌安、塔克世父子都为明军引路，参加了消灭王杲的战争。
觉昌安父子还为李成梁作向导，攻打阿台，并因此而死于战乱之中，这就是清人所谓的景、显二祖之死。在这个问题上，《清实录》等官书的记述，颇有失真之处。例如，《武皇帝实录》卷一载：
秃隆城有尼康外郎者，于癸未岁万历十一年唆构宁远伯李成梁，攻古勒城主阿太……成梁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阿太妻系太祖大父李敦之女，祖觉常刚闻古勒被围，恐孙女被陷，同子塔石往救之。既至，见大兵攻城甚急，遂令塔石候于城外，独身进城，欲携孙女以归，阿太不从。塔石候良久，亦进城探视，及城陷，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并杀觉常刚父子。后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
《武皇帝实录》此叙，破绽不少。既然是明朝大帅宁远伯李成梁亲统大军出征，重兵包围城寨，而且“攻城甚急”，身为阿台的亲家，觉昌安怎能独身进城，怎能携女出围？塔克世又怎能继入城中？如此自由出入，与炮火纷飞弹矢如雨的鏖战气氛，怎能协调？实录撰修者这样编写，用心良苦，其目的不过是，欲图掩盖觉昌安父子背亲弃友投靠明军的不光彩行为。明人记载却一致认为，叫场、塔失是为明军引路进攻阿台，而死于兵火。例如：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载：“先是李宁远捣阿台，奴儿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为响导……因兵火死于阿台城下。”
苕上愚公《东夷考略》载：“初奴儿哈赤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响导，死兵火。”
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其祖叫场、父塔失，并从征阿台为响导，死兵火。”
努尔哈赤自己也曾经承认这一事实。万历十七年（1589），他还仅仅是一个小部寡民之长，急需倚赖明帝讨要职衔以“夸耀东夷”时，特遣“贡夷”马三非，奏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请得升职长东夷”。开原参政成逊、辽海参政栗在庭会查属实，“伊祖、父为响导剿王杲，后并死兵火，良然”，议准升为都督佥事。
这些史料表明，觉昌安、塔克世确是竭尽全力，为明宁远伯总兵官李成梁效劳，在促成姻家阿台惨死的事件中，起了不应该起的可耻的恶劣作用。他俩本来想通过这一活动讨好明朝，邀功请赏，扩大自己的势力，不料，事与愿违，阿台固然被斩，自己却也“并死兵火”，重振祖业的幻想毁于一旦，努尔哈赤家族再次遭到了巨大的灾难。
二、 十三甲兴师
明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觉昌安、塔克世死于古勒寨，这对努尔哈赤一家来说，固然是一大不幸，然而，如无其他变故，照说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觉昌安父子之死，是为明向导，攻打王杲、阿台而死于战乱之中。王杲、阿台先后为乱三十余年，掳掠人畜，击杀军民，戕官毙吏，为明大患。万历三年（1575）王杲就擒，明廷大喜，幼君御殿宣捷，祭告太庙，并行献俘大典，百官称贺，有功诸臣皆获厚赏，李成梁由署都督同知，世荫千户，晋左都督，世荫都指挥同知。海西塔山前卫都督王台加授勋衔，特封龙虎将军，二子并进都督佥事。阿台之灭，明帝御皇极门宣辽东大捷，祭告太庙，群臣欢庆。宁远伯李成梁岁加禄米一百石，荫一子为本卫指挥佥事世袭，巡抚兼右佥都御史周咏升总督兼右都御史，总督吴兑升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周咏、吴兑还各荫一子锦衣卫千户，巡抚李松升右副都御史，荫一子入监，辽海东宁参政张崇功升按察使，开元兵备佥事靖四方进右参议。大学士亦缘功奖赏，元辅张居正荫一子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次辅张四维荫一子锦衣卫世袭百户。从征官兵，亦各赏银币。觉昌安、塔克世既向导有功，而且“有殉国忠”，理应得获重奖，海西酋长王台可封龙虎将军，二子荣授都督佥事，觉昌安的子孙自然也可援例封授官职，领取奖银，至少也可当个都指挥乃至都督佥事。如果这样办理，努尔哈赤家便可逢凶化吉，因祸得福，有了明帝的厚赏擢升和支持，他们几个二十多岁的有为青年，便可乘机招兵买马，扩大势力，称雄建州女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种可喜图景并未出现，相反，努尔哈赤弟兄陷入了逆境，险遭灭门之祸。
第三节 癸未起兵（4）
《武皇帝实录》卷一，对努尔哈赤家的处境，作了如下的叙述：
（万历十一年二月）…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并杀觉常刚父子。后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遂还其尸，仍与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太祖曰：杀我祖父者，实尼康外郎唆使之也，但执此人与我，即甘心焉。边臣曰：尔祖父之死，因我兵误杀，故以敕书马匹与汝，又赐以都督敕书，事已完矣。今复如是，吾即助尼康外郎，筑城于甲板，令为尔满洲国主。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其五祖子孙，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之。尼康外郎又迫太祖往附，太祖曰：尔乃吾父部下之人，反令我顺尔，世岂有百岁不死之人。终怀恨不服。《武皇帝实录》的这段叙述，有些地方不够准确，如所谓“诏下”，“给都督敕书”，等等，并无其事，叫场、塔失当时还是人微资浅，其名未能载于奏疏上达帝君，亦无授予都督的特旨，直到六年半以后努尔哈赤才因功、因势、因祖和父“殉国忠”而由都指挥进封都督佥事。但是，总的来看，它对努尔哈赤一家处境的表述，还是大体符合实际的。
第一，它载明努尔哈赤得罪了明朝边臣，栽下了祸根。当时，辽东大捷，强“酋”就擒，明朝君臣踌躇满志，趾高气扬，蔑视“东夷”。在这样的气氛下，明边臣承认是“误杀”，送回叫场、塔失之尸，给予敕书、马匹，允许努尔哈赤袭封都指挥，这对天朝大帅来说，算是念其向导之功，从优奖赏，恩赐够为隆重了。可是，他们没有料到，一个二十五岁的小小女真努尔哈赤，竟然要求执送尼康外郎（又写为尼堪外兰），以报杀害父、祖之仇。
这个要求，本来是合理的。努尔哈赤很清楚，父、祖之死，不管是误会，还是尼康外郎的挑唆，或者是蓄意所为，总是死于明兵之手，明朝君臣就是他的仇人，此仇不报，有何颜面生于世间。但是天朝“圣皇帝”威严无比，辽东守臣，“自视其身，如在霄汉”，直到三十一年以后，努尔哈赤已经成为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女真国聪睿恭敬汗时，致书辽东巡抚郭光复，仍尊郭为“地方之主”，比为“太阳”，自居阿哈。这样贵贱悬殊强弱显异的局面，微弱小部酋长努尔哈赤，他敢向明帝索报父仇吗？那无异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怎么办？是忍气吞声，屈于威势，置父仇不顾，而谄事明帝，图求个人安乐，升官晋爵，当一个不孝之子无耻之男，还是不畏强暴，挺身而起，直斥明朝君臣，披甲上阵，浴血奋战，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做一个有血性、有骨气、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笃孝的义子？或者是既要牢记大恨，誓死报仇，又要讲究策略，在力不能及之时，暂时克制，不把矛头指向明朝，而将怒火引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