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局和原先住的差不多，只是这里是在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日本仕官和他的女人在新投宿的楼下和客厅里用餐。秀妹替她们抱着婴孩，在一旁房间喂奶之后也一直抱着婴孩。日本仕官和他的女人在楼上整理着房间，等他们整理好房间后，才将婴孩抱过去。秀妹被带到一个单独的伙房吃饭，她已经是饥胞鹿鹿，可是一点儿也没有胃口。
她被日本兵带进楼下的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子跟原先住的屋子格局差不多，但这确实是另一个地方。屋子里有张床，简单的被褥。她很累，倦缩在床上，整个人陷入一种范然、孤独地境地，她想到自己已远离了自己的那个家，远离了自己的骨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想着想着不禁抽泣起来，却只敢躲在被褥里偷偷的哭，不敢哭出声来。
二十
秀妹差不多每天夜里都在流泪，每天都在受煎熬。她被日本人扣押着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在后来几年的时间里又辗转了几个城市，在这期间她先是给日本婴孩做奶娘，后来又做了女佣。
她曾数次想从日本人身边逃走，最早一次是在她喂奶的那个婴孩断奶后的那段时间，那天晚上，日本仕官和他的日本女人在客厅里办了一桌酒，酒席桌上，既有日本人，也有几位当地请来的中国人。酒席上，婴孩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被抱着坐在日本仕官和日本女人的中间。
被请来的日本人和当地的中国人拿出各种各样的礼物放在他们的面前。大声的说着话，有些话听不懂，有些能略知一二，秀妹估清这是给婴孩办的满周岁的酒。这天晚上，她想起自己的来宝和来凤想得心好苦，她开始想到要逃离这个地方，当时天上正下着雨，屋檐、墙角、树叶上落下的雨水哗哗作响。这给她出逃带来了机会和方便。但是她总究没有付诸行动，她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可能从高高的院墙里逃离出去。况且，深更半夜她一个女人能逃到哪里去。既使能够翻越了围墙，外边到处是日本人设置的岗哨，没有良民证或通行证，也寸步难行。后来，她也想到了死，特别是从一个陌生的城市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她深深地陷入了种种的绝望之中，以为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那个家了，不能再看到她的来宝和来凤，她想一死了之，但是，她总是不甘心，总是不甘心毫无道理，毫无生息地去死掉。只要活着，总还有一丝回去的希望。
春去秋来，天开始冷了。冬于来了，下起了雪，雪花结在地上厚厚地一层。太阳出来温洋洋地，雪慢慢地化。树上长出了新芽。花开了，天暖了，转眼天又热了起来，这年的夏天情况发生了意料不到的变化。
八月中下旬的一天，秀妹象往常一样早早起身，草草梳洗后，拿起扫帚和抹布去日本人住房的客厅去打扫。这个客厅是个长长的很大的房间。兼做餐厅，房间装着天花板，白色有花纹图案，墙壁上挂着字画，依墙一边排放着玻璃架，里面摆放着各种玩器。长条格子窗带着彩色的玻璃，正中间放着一张大圆桌，这里晚上常常有日本人和当地的一些跟日本人亲善的人来造访，他们在这里交谈阔谈或秘密协商一些事情。到第二天屋子里往往满桌子留下烟灰、果皮和剩茶剩水。秀妹每天七点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客厅打扫干净，将屋子打扫干净后，她穿过几道门槛，走进院落后的伙房，这个伙房很大，有四五口锅，几名日本兵轮流看守，征来的两名伙夫专门负责日本仕官一家人的一日三餐。秀妹已经在这个日本人的家做了几年的女佣了，却不知道这个日本人究竟做的是什么官，她猜想这个日本人反正不是个带兵打仗的，可究竟做什么，她始终没有弄清楚。她走进伙房，伙夫已经将日本人一家的早餐准备好了，她用托盘和竹篮将早餐拿到客厅，一一盛放在圆桌上。早餐有细米粥，白面花卷、煮鸡子、酱菜。太阳的光线正照射到窗子，日本仕官和他的女人领着三个子女从楼上下来了。日本女人生育第一个孩子后，隔了一年多又生了一个男孩，隔一个年又生了一个女孩。现在第一个没经秀妹喂过奶的男孩已经六岁了，第二个男孩三岁，第三个女孩才周岁。在一家人坐下来吃早餐时，日本仕官先要做的一件事是，将放在装饰柜上的收音机打开，他和他的日本女人都喜欢一边吃早饭，一边听着收音机。收音机里一时是音乐，一时是男女在说话，有时秀妹能听得懂，有时是用日语讲的她听不懂。
二房（30）
那个大男孩已经自己会象模象样的用筷子和汤匙用餐了，老二也开始学着使用筷子和汤匙吃着早餐，不过，他还不熟练，吃饭时嘴巴、衣襟上常常弄得满是汤汁，最小的女孩还小，她被日本女人抱在膝上一口一口地用匙喂着。
日本人一家在吃早餐，秀妹坐在门外的凳子上等待着收拾桌子。因为无聊，她常常会去听收音机发出各种各样的奇妙的声音来打发这段时间。
这会儿，收音机里一个日本女人在咿呀咿呀地哼哼地唱着歌，声音细细地、温洋洋的唱着唱着突然被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随即，听到了屋内，日本仕官和他的女人叽哩哇啦的对讲声，那个日本仕官发出了一声叫声，让秀妹吓了一跳。秀妹站起身，走到门口往厅里瞧。她看见那个日本仕官和日本女人站起身，都站在收音机前，神色异常，敛神屏气地在听收音机里那个日本人的发出来的声音。听着听着日本女人竟然禁止住地抽泣起来。日本仕官在原地来回地走着，嘴里咕噜着，他快步走出了客厅，上了楼等了一会儿只见他夹着一个皮包下楼，匆匆地跑出了院子的大门。日本女人很快也很三个小孩带到楼上去了。
秀妹进去把桌子收拾了。她感到一阵诧异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整整一个上午，秀妹都一直闷在鼓里。到中午，她察觉到伙房的气管与往常有些不同，两个伙夫偷偷地在说着话，看守他们的日本兵似乎也不太过问。一向盛气凌人的日本仕官从外面回来简直判入两人了，吃中午饭时，只见三个小孩争抢着吃了饭，日本女人和日本仕官都没有了胃口。到了晚上，远处传来一阵阵鞭炮和锣鼓的响声，外面的街头上一改往日的寂静变得异常的喧闹起来。
这一夜，秀妹还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早晨，她去伙房里取日本人一家吃的早餐。她大着胆向伙夫说起话，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伙夫告诉她，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了。
“日本投降了。”秀妹默默地念道。她一时并不清楚这个讯息对他究竟有什么关系。
“日本投降了，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我们俩个人下午就准备不来了。”另一个伙夫说。
秀妹一阵心悸，突然明白了，她可以不受日本人的看押了。日本人不可以再强迫她在这里干活了。可是她还不敢贸然行事，她还需观察着事态的发展。这一天，她注意到日本仕官一上午都在楼上整理东西，将一些书本文件纸张，搬运到院子里点上火烧成了灰。当天下午，虽然一直没有看见两个伙夫的踪影。
晚上，她把小屋的门关得紧紧的，几乎一夜未眠。她觉得自己应该从这里逃离。这个念头使她既兴奋，又茫然。兴奋的是从这里逃出去，即使一路乞讨，终将结束了在日本人管制的生活，可以回到那个朝思暮想的家了。茫然的是自己身无分文，且不知道身在何处。这一路上会有很多的艰辛。她惚惚不安最终还是作出了逃离的决定。
天蒙蒙亮时，她就起床了，正是夏日时候，天亮很早，她将自己唯有几件单衣服打进一个布裹，等到早饭时，她手拿布裹直接走向伙房。两个伙夫不在，有一个日本兵在灶堂生火。日本兵探头看了她一眼，并没有太在意，她打开了伙房通向外面的门走了出去。外面是一个空空的露天过道。过道隔着一道高高的围墙。墙上拉着铁丝网。围墙的一边有道铁门。她向铁门走去，铁门上着锁，她用手搬弄着铁锁，响声引来了两个日本兵，他们吱吱呀呀地冲着她说话。她的心咚咚地跳，故作镇静地用手指指伙房，又指大门。两个日本兵听不懂她说些什么，其中一个日本兵将大门的锁打开，伸头朝外面探了探，乘着此时，她突然冲出了大门，拼命地沿着路朝一边跑，日本后追出了大门嘴里直叫：“巴嗄、巴嗄。”
她害怕日本兵在后面放枪把她打倒，但她没有听到枪声。她一口气跑了很长的一段路，转过院墙，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她慌不择路，顺着十字路口的左手方向走，走上了一条街，街上已经有不少行人，见身后没人追来，这才稍稍有些安心。
二十一
秀妹在城里盘恒了一整，没敢出城，但也不敢在街上随便乱跑，担心害怕会被日本人撞见，脱不开身，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傍晚，她走到城北门口的地方歇下了脚。城门口放着铁丝架设着岗哨，但站岗的已不见日本人，人们可以随意进出了。她在城墙角下蜷缩了一夜。天亮之后出了城，她沿着公路一直往北边方向走，尽量绕开村庄。几年的女佣生活，虽说起三更困五更，毕竟少了野外的风雨日晒。脸上的皮肤变得苍白了许多，看上去也不像个乞乡邻讨者。遇上行人，她会有意识地放慢脚步，尽量显得不慌不忙的样子，把自己装成一个附近乡邻回娘家探亲的小媳妇。
八月下旬的天气异常炎热，太阳慢慢地爬在空中，田野里冒着灼人的暑气。她一口气走了长长地一段路，两个脚打起了血泡。差不多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又饥又渴，好在她从小打过猪草，在野外有一定生存经验。她走到大水塘边，塘的水面上长着野菱，她找了一根树枝把野菱打捞上来，咬去壳咽下当饱。
夜晚的留宿是个难题，她不敢到村庄上去投宿。只能在稻场和河堤下睡个觉。为了防止蚊虫的叮咬，睡觉时用衣服把自已从头到脚裹上，随身放着粗粗的树棍。几天下来，她头发蓬乱，衣服又脏又破，身上发着难闻的气味，脚上的血泡破了，走起路一拐一拐，这副模样反而不怕见到人了。她开始大着胆上门去要饭，不过她有意地避开一些小村庄，只到大集镇上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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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31）
慢慢地，她已经习惯了这种乞讨生活了。在路上有时一个人走，有时不声不响地跟着别人后面，沿路讨饭的人其实是很多的。从一个村镇走到另一个村镇，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她已经记不清在路上走了多少天了。
她一路走一路问，很少停留。但是，有时也不得不在一个城市滞留。一次是她身上不方便，还有一次是生了病，头烧得很厉害。路上也遇到许多次的危险和伤害，最令她害怕的一次是在一个夜里，受到一个流浪汉的袭击，差点失去了回家的脸面。这天闷热的天空下起了雷阵雨，她躲在一个屋檐下过夜。饥饿和疲劳让她蜷伏在石阶上睡得很沉。睡梦中，忽地被惊醒，她觉得身上很沉被什么压得透不过气来。她睁开眼，一个黑影爬在她身上，双手在解她的衣裤。她大为惊骇，同那个人扭打起来。那个人混身散发着臭气，力量很大，死着力气非要将她的裤子扒下不可。她急了，拼命地叫喊，猛地一个翻身将骑在身上的人掀倒在地，顺手抓起搁在一边的木棍，使尽力气朝那个黑影打去，那个人被击中了头部，哼哼呀呀地倒在了地上。她抓起了破衣裳不顾一切地跑开了。天慢慢放亮，在筋疲力尽的时候浩浩荡荡的一条长河横在眼前，她走到江边了，感觉到心在扑咯地跳。
又辗转了十来天后，她来到了一个镇子。镇子有些大。有一条石板街，街两旁开着几家店，她从这条街上走过去，在一家门口讨了一口口饭，蹲在街旁边吃边作休息。忽然站起身来，朝对面的一家杂货店走去，她看见杂货店的门口放着一只酱坛子，坛子上贴有一张纸，这张纸上印着字，已经褪了色，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贴在坛子上的印记是刘家特有的印记，是刘家的东西。她大为惊愕，喜出望外。忙不迭地向店主打听坛子的来路。店主是个穿着整洁的人。有四十来岁，他听不清她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说些什么，又看她混身脏乱不堪，硬是把她轰了出去。她没有灰心，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一拐一拐地跑到了镇外，找到一个水塘，用手捧着洗脸，又把头摁在水里洗头发，把身上的脏衣服也换了。她回到杂货店。杂货店的老板抹了抹眼睛，惊异地把她从上到下重新打量了一番。告诉她出镇往西赶六十里路就是城市。隔天下晚时分，她走进了城，这个地方几年来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