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子们称之为奇。因为满人主奴之间的界线是极其分明的，无人肯混淆，这是满人的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善待下人却遭老臣参奏（2）
为这不顾体例的事，英和还正儿八经上奏参了曾国藩一本，说曾国藩身为大清国官员，不顾身份，不懂规矩，待下人如兄长，视奴仆若亲人，有违咱大清祖宗家法，并引经据典说，仆可以买卖，官员可以买卖吗？任其胡闹，国将不国了！恳请皇上重办该员，以正国风。伏乞皇上圣鉴。
望着这不伦不类的奏折，道光帝长叹一口气，提笔在折子上批道：“英和年迈，老糊涂也。”折子退回军机处，在京城一时传为笑谈。此后，百官私下都管英和叫“糊中堂”或“涂中堂”。从此，英和与曾国藩的关系就恶化了。
曾国藩立门开府后的第四十天，湘乡老家的长工南家三哥便赶了过来。
南家三哥和曾家沾点偏亲，说是长工，曾家却谁都不把他当长工看：割麦时便同曾家大小一起割麦，渍麻时便一起渍麻。到了年底，曾家总要分过去几担粮食酬劳他。曾家每遇有到外面去办的事情，总让他去办。长沙他是常去，曾国藩点翰林后，京城也是一年走一回。
南家三哥身材不高，倒练就了一双快腿。这次进京，他给大少爷带过来五坛腌菜、五双布鞋和五十两银子。南家三哥把银子交给曾国藩后，用手指着坛子和鞋道：“大少爷，老太爷说，这五坛腌菜是特意给您做的，用的都是上好的菜根，都没放辣子。您打小身子骨弱，多吃菜根，补啊！鞋是老太太和几房少奶奶赶做出来的，也不知合不合脚。”
曾国藩把一坛腌菜打开黄泥封口，见果然用的全是白菜根儿、苦瓜根儿等，品样达十几种之多，花花绿绿，非常好看。他用手抓起一根扔进嘴里，边嚼边道：“住会馆这几年，可把我馋坏了。以后，有进京的，常捎一些吧。咱那地儿，缺鱼缺肉都不打紧，只这腌菜不能缺，一年到头全靠它下饭呢。三哥呀，怎么没有带些苦菜呀？”
“啊，大少爷不提，小的倒忘了……”南家三哥边说边打开包袱，从里面一摸便摸出一个小包袱：“这是干苦菜，做菜时让厨子放一些，既清肝火又开胃呢！大少爷呀，小的没想到您离家这么久，还是忘不了腌菜和苦菜。老太爷和老爷这回可该放心了。”
“嗯？”曾国藩被说得一愣，“老太爷和老爷说什么了吗？”
南家三哥道：“其实也没什么，小的从家里动身时，老太爷特意交代，让小的别动声色，看大少爷吃腌菜时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喜欢，就把苦菜拿出来。如果不喜欢，苦菜就别往外拿了，大少爷肯定是忘了本了！”
“咳！”曾国藩长叹一口气，许久才道，“以前我不让家里捎腌菜，是因为会馆包伙食，我是日日夜夜都想自家的腌菜呀！我曾家的腌菜，是曾家兴旺的根本哪。在湖南，家家都制腌菜，可像我曾家这种做法的，恐怕还没有！”
“是啊，靠着几十亩薄田不仅养活了几十口人，还供出个大翰林！全国都少见哪！”南家三哥也感慨不已。
曾家的腌菜的确不同于其他人家的腌菜，话得从曾国藩的太爷曾竟希说起。
曾竟希是靠给大户人家打短工的积蓄买得五分田的，十几年的光景便累到二十几亩。为了让菜地多出些银子，曾家的腌菜全都用菜根儿、菜叶来制作。如果菜根儿出得少，便用瓜皮洗净了代替，总要填满十几缸。苦瓜原本是湖南最常见也最不值钱的大路货，湖南几乎家家都用最好的菜来腌菜，但曾家却把好的都卖掉，只用苦瓜根儿来腌菜。
亲戚邻居们见曾家已过得有些气象，都认为曾家大可不必如此节俭。曾竟希却说：“菜根儿补肾，苦瓜根儿去火，都是宝哩！”曾家什么都在变，气象也是一日胜似一日，但这腌菜的内容却一直没有变。湘乡人都说：“曾家吃菜根儿是吃顺口了！”他们哪里知道，为了能让曾国藩安安稳稳地在京里做官，曾家老小一直都在勒紧肚皮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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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记教诲，勤俭持家（1）
就在这一年，正四品鸿胪寺卿穆同果然被道光帝钦授浙江乡试副主考。
在翰林院见到礼部的咨文副本，曾国藩感觉出了座师穆彰阿在道光帝心目中的地位。因为穆同虽说也是出身两榜，但却是武科，惯玩拳脚，他是一个“四书五经”一窍不通的人。这样的人竟然也能被外放出去协助主考组织一省的乡试，不是穆彰阿的作用，又会是哪个呢？
至于穆相让曾国藩也帮衬几句穆同的话，曾国藩答应是答应了，但却没有做，他也不敢做。但当朝一品大学士、军机处首辅、道光帝眼中敢说敢做的人物穆中堂，对自己的得意门生还是越发看重了。
穆彰阿知道，穆同于学问上是个大白丁，全京城都知道，相信最圣明不过的道光帝也应该有所耳闻。曾国藩偏偏是京城里公认的文章高手，而又是得宠的时候，除非他帮衬几句，穆同的愿望哪能实现。这笔误记了的糊涂账，竟然使曾国藩仕途顺利了许多；想给曾国藩出点难题的人，因碍于穆老相爷的面子，也都作罢。
穆同身为正四品的鸿胪寺卿，除掉每年的俸禄一百五十两、米一百五十斛之外，还有世袭的一份俸禄，也将近二百余两，再加上恩俸，一年的总收入不会低于七百两。有士大夫阶层的收入，他为什么还如此看重这趟皇差呢？
原来，钦命典试的官员不仅要从户部领取不菲的程仪①（主考一般为两千两，副主考为一千两），乡试结束时，地方上还有一份礼金赠送。乡试主考一般由两榜出身的翰林公（也须四品以上的官员）或三品以上文职大员充任，自然是文名鼎盛的文章高手了，乡试结束后，要由地方上集些钱来孝敬，一般为两千两银子，这等于又拿了一份程仪；至于副主考就可以不拘品级了，但也要是文章出众之人出任（穆同这种特殊情况除外），一般孝敬一千两银子，也和程仪相等。无非一个公开，一个不公开罢了。礼金多由一省的督抚或学政来转交，名为辛苦费，实带有贿赂的意思。当时有民谣说：“一任主考官，百姓吃十年”，“京官不外放，穷到能卖炕”。主要说的就是这种灰色收入。
其实，这种不成文的规矩早在康熙年间就出现了，只是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数目。那时候，京官赴省主持乡试，有的省给一千，有的省给两千，还有的送五百，主要是看肥省还是穷省。那时的乡试主考官还没程仪一说，只是由户部出些往来盘缠，年终的恩俸略高一些而已。
康熙帝为了杜绝考试中的*现象，专让户部设了程仪一项。官员们自是三呼万岁，口称皇恩浩荡奴才们感激涕零，但地方上孝敬的钱仍然照拿，否则这三年一遇的乡试，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只是不再明目张胆了。
康熙帝出于体恤百姓之心所采取的这项措施，自认为做了一件于国于民都有益的大好事，却没有收到分毫效果，国库倒成定例地每三年都要拿出老大一笔银子。
这一年的考评，曾国藩名列一等第二名，奉旨以翰林院侍讲兼署翰林院侍读。
随着官阶的提升，曾国藩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社会兼职于是多起来，比较著名的有湖南在京同乡会会长、湖南赈灾会执事、湖南会馆执事、长沙会馆馆事等，达十几种之多；很多人都想依附穆彰阿这棵大树好乘凉，身为其座下第一大弟子的曾国藩，不想受益也要受益了。这是他始料不及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运去金变土，运来土变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谨记教诲，勤俭持家（2）
好事真的一件跟着一件向曾国藩袭来，挡也挡不住。道光帝亲自点将，钦命曾国藩充任四川省乡试正主考，从五品官做乡试正主考是大清首例，副主考则由官拜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赵楫充任。赵楫官阶倒比曾国藩高，为从四品，这又是自清朝开国以来没有过的事。
隔了一天，户部便将两千两银子的程仪送到了翰林院，翰林院全体震惊。胡林翼、陈公源等一般下属嚷着要吃曾国藩的花酒，曾国藩一笑置之。回到住处，望着这两千两白花花的银子，他的心早已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湘乡荷叶塘。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二十四岁的曾国藩在湖南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道光十七年入京会试，不中，只得怏怏返乡。在金陵书肆闲逛时，他万没想到，这里竟有他梦寐以求的《明史》出售。他一问书价，不由一喜一忧。喜的是，怀里的银子正和书价吻合；忧的是，购了《明史》，便没了回家的盘费。
他双手攥着硬硬的银子，在书肆犹豫了许久，徘徊了老半天，一连走店门两次，终于还是咬着牙把书买下来。他一边把书小心地一册一册放进担子里，一边悄悄地问书肆的伙计：“小兄弟，这里可有当铺？”
伙计用手往斜对面一指道：“那不是？”接着又吃惊地问他一句：“爷莫不是为了买书要当衣服吧？爷呀，书不看不要紧，衣服不穿咋行呢？”
曾国藩笑了笑没有言语，挑起《明史》步出店门。他挑着《明史》走进当铺，当掉长衫，这才到码头与人合伙搭了个返湘的船。仿佛是天意，船钱正和他当长衫所得的钱相吻合。他心里想的是：“坐船不穿长衫可以，碰到《明史》不买可不行！”
船行了三天三夜，他读了三天的《明史》，睡了三夜的好觉，中途只吃了船家的几个火烧。
当曾国藩挑着书一晃一晃地走进家门时，已是狼狈不堪，全家人还以为他遭了劫。
这时的曾家，为供曾国藩求学，已花去了银子无数，积攒的家底几近无存，就差借债度日了。转年偏偏又是闰年。闰年有恩科，可以联袂会试。
为了能让曾国藩不错过二次进京赶考的机会，星冈公卖了三次地还差着十几两的缺口，曾麟书也急得连着几夜不能入睡。曾麟书时年已近知天命，他知道自己是天生秀才的气数，不要说进士，就是举人，也是无望了。但是，他要从儿子身上补上这缺憾。儿子已经是举人，离进士只一步之遥了。可是，银子……
这天正好南五舅来探望星冈公，见曾家大小愁眉不展，知道是为子城进京的事发愁。南五舅没有言语，回家后硬是把家中全靠它耕种的一条尚未长成的半*牛拉到集上贱卖了，并连夜把这卖牛钱送到曾家。尽管这十几两银子曾麟书很快便还了过去，但这件事，却给曾国藩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自己这进士，中得不易呀！
临进京时，曾国藩就已下定了决心：这进士考不中便罢，若中了，就一定十几二十几倍地报答亲人、家乡人对自己的厚爱。可是几年下来，他非但没有实现这理想，相反，倒让家里又给自己填补了偌多银两。
尽管星冈公一再压着家里人不准讲闲话，还一再在信里给孙子打气，说不经清苦贫寒，磨砺不出好官，但曾国藩的心里一直不好受，亲戚们也都有老大的意见。
中试第二年的八月，曾国藩请假回湘谢师省亲，家中的一场争执使他铭心刻骨。
谨记教诲，勤俭持家（3）
这时的曾家，在星冈公的全力操持下，又能用起长工了，而曾国藩的弟弟们也都请了先生，在湘乡，俨然一副大家气派了。这都是星冈公持家有道所致，没一笔外财，十几缸菜根儿所制的腌菜便是佐证。
话题由曾麟书提起来的：“宽一点了翰林，翰林可都是应着天上的星宿哩，湖南一共才出过几个翰林！湘乡这十几年里出过一个吗？点了翰林可就是皇家的人了。我看趁宽一回来，就再豁出去一把，把院落扩一扩，房子也就势修缮一下，再给宽一起一个书房吧，以后回来省亲也有个待客的地方。预计要买的地，我看就算了吧。宽一用不多久就得做官，翰林出来做官，我看最差也得是个道台、知府什么的。就算是知府吧，还愁没有银子用吗？就算将来放个最不济的县太爷，三年还能弄他几万雪花银子哩！”
此时的曾麟书，仍长年在外坐馆，已是一把胡须的人了，拖着一口长腔，教着七八个乡间子弟，一年得个三五十两的束金，口里整天“之乎者也”个没完。曾麟书深知，科举道路的艰辛，所以对功名看得尤比别人重些。儿子替老子争了光，他自觉有种优越感，所以就先行发言。
“是啊，妹丈说的是这个理儿。”曾麟书的内兄江超益，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也说，“子城点了翰林，真就是天上的星宿哩。何况生子城时老爷（指曾国藩的曾祖竟希公）梦见蟒蛇入怀，院里老古槐也枯死了。子城肯定还是个大号的星宿哩！修修门面再起几套院子我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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