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他回忆：1958年“大跃进”时，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书的数量“大跃进”，比往年增加了许多，但是质量大幅度下降。这样，在1959年迎接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少年儿童出版社竟然拿不出像样的书。于是，决心吸取“大跃进”的教训，出点有质量的书。编辑们在学校进行调查，发现学生们爱问“为什么”，从1959年年底开始，便准备着手编一套问答式的大型自然科学丛书。
王国忠说，当时，受苏联伊林《十万个为什么》的启示，也受《科学画报》的“为什么”专栏的启发。
我说，早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套《自然科学知识问答》，有点类似《十万个为什么》，作者便是后来成为著名“右派分子”的葛佩琦。我曾经访问过葛佩琦，他说他原本是学物理的。我也看到过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出版过一本墨绿色封面的小书，书名《一百个为什么》。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为《十万个为什么》挑大梁（3）
王国忠说，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是完整的一部作品，而他设想出版一本类似于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但各篇是独立的科学小品。
当时为了给这套书取一个响亮的名字，编辑们想出二十几个书名，写在第三编辑室的黑板上。最后，大家不约而同选中了《十万个为什么》这个书名。
其实，细细“考证”起来，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这书名，取自英国诗人吉百龄的诗句：
五千个在哪儿，
七千个怎么样，
十万个为什么。
吉百龄，又译为吉卜林。约瑟夫·拉迪亚德·吉卜林，英国短篇小说大师，诗人，19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百龄1865年生于印度孟买，他父亲是艺术学校的校长、艺术家，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馆长。在印度的经历，使吉百龄熟悉印度的自然风光和民间传说。后来，他移居美国，开始发表关于印度的《丛林之书》、《丛林之书续集》等作品。
伊林从吉百龄的诗句中，选用《十万个为什么》作书名——尽管书里的为什么并没有“十万个”。在俄语中，“十万”——“一百个千”，用来形容多。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一本小书，大约只有五万多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一套丛书。
《十万个为什么》编辑组共五人，即曹燕芳、黄廷元、张伯文、洪祖年、潘勋照。其中主要是曹燕芳，一个人负责数、理、化三册。其余几位在当时是新手。
在编辑工作中，走了一段弯路：最初请了一批中学教师撰稿，那些“为什么”写得像教科书，枯燥干巴。于是，编辑们只得推倒重来，物色文笔生动的作者……
王国忠对我说：
“你的第一本书稿《碳的一家》，属于化学，所以是由曹燕芳看的。她看了以后，认为不错。她交给我。我也以为文笔很好，就决定采用。问了一下，才知道你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自从《碳的一家》出版之后，就看中了你，又约你参加写《科学技术新成就》、《农业科学新成就》以及《揭开科学之谜》等书。同时还约你写《十万个为什么》。你写了化学分册。接着，又约你写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分册。”
我手头有《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版本，上面标明的第一次印数并不多，五千册而已。这表明，《十万个为什么》在出版之初，一开始并没有被看好。
要知道，我的第一本书《碳的一家》在1960年2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时，第一次印刷就印了两万册。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五册，从1961年4月开始发行，与广大读者一见面，当即引起轰动效应，成为畅销书，连连加印！
《人民日报》发表陈原先生的书评，指出：
“近来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了一套书，叫《十万个为什么》，讲的是通俗科技知识。书凡五卷，不胫而走，可知人们多么想获得更多的科学常识了。”
陈原用“不胫而走”四个字来形容《十万个为什么》的畅销，《解放日报》则以书店里“踊跃购买”、图书馆里“出借一空”来形容这套书如何受人欢迎。
《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后，《中国青年报》等许多报刊纷纷转载，各省、市出版社租型翻印，成为当时印刷量最大的畅销书。初版本在短短的两三年间，竟然印行了五百八十多万册！
幸亏当时还没有盗版。不然，《十万个为什么》的盗版本定然充斥市场。
《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能够一炮打响？
这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题目林林总总，来自生活和生产，来自读者身边，读之十分亲切；内容广泛，无所不谈；每篇文章短小精悍，说古道今，趣味盎然。这套书以“大众化的、小百科全书式的科普读物”为特色，受到读者欢迎。《十万个为什么》虽然是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但是，由于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所以青年读者以至成年人也喜欢这套书。这样，使《十万个为什么》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十万个为什么》的成功，还在于“套”字上。《十万个为什么》在策划初版时，就注意到成龙配套的问题。初版分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五册。后来，增加了数学、地质地理、动物三册。1962年12月出齐八册。这时，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共收1484个“为什么”，105万字。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1）
1962年1月19日，上海《新民晚报》第二版发表记者永义所写的报道《图书的背后》一文，内中有这么一段：
“作者们对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专业知识是精通的，但写法上不一定符合儿童的特点。编辑部就再三讲明要求，多方协助作者。如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位作者，编辑部派专人和他谈，帮他修改，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后来这位作者一个人就 一百多个题目，成为本书作者中写得最多的一个。”
报道中提及的“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位作者”，就是我。报道中提及的“这位作者一个人就写了100多个题目”，仅指化学分册，而不是全书。
这是我第一次见诸于报道。
《十万个为什么》成了我的成名作。自从《十万个为什么》出版以后，我几乎很少主动向报刊投稿了，因为很多报刊编辑部从《十万个为什么》上知道了我，纷纷向我约稿。我应付约稿已经忙不过来了。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重要报刊上。我还在《安徽日报》上开专栏。
《十万个为什么》成了我的成名作，我的人生命运也从此和《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
为了写《十万个为什么》，我曾生了一场大病……
北京大学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当时，提出要培养“金字塔型”的人才。也就是说，要求学生的知识结构像金字塔那样，底座很大，在坚实而宽广的基础上“拔尖”。我入学时还是五年制，后来改为六年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好“金字塔型”的底座。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的学业是够重的。《十万个为什么》是我的“学余创作”。沉重的功课加上繁重的写作，我处于超负荷的状态。况且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连饭都吃不饱。每月能吃到一回水煮的黄豆，算是“改善生活”了。就连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视察北京大学那天，学生们伙食得以改善，也不过是每人增加一个水煮鸡蛋而已！
我差一点累垮了。我的体质不错，平常很少生病，以病历卡上保持空白为荣。可是在写《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有一回我突然连续发起高烧来，不得不住进北京大学医院。经诊断，我患急性肺炎。一星期后出院，仍咳嗽不已。经医生透视，我因肺炎引发了肺结核。
记得，医生劝我退学休养。我仍坚持上学。我住进了北京大学传染病“隔离”宿舍，那里住着肺结核与肝炎患者。每天清早和病友们在草地上打太极拳，傍晚则做气功。吃饭在专门的隔离食堂，售菜窗口上方分别写着“肺”与“肝”字，意即供肺结核以及肝炎患者的专用。
所幸那时《十万个为什么》已写得差不多。在初版五册出版后，写后面三册时，我就不参与了。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2）
经过一年的治疗，我的肺病终于结束了“浸润期”，我又忙于写作了，写出了《小灵通漫游未来》。
当我开始恋爱，第一次送给我的爱人的珍贵礼物，便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
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当我打算从科学研究所“跳槽”到电影制片厂，《十万个为什么》帮了大忙：当时，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正在把《十万个为什么》改编，拍成电影《知识老人》。我希望调到这家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编导。当来到这家电影制片厂，生怕人事干部不了解情况，就在挎包里备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以便作为“介绍信”。接待我的是厂长李资清。李厂长一听说我叫叶永烈，马上就说：“久闻大名——《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我们厂正在把你的作品改编成电影。”这么一来，我就用不着“介绍信”了。非常顺利，不久，我就调到了这家电影厂，在那里一口气干了十八年的电影编导工作。
顺便提一笔，在“*”中，我从“揭发”厂党委“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大字报中获悉：当我还没有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李厂长就指派党员干部江雨林（当时任音乐组组长）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指名要我毕业后分配该厂工作。李厂长指名要我，就是因为看了《十万个为什么》，从少年儿童出版社那里知道我是即将毕业的北京大学学生。但是，北京大学化学系负责毕业分配的干部告诉江雨林，按照国家规定，这里六年制的毕业生只能分配到科研单位，不可能分配到文艺单位。我这才明白，当我分配到上海之后，主动前往该厂，为什么李厂长马上亲自接待我？为什么亲自到电影局为我办理调动工作的手续？这一切，都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写了《十万个为什么》，我的名字将列入中国化学家辞典，而不是列入中国电影家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了。
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十万个为什么》被打成“大毒草”，在上海遭到由一百多个单位组成的“工农兵批判联络站”的所谓“批判”。
内中“批判”的重点之一，是我在化学分册初版本中所写的“做豆腐为什么要点卤？”。我在一开头，这么写道：“电影《白毛女》里，贫农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得喝盐卤而自杀。可是你如果注意一下豆腐坊里做豆腐的情形，你会发现：人们总是用水把黄豆浸胀，磨成豆浆，然后进行‘点卤’——往豆浆里加入盐卤……”
这一段话，被“上纲上线”，扣上了“污蔑贫下中农”的政治帽子。
其实，那是因为我所看的电影《白毛女》是最初的版本。后来，《白毛女》进行了修改，把杨白劳写成挺身反抗黄世仁，不再是喝盐卤自杀了……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3）
在“棉花为什么能作炸药？”一文中，说到“经过化学处理，斯斯文文的棉花，成了人们移山造海的好助手，成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力士”，被“批判”为“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主义，是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炸药的最大功用，应该是炸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至于“太阳为什么有黑子？”一文，则被说成“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甚至连《十万个为什么》印数很大，超过了《毛泽东选集》的印数，也被认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之一。
如此这般荒唐的“批判”，乃是那荒唐岁月的“拿手好戏”。所谓“工农兵批判《十万个为什么》”，大体上就是这等“水平”！
在上海工作的我，首当其冲。单位里的造反派贴出了长长的大字报，那标题便是：《十万零一个为什么——质问叶永烈》。这一大字报，把《十万个为什么》打成《燕山夜话》式的“反党大毒草”，“在知识的幌子下贩卖反党黑货”，我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新来的造反派头头，一直喊我“小吴”——以为我姓“吴”，因为人称“小吴晗”嘛！
我遭到了突然抄家，其罪名就是写“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
记得，家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的人，真弄得我抬不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