盏�5日的夜里，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决议取消农奴制度和贵族、教士的一切特权。在税收和法律上，今后所有法国人一律平等。 三个星期之后，于8月26日，“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发表： “1。人在权利上是生来并永远平等的。 2。任何国家机构的目的，都是保障人的自然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3。任何统治的渊源，从本质上看都是人民。 4。自由意味着，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可以做一切事情。 5。法律只能制裁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凡法律不禁止的，就不允许阻碍；凡法律允许的，就不能限制。” 陈旧的政治体制“旧制度”从此废除。整个欧洲的思想界都向法国抛去了羡慕的目光。法国的国民大会开始着手制定宪法，使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这就是说，国王虽然仍是国家元首和行政机关的首脑，但他只有很小的政治权力。这个权力归于国民大会，终于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独立的司法最终保障了权力的分割。 但选举制度却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这样的民主程度：选举权仍依据财产和收入。在全国人口为两千五百万的情况下，只有四百万男子有权参加选举。尽管如此，1791年的宪法却仍然使法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合法的民主国家；它成为一切资产阶级宪法的榜样，直到二十世纪。 路易十六不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当国王。他试图携带家小逃往奥地利。但在边境附近被人认出，被士兵又送回了巴黎，并受到严厉的看管。这次不策略的逃跑，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如果说迄今还没有人想到要废除君主制，那么现在却出现了一个极端的运动，要求废黜国王，把革命进行到底，最后建立共和制度。欧洲的君主们充满忧虑地看到了这个发展，他们担心革命思想会蔓延开来，波及他们的国家。于是，他们宣布同情路易十六，并向他提供军事援助。自1792年开始，他们就以各种组合，向革命的法国发出威胁，说如果王室受到损害，巴黎将被摧毁。面临遭到悲惨失败的危险，加上食品匮乏和物价暴涨，巴黎出现了新的骚动。国王作为主要罪人被逮捕，数千“革命的敌人”被处死。1792年9月21日召开了新的人民代表会议，所谓的“国民公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告了共和，路易十六被判处叛国罪，于1793年1月21日，被公开处死。 在这样的动荡时代，旧制度已经废除，新制度尚未建立，一般情况下都会出现两个集团：主张循序渐进、让新制度从旧制度中衍生的温和派，即改良派；和主张尽快彻底改造现实的革命派。 随着国王被处死和共和国的成立，君主立宪制的信徒遭到彻底失败。但即使在共和派中，也分为温和派和极端派两种力量。两个最重要的集团自称为“吉伦特派”和“雅各宾党”。从很多暴力斗争的革命混乱中，极端的雅各宾党人最终取得了胜利。它的一个领袖律师罗伯斯匹庇尔（1758…1794），作为“福利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内政事务。他在无限冗长的演说中，论述道德、慈悲和公正，企图使法国成为一个真正充满美德的共和国。谁要是不同意他的所谓道德公民的设想，那就是革命和法国的敌人，必须被处死。罗伯斯庇尔的“道德国家”和现代的“极权”专制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被置于监控之下。人们估计，法国在这个恐怖的统治时期，大约有35000到40000公民死于断头台下。 罗伯斯庇尔的疯狂行为最终导致了他的道德标准只在自己身上存在；甚至他的朋友和战友，例如同样著名的丹东，都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而死于断头台下。当福利委员会的成员觉得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证安全时，他们就把罗伯斯庇尔告上了国民公会。1794年7月28日，他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被斩首。 在后来几个月里，富裕的市民阶级获得了更大政治影响。一个新的宪法开始起草，主要适合革命初期的情况。由五人组成的一个“执政内阁”接管了政府事务。但他们却没有能够为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宁；国内的骚乱不断，法国又发动一系列战争对付反对革命的国家，如奥地利、普鲁士、英国和尼德兰。在这些战争的过程中，一名年轻的将军开始显露才华：拿破伦·波拿巴（1779…1821）。当人民的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时，拿破伦于1799年11月9日推翻了“执政内阁”，用武力驱散了议会，并作为“执政官”接管了国家权力。不久以后他又宣布：“革命已经结束”。 经过了十年的眼花缭乱、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法国人民对安宁和秩序的渴望十分强烈，甚至愿意接受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因此，拿破伦作为“执政官”就可以像君主那样进行统治，尽管法国一直还是共和国。1802年他甚至成为“终身执政官”。但这仍然不能满足这个野心勃勃的新兴者：他想成为皇帝。他更改了宪法，于1804年12月2日他为自己戴上了皇冠。就此，法国革命确实是结束了。但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和在欧洲第一次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却得以发扬光大。
拿破伦统治下的欧洲
迄今为止，人们主要把拿破伦看成是天才的统帅，他用军队使法国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强大。他开始征战欧洲各国，在顶峰时期，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没有什么也没有谁能够阻挡他前进。当他1806年彻底摧毁了普鲁士军队，从而使持续千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宣告终结时，普鲁士的路易丝王后这样描写了这位法国皇帝：“他谈到好事和好人时，并不真诚。他的思想和他的野心只是为了维护一己私利。人们可以钦佩他，但不能爱他。他被幸运蒙蔽了眼睛，以为一切都可以实现。但他不懂得节制，凡是没有节制的人，都将失去平衡而跌倒在地。” 普鲁士王后说得很对，因为像所有没有节制的征服者一样，拿破伦也经历了他的滑铁卢 — 这已经成为纪念他最终失败的一句成语。而这个终结却是从他1812年远征俄国开始的。为远征俄国，他集结了六十万大军，有这支历史上最大的军队，全世界都预计他会很快就取得胜利。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的军队回避每一场战斗，一再把部队撤回到腹地。到了9月，拿破伦的“大军”逼近了几乎是一座空城的莫斯科。几天之后，俄国军队放火烧毁了整个城市。拿破伦知道，没有足够的住处和足够的给养，他的军队是无法度过俄国的冬天的。他向沙皇提出停战建议 — 但却没有得到回应。他没有办法，只好命令撤退。然而，撤退对他的“大军”来说，却是一场灾难。每天都有数千士兵死于饥饿、疲劳和俄军的反击。最后只剩下5000人返回了家乡。 一向以战无不胜著称的拿破伦还是被打败了，这大大鼓舞了他的敌人，促使他们联合了起来。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英国和瑞典，一起向法国宣战。从1813年10月16至19日，在莱比锡附近进行了著名的“民族大会战”。拿破伦新组建的军队无法同盟军抗衡，遭到了第二次惨败。1814年，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伦必须退位，并被放逐到了厄尔巴岛。一年之后，他又卷土重来，再次回到巴黎，推翻新立的国王，接管了政权。他再次建立一支军队，但却于1815年在滑铁卢附近被普鲁士和英国军队彻底击溃。作为英国政府的俘虏，拿破伦最终于1821年5月5日死在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上。 拿破伦皇帝的统治只持续了十年的时间，然后，他的大帝国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倾倒了。他为后世留下来的，不是他作为统帅的各种战绩，而是作为政府首脑所做的各种改革。其中特别是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革命的很多重大要求都在其中得以实现：对所有法国人实行统一的法律；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取消等级制度；进入公共职务只根据业绩而不根据出身；经营自由；择业自由；财产占有权；宗教自由和实行民事婚姻。《民法典》成了欧洲及世界各国民法的榜样。 同样，行政改革也使拿破伦受到很多赞誉。法国被分为九十八个行政区，它们不是独立的，而是接受巴黎的指示。同样受中央控制的，是国家统一监督下的教育制度，全国施行统一的教学计划 — 直至今日，法国学校的毕业标准，在全国各地仍然是统一的。 拿破伦在德国取得军事胜利后，也进行了改革。例如教会管理区域的世俗化，即把管理权交给世俗的诸侯；原有的112个帝国主教区，从政治地图上消失。此外，350个帝国骑士辖区和很多帝国城市不再是独立王国，而是置于诸侯的管辖之下。由上百个小邦和最小的领地组成的支离破碎的帝国时代结束了；一个更强大更有生存能力的中等国家从而诞生。在这场“政区清理”中，主要赢家是巴登、伏滕堡和巴伐利亚，它们的版图明显扩大。市民的公共生活方式也根据新的法国法律进行了重组和规范。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尽管市民被剥夺了政治决定权，因为在德国还没有一个被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 普鲁士和奥地利也未能摆脱法国思想的影响，同样陷入了改革的压力之中。“为防止爆发革命，我们必须改革。必须去帮助那些在上帝保护下的人们。”一个普鲁士官吏这样描写当时的形势。冯·施泰因和冯·哈登贝格两位男爵着手起草改革方案，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法国的模式。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改革，主要贯彻了著名学者威廉·冯·洪堡的思想。直至今日，德国的大学教育仍然贯穿着洪堡的精神。改革的总体设想，是使普鲁士的臣民变成独立思考的公民，能够带着责任感参与国家的工作 — 或许在什么时候，也能有一个与国王处于平等地位的人民代表机构出现。 在另一个领域，拿破伦也是一个大变革者 — 当然不是出于他的情愿：在被法国占领的不独立的国家里一再发生反抗运动；拿破伦为了战争，越来越关注金钱和士兵，他的这个欲望越明显，反抗也就越强烈。特别是在德国，这种反抗已经成为反拿破伦的民族运动。如果说这个国家的诗人和哲人早已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文化民族”的一份子，那么现在他们就也想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向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要求他的同胞“塑造自己的品质”，重新成为德意志人。“让我们不仅在我们的身躯而且在我们的精神面前躬身礼拜，成为它们的俘虏。”这种维护民族特征的愿望，也是导致“解放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这场战争导致了法国在欧洲霸权的结束。德国人日益增长的、有时是过于强烈的民族自觉性，也在这里有它的历史渊源。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工业革命
从“法国压迫者”下得到解放，使很多欧洲人都梦想着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并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的政治权利。但这正是王公贵族们要防止发生的事情。从1814年秋到1815年夏，他们召开了旨在重新规划欧洲的“维也纳会议”， — 希望尽可能多地保留旧的东西。会议在奥地利宰相梅特涅的主持下，试图重新建立1789年以前的状况。如果说，他们真的相信，这样一来时钟就可以倒转，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欧洲并不平静。用警察国家的方法，王公们虽然还能够制造“稳定和秩序”的假象，但人们的不满却仍然存在。1848年，终于爆发了革命。从法国开始，蔓延到了整个欧洲。人民到处要求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在前几个月里，还出现了王公们似乎打算让步的迹象。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想赢得时间，聚集新的力量，企图再次用武力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巴黎、维也纳、柏林，起义都遭到失败。 王公们在政治领域一再阻碍变革，或至少推迟变革的进行，但经济生活却发生了越来越快速的变化。十八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开始的变革，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称其为“工业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人类从务农和定居所开始的生活环境。 作为世界主导的海上和殖民大国的英国，变得越来越富有了。一个开明的市民阶级对这种财富和日益增长的自信，使这个国家也成了起领导作用的精神大国。而这对工业化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时的精神之父，当属伊萨克·牛顿（1643…1727），他借助严格的数学法则描绘自然现象，并通过观察和实验加以印证。根据他由此所得到的知识，使人们对自然界的力量有了更多的理解，并在技术上加以运用。其中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