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琦的父亲对朝廷有功，孙宝琦本人对朝廷功劳也不小。他最初是因父功而荫任主事，十九岁就当上了直隶道台，督办铜元局。时海禁初开，他不仅本人积极学习各国语言文字，还先后创办了北洋育才馆和开平武备学校，当时吴佩孚、萧安国和陶云鹏等人，都是他的学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作为随员，护驾慈禧和光绪向西安逃命。因他天生记忆力惊人，读书可过目不忘，又精通英文、法文，所以竟临时充当了朝廷的译电员，不论何方来电，他无需翻密码本，随手可译，再紧急的电报到了他那儿决不误事。于是庆亲王奕劻大赏其才，极力保荐他入军机处专司电报职，由此也引出了儿女婚嫁之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朝廷拿盛宣怀开刀，盛星夜逃离北京，躲入青岛德国租界，时孙宝琦正在山东巡抚任上，盛即与他取得联系。孙宝琦赶紧从济南电发胶州，叫胶州都督设法保护，回头又连发两电，对亲家进行劝慰，通报情况，又安排盛的侄子盛春颐火速赶赴青岛，随时听从使唤。
孙宝琦给亲家盛宣怀发电：“千万勿赴沪，顷电托胶督。照料沪寓，雇印捕为宜。”他知道上海已成风声鹤唳之地，华捕亦未必可靠，所以劝他千万不要回沪，至于保护老公馆，还是“红头阿三”可靠些。隔几日又发电，告诉亲家，项城（袁世凯）已经打了胜仗，“即到京，乱事可想结果”，于是劝亲家还是暂住青岛观望，“尊体亦宜，至祷”。
后来盛宣怀流亡日本，当然牵挂他的家产，因大清帝国已无可牵挂了，所谓“国破主灭”是也。然而平心而论，他更为牵挂的则是他的心肝宝贝汉冶萍公司，那可是他十数年来的心血啊！
武昌起义后，湖北成了革命军的天下，而汉冶萍是大清官僚们办的实业，自然也成了革命的对象。加上战火的影响，煤运不过来，船驳被征用，即使改用民船运了煤来，也无法卸货上岸，岸上已大乱，码头上已屯兵。况且战事一起，市场也大乱，人们纷纷抛售钞票而挤兑银元。汉冶萍要维持正常开业，必须拿出大量银元来支付，连工人职工也都拒领钞票而要银元。汉冶萍经理、盛宣怀的心腹李维格忙不迭地向上海求援，要求紧急调拨银元，而上海却哄传汉冶萍早被鄂军占领，人已星散，因而银元久无着落。百无出路之际，李维格又动出脑筋，去央告洋行商借，总算临时借到十万银元以解燃眉。然而炮火连天，交通阻断，汉口张家庙车站也被新军占领，汉冶萍铁矿、煤炭无法供应，只能熄火停工了。李维格贴出公告，将洋技师们送回上海，将工人们先打发回家暂避……就此仍不算完，国民政府还要予以查封，并扬言，要没收盛宣怀的汉冶萍公司的股票！ 。。
第七章 豪门联姻（4）
盛宣怀此时远在日本，这回可是“隔海观火”了，鞭长莫及，那心里的焦虑自是没法子说，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叫老亲家为之说项，并且运动他的老部下，保住汉冶萍！
孙宝琦找到袁世凯，对他说，汉冶萍是股份公司，根本不是盛某的私人财产，如果强行收为国有，那不是打击了一大批工商业者了吗·汉冶萍的股东都是江南豪富，他们在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企业均有股份，没收了汉冶萍弄不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还会影响其它产业，更何况，该企业目前也困难重重，还欠着官款，如果把它收为国有，那么所欠官款日后向谁要去·不如仍旧“官商合办”，于大局并无碍……袁世凯听了认为很有道理，于是不再动汉冶萍的脑筋了。
汉冶萍地处湖北、江西一带，民国后那儿是军阀吴佩孚和萧安国的地盘，而这两个人当年都是开平武备学校的学生，孙宝琦是他们的校长。他们见孙校长出面来管汉冶萍的事了，所以也不敢存心捣乱了，反而用心加以维护。但盛宣怀仍旧不放心，为长远计，他料定自己心力已大衰，即便将来回国，也不可能事必躬亲地管理汉冶萍，不如就让老亲家打理去，反正是自家人，现在各方面都买他的账。所以，盛就把汉冶萍董事长的位子让给了孙宝琦，由他出面担当一切，并且在北京设立一个汉冶萍的办事处，具体的活儿，就让孙的三女婿，即王文韶的孙子跑腿去。那时，孙宝琦手里一分汉冶萍的股票也没有，就当上了董事长，这也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故事！
盛宣怀第二年回国时元气已大伤，汉冶萍虽说保住了，但自家的家产尚未发还，他必须继续拉着孙老亲家，跟大总统“对话”。
1916年6月初，盛宣怀还在日本的时候就听说，大总统有意要租用他在北京的住宅，即府学胡同5号的那幢大花园洋房。原来袁世凯见大局已定，已将家眷从河南彰德迁来北京，他们先住在陆军部。可是袁氏家族亦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家族，他有十三房太太、姨太太，生下十七个儿子和十五个女儿，加上男佣女仆，浩浩荡荡，足有上百号人，住在陆军部进进出出有诸多不便，于是派人四外觅房，想把家眷安顿出去。想不到觅房之人，竟看中了盛家的房子。真是老天长眼，盛氏得知后，赶紧打电报问孙宝琦可有此事·孙宝琦回电是的，是有这么回事。盛宣怀即刻大喜，决心在房子问题上动足脑筋，或许能讨大总统的欢心。
府学胡同的这幢房子，原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伟侯）的房子，二层楼花园洋房。1910年李国杰出洋，任驻比利时钦差大臣，就将此屋抵押在德华银行，押银七万五千两。盛宣怀到北京做尚书后将其赎出，并转押在正金银行，仍是七万五千两银。后来盛又添造了前后两屋。用银三万数千两，所以在正金银行的押款亦增至十万五千两。开始袁世凯的人来看房子，听说此价认为太贵，后来又提出可否租住。盛宣怀知道详情后，立即函告北京正金银行的总办实相寺君，再邀当日初次来问屋之人洽淡，请其转告盛宣怀的意思。那意思即是：“鄙见可请大总督或家眷先行居住，如果合适，只须照李伟侯押七万五千两付还正金银行，所有契据二张即由正金交呈，亦不必拘定付款日期，其未付款之前，押息七厘，仍由敝处付与正金银行可也。除抄函知照正金银行总办实相寺贞彦君责照外，兹特专遣家丁吕素到京，所有屋内原购陈设器具悉数点交，惟亲友寄存各件，即由该家丁带回……”
第七章 豪门联姻（5）
此信是写给孙宝琦的，请其在北京代为周旋此事。“洋式楼房两重，虽不华丽，确是爽明，住眷最宜，洋式家具均备，稍有花木，并有热水管，如果合用，祈即转达，尽可即日收用。候示，当即函致正金银行，所有押款，当由敝处认还该行，项城总统可无庸过问也。”如此热心地把房子让给袁大总统住，当总统的该不会无动于衷吧！当然，也得给亲家一点好处，所以另一信的末尾就有“尚有马车一辆，青马两匹，送交尊处备用可也。”盛氏考虑问题向来滴水不漏，亦是他多次能转危为安的一大诀窍也。
后来，袁世凯果真承其好意，把庞大的家属队伍安置进去住了，大约住了半年多时间，又迁去中南海了。此屋后来由段祺瑞接住。可见几十年间，此房进出的全是些头面人物。又据说解放以后，此屋归康生居住。然而十年前笔者来到府学胡同寻觅当年遗迹时，已经被拆掉了。
作为亲家，孙宝琦对盛氏已努力到家。但他做人也有自己的原则，后来很快又跟袁世凯闹翻了。他于1913年至1914年3月，连任熊希龄、徐世昌内阁的外交总长，于民国三年任国务总理。后来日本人见袁世凯想当皇帝，恢复帝制，需要日本人的帮助，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中国的事情，日本人就乘机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强迫中国承认。袁世凯原则上要认可，而孙宝琦坚决反对，最后力争不得而于国是无望，便自动引退了。
后来复出，历任税务处督办、审计院院长、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经济调查局总载、全国赈灾处处长等职，这期间，曾因反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一事，再次跟袁世凯翻脸，遂愤而辞职，袁世凯拿他也没办法。
1924年1月，孙宝琦再次被推为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没几年，因反对向法国借款的所谓“金法郎案”，再次拂袖而去。
孙宝琦原本就清廉刚正，不刻意积蓄私产，加上民国后多次辞官，家口又众多，后来经济上就常常捉襟见肘。每次辞官离京，都是由他的朋友和旧属为之操办路费和行李，最后一次辞官南归，由于杭州的祖宅已年久失修不能居住了，就只好暂借住上海哈同花园。哈同仰慕他的名声，几十口子人一并住进，也毫无他言。后来他年迈病重，就移居盛公祠后面的汉冶萍公司俱乐部（北京西路万航渡路路口的交通银行的后面，现为警备区老干部活动室和医疗室），直至去世。他全家离开北京的时候，连付房东的房租都付不出了，而房东是建造北海的工程师，因仰慕孙公的为人，就说“算了，算了”。而孙公内心过意不去，就把从法国带回来供女儿学习的两架钢琴，吩咐人抬了过去，算是略表谢意。
他去世的时候，人们来凭吊时送的挽联，大多都赞美了他廉洁清正的品格。其中，当年的大总统徐世昌送的挽联是：“门多歇浦三千客，家少成都八百桑”，横批是：“旧雨晨辰”。一方面是感叹老朋友越来越少了，少得像清晨的残星一样，另一方面是热情地赞扬了他的为人和清廉。先是拿诸葛亮作比，说诸葛亮作为一代丞相，一生廉洁无私，身后别无长物，家中只有八百棵桑树，而他孙宝琦，连八百棵桑树也没有，故曰“家少”；又说他像战国时期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一样好客，养了三千门客，所以又说“门多”。
孙宝琦还有一件当今之人知之不多的壮举，就是在法国曾暗助孙中山先生脱险。孙宝琦当年出使法国时，适逢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后来到巴黎。有一天，湖南籍留学生汤芗铭及王某三人，得知孙中山先生的行踪后，就合谋以问学为由，将中山先生骗出寓所，到一咖啡馆喝咖啡，中途汤芗铭悄悄退出，潜入中山先生的住所，将其行李及文件一并偷出，送至公使馆向孙宝琦邀功。时孙宝琦已看出大清帝国的末路，对革命党极为同情，于是一方面把东西收下来敷衍汤芗铭，暗中嘱托李石曾，将这些东西给中山先生送回去，并送上一笔旅费，劝其赶快转移，中山先生由此得以解脱。有人说，假如中山先生当时碰到的不是孙宝琦，而是其他什么封疆大吏，那后来的民国史大概就要改写了。
此话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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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乡关何处（1）
流亡日本好辛苦
盛宣怀被清廷宣布革职，并且“永不叙用”两天之后，他在日本顾问高木陆郎陪同下，经天津去青岛，12月14日由青岛转到大连，12月31日，再从大连去日本，这次还带上了四儿恩颐和五儿重颐。到日本后，在浙江富商、旅日华侨商会会长吴作镆（字锦堂）的帮助下，先住在神户盐屋山的东方旅店，后来则租住当地民屋。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无巧不成书，那时他们哪里能想得到，若干年后，盛宣怀与吴锦堂也成了亲戚了。原因是盛宣怀的外孙邵式军（四小姐盛樨蕙的儿子）娶浙江督军蒋尊簋的女儿蒋冬荣为妻，而蒋冬荣的外公正是当年在日本的吴锦堂！
神户依山傍水，与明石市毗连，宽阔的明石海峡，终年风清月朗，类似中国的青岛。可是这一次来日本不比上次来治病，他无心欣赏皓月长风，能有个临时的安身之地已是不错了，况且国内来的消息，无不是些“抄没、查封、勒捐”之类的坏消息，这使他在穷愁潦倒之际，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自觉老境已至矣。
他不得不接连向国内发电发信，主要是请他的一些洋朋友，在此危难之时，出来帮兄弟一把，出面保护盛家的财产。受其委托的人主要有：日本人森恪（三井洋行职员）、英国人答拉斯（英国通和洋行经理）、美国人福开森（字茂生，盛本人的洋顾问，曾任南洋公学总教习，由盛氏保荐为大清邮传部的洋文秘书）、日本人高木陆朗等。
他接连签署“委任状”，委任森恪：“所有别表目录记述一切财产，原来归盛氏独产及其股份之私有者，现次为森恪君代表盛氏，所有以上一切财产交付森恪君。故兹言明：森恪君有一切全权（随时电商）。特给为据。”又与高木陆郎订立由朝日商会出面保护盛氏财产的合同，合同规定：“所有盛杏记苏州、南京、杭州、湖北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