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选择最好的突破口，盛宣怀不辞劳苦地乘小船，涉激流，穿回溪，入深山，力求掌握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当他发现广济一带的煤质并非优质时，又亲自率矿师溯江而上，转到荆州和当阳地区继续勘查。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曾道及当时的实情：“（光绪三年）九月十九日，自宜昌启程，二十日行抵荆州府属之沙市。职道（即盛宣怀本人）即舍舟登陆，先赴当阳县属之观音寺，会同地方官查明产煤各山，并晓谕绅民……免疑阻生事端。部署既定，职道仍遄归沙市。于十月初七日亲率矿师乘舟，溯沙江、入漳河，时水竭滩多，日行二三十里，至十三日始获行抵观音寺。逐日督率矿师郭师敦等履勘荆、当所属各矿……拟即率该矿师前赴大冶复勘铁矿。”
第三章 洋务巨擘（8）
盛宣怀千辛万苦地忙碌了一通，却并没有达到“一举成功”的目的，第一个回合败得还很惨。原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知是哪位“好心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叫马立斯的洋矿师，此人自称擅长勘矿找矿神通广大，而实际上根本就是个“山寨版”，不仅对矿区的储藏、分布、走向都是“毛估估”，对煤质的品级也给你“毛估估”，误把劣质煤当成优质煤，实际上经他“勘定”的煤矿出产的煤，由于质劣根本不能用于炼铁，致使盛宣怀大上其当。等后来又聘请到了有真本事的矿师郭师敦前来任职时，资金已浪费了很多了。
新来的矿师果然能干，不仅勤奋、扎实、能吃苦，而且精通矿务，兼谙采矿机器原理，于化学、绘图也触类旁通。在他的帮助下终于勘明，湖北大冶的铁矿“铁层平厚，一如煤层”，而且“邻境俱属富有铁矿”，储藏量不仅量大而且质好，同时在荆门和当阳一带也找到了优质煤，“能与美国白煤相埒”。终于找到了好铁，又有了好煤，自然是天大好事，终于在1878年炼出了铁样，但此时距最初找矿，已经三年过去了。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广济之煤不能应大冶炼铁之需，而新找到的荆门、当阳之煤又距大冶铁矿太远，加上运输成本核算下来，所需资金大大超出原来的预算，也就是说，炼铁的成本太高了，反而不见得比进口铁合算。于是盛宣怀开始考虑舍鄂他图，另找地方再干。然而老上司李鸿章不允许，怕传出去影响不好，松懈了斗志和士气。他对盛说，如果湖北煤铁“规画难成，不得已而改图北来，议其后者将谓不克取效于南，亦必不能取效于北”，仍旧是死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也不许转移阵地，必须在湖北把煤铁办成。盛宣怀心中苦也，退步不成，然而前进又谈何容易·！延缓到1884年，李鸿章只好下令裁撤。然而那时的“王法”很厉害，事情办不成，官方的投资则要追回的，追不回的部分就要算到你盛宣怀头上，算来算去，盛宣怀还要“吃倒账”，赔款一点六余万串钱！这下盛宣怀惨了，想不到这煤铁如此烫手！
事情还没有就此算完，人若是倒了霉，真的是喝凉水也噎人。1884年又碰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国的制钱比光绪初年时，也就是比刚开始找矿的时候，每两要少换四百余钱，币值往下跌了不少，原来官款所余十四点三万串生息官本，又吃倒账，被“倒”去十余万。这笔账，亦“倒”在盛宣怀个人头上。本已失，利尽赔，又赔上加赔，共要赔出十五万两银，他不得不喊出“宣怀以此败家”了。
这是他办矿办铁的第一次挫折。
第二次挫折是办金州矿务。1880年代是清廷大力举办矿业的年代，这期间清廷又要盛宣怀负责山东登州铅矿和辽宁金州铁矿的开采工程。他被任命为金州矿务局督办，他的一个得力助手郑观应任总办，他还亲自草拟了《试办山东滨海各铅矿章程》。盛宣怀于1882年率矿师亲赴山东登州探矿，随后又到辽宁金州勘查煤矿铁矿。可是最终也不顺利，还得了个“科以降级调用处分”。盛宣怀当然不服，据理力争，最后还是曾国荃为他说了几句良心话。然而清廷为了顾全面子，还是将其“宽免降调处分，改为降二级留任。”接下来的事情，凡是关系到煤铁，仍是不顺。
第三章 洋务巨擘（9）
1896年，办汉阳铁厂办了七年的张之洞，被弄得焦头烂额、赔本赔尽不说，还欠了五百万两债，实在苦撑不下去了，跑到上海来求盛宣怀去接办，这下让盛宣怀看了个大笑话。
当年（1889年）张之洞要办汉阳炼铁厂，曾在上海与盛商议办法。盛宣怀告诉他要商办而决不能官办。商办，入股者均精打细算，心精力果，赔本买卖是不会做的；而官办，大家均不肉痛，反正是官本，死活无关其痛痒，就容易滋生是非，办事拖沓，事倍而功半。然而张之洞不听，他踌躇满志，以为办重工业可像剿捻一样，凭一鼓作气加洋枪洋炮，就可望夺取山头。如今张之洞办不好，你盛宣怀又有什么高招呢？他之所以敢于接下来，就是自有办法。首先他拖上了他的搭档郑观应，让郑出任汉阳铁厂的总办（其继任是李维格，亦为办厂好手），并抓住接办的机会，整顿该厂的要害。但是盛宣怀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到了他手里，仍是不顺利。
俗说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汉阳铁厂出产的钢材不知何故，看样子挺好，可是中看不中用，质量非常脆，动辄就要断裂，与外国进口的钢材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这么一来人家就有话讲了，你盛宣怀扛着朝廷和王文韶（李鸿章的继任者）的大牌子，责令各地督抚必须购买国产的钢铁材料，尤其是各地正大力举造铁路，清廷命令必须要买汉阳厂出产的钢轨，以挽回利权，但是你的质量不行又作何讲？钢轨一再断裂，经常更换费时费力且不说，成本必然上扬，更危险的是要是出了车祸，弄得处处惨案，那谁还敢乘火车·无人敢乘敢用，此铁路办之何用？此汉阳铁厂又办之何用？盛宣怀为此大伤脑筋。
人云“祸不单行”。正当盛宣怀为矿务、铁路等实业忙得心力交瘁的时候，他的老父亲盛康去世了。按照清代旧制，父亲去世要回家守制的，曰“丁忧”。在回家守制期间，一切官职公务均要交付掉，这下可给了袁世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趁机安插亲信，把电报总公司及轮船招商局的实权夺了去，而这样一来，正在嗷嗷待哺的汉阳铁厂就像没了娘的孩子，日子又难过起来。过去铁厂借钱，是盛宣怀从中操持，并以轮、电二局作为担保，而袁世凯拿到了轮、电二局后就声明，以后不可以借钱给铁厂，更不允许以其资产为彼作抵押，盛、袁间的矛盾即以此始。
产品质量，实乃企业的生命线，盛宣怀立志非要把问题的症结找出来不可。他弄不明白，—样是煤是铁砂，一样是洋人技术和西式机器设备，为什么洋人炼出来的产品就优质，而我们炼出来的就不行呢·国内聘请的洋人技师也讲不清其中所以然，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派人跑到国外洋人的炼钢厂里去侦察，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对照，看看究竟有什么不同，问题究竟出在哪。
1902年就在他的老父盛康去世的那个月，心力交瘁的盛宣怀，病中提笔向清廷打报告，要求派员出国考察，他在《铁厂派员出洋片》中申诉：“……制造必取法于人，耳闻不如目见，臣久思亲赴各国一观其布置而未得其暇，只得遘派妥员代往考查。兹查有总办湖北铁厂三品衔候选郎中李维格，心精力果，体用兼赅，本来诸熟方言，近复留心工学，臣与李维格坚明约束，铁厂之成败利钝，悉以付之……臣已代筹资斧派令该员带同洋工程师一名，克日驰赴日本，先阅其新开铁厂，即由日本放洋赴泰西各国，游历各厂，究其工作精奥之大端，彼何以良·我何以楛？彼何以精？我何以粗？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为派李维格出洋考察，还专门向朝廷打了报告，可见此事非同小可，关系到成败大计。
第三章 洋务巨擘（10）
李维格（字一琴，继郑观应之后出任汉阳铁厂总办），与盛宣怀为生死至交。他不仅精通英文法文，于近代洋务诸事悉心精研，尤其工科知识渊博，又办事认真，作风踏实，盛宣怀认为是个可依赖、重用之才。其他洋务派大官也看到了他的使用价值，清廷商部和北方实业界巨头周馥、周学熙父子，前后三次要求请调或借用李维格，都被盛宣怀“弹”回去。“三军易得，一将难求”，“铁政关系制造，各国视为强弱关键，中土仅此一厂一矿，若为大局计，似未便听其蹉跌也”，李维格是位铁厂之“将”，岂能随意搁置？
李维格果真不负厚望，考察国外各厂后，经总结和对比，终于找出了汉阳铁厂炼钢技术上的症结。原来中国国产钢材易脆、易断裂的原因是矿石含磷太多，因而在冶炼的过程中，就理应采取去磷法。而汉阳铁厂当年由张之洞举办时，却忽略了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机炉，都属使用酸法，这么一来，不仅不能去磷，反而情况更糟。这一南辕北辙式的战略技术错误，使中国的钢铁工业“糜去十余年之光阴，耗尽千余万之成本”，损失惨痛之极。原因自然是自己不懂技术，只好相信洋人，而洋人的技法竟如此不可靠，谁知是“挂羊头卖狗肉”，还是根本就在故意扰乱、阳奉阴违，依据背后人的指示在行事·事过一百年之后来看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连李维格这个非内行都能解决的问题，难道那些内行的洋技师真的解决不了·无论是张之洞还是盛宣怀，当初都是花重金聘用他们的，然而问题真正的解决，还是盛宣怀派李维格出洋之后，才弄清了真相。中国钢铁工业起步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李维格一行赴欧考察，“方若夜行得烛”，情况一目了然。他回国后立即向盛宣怀建议，购置新机，改造旧炉，将原来的贝色麻酸法废弃，改用马丁碱法之炉，同时改进工艺，以去磷质。这样，就使“十余年未解之难题，一朝涣然冰释”。从李维格回国酝酿购置新的设备到炼出合格的钢材，实际用了五年时间，距盛宣怀接手办汉阳铁厂，已耗去十一年光阴；距盛宣怀第一次到湖北找煤办矿，已经三十年过去了……拿出了真正合格的钢材，汉冶萍才算真正站住了脚根。于是，汉冶萍费劲千辛万苦，于1909年正式挂牌宣告成立。编制上改督办为总理，盛宣怀出任第一任总理，李维格出任协理。后来担任过汉冶萍公司经理的浙江兴业银行老板叶景葵先生，曾撰文总结过汉冶萍的曲折经历。
中国人积三十年之沉痛经验，方炼出了第一炉真正合格的钢铁，建立了第一个集煤、铁、钢于一体的大型联合钢铁企业，掀开了中国近代钢铁史的第一篇章，盛宣怀的高兴劲儿真是无以复加。他亲自赶到湖北去验视新钢，“居然媲美欧洲，东西人来阅者，皆称中国亦能做到如此，真出意外，洋报称羡不置”。他还赶到萍乡煤矿，乘“大槽”入井下，又乘电气车在矿井下行走四里许，亲自从井下抱起一大块煤块而出。出井后又见“荒山十里，炉厂如栉”，自忖明年以往，大利将见，“商股争投如水趋壑，二千万元已操左券。”其兴奋之情，可以想见。事情办到了这个份儿上，他总算尝到了钢铁带来的一丝甘甜。
汉冶萍后来的情况确如盛宣怀估计的那样，情况一天天好转：汉阳铁厂出铁从原来的每年二三万吨，上升为十万吨以上，钢产量从一万吨左右上升为六万吨；大冶矿石从十几万吨发展为四十万吨；萍乡煤矿从二十万吨发展为六十万吨，焦炭也相应地提高了产量。由于钢铁材料质量的提高，1909年，汉冶萍接到的订单猛增，铁路、桥梁、轨件均来订货，且有应接不暇之势。
1909年的中国，距辛亥革命只有两年了。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逃亡日本，差不多一年后才回国，汉冶萍经历了一场来自政治因素的剧烈动荡。日本人趁中国之乱，想方设法涉足汉冶萍，加上重工业发展中本身固有的种种矛盾和困难，汉冶萍——这盛宣怀亲手“抱大”的心肝宝贝，直到1916年他离开人世，依旧是一块无法痊愈的心病。
第四章 力挽中国（1）
人在商界而鞭辟中枢
1900年（庚子）是百年来中国最“热闹”的年头之一。
这一年盛宣怀正在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的任上，还是汉冶萍公司、中国电报总局和中国通商银行的老板。一般情况下，晚清政坛上的事是轮不到他管的，他肩上那些“富强要政”已经把他忙得够呛了。但是有时候你不管政治，政治还是要来管你的。眼看北方“拳乱”日起，把他费尽千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