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学堂1所，高等学堂1所，北洋医学堂1所，高等工业学堂1所，高等农业学堂1所，初等农工业学堂及工艺总局附设艺徒学堂21所，优级师范学堂1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89所，中学堂27所，高等小学堂182所，初等小学堂4162所，女师范学堂1所，女学堂40所，吏胥学堂18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1所。注册入学人数共万人，连同武备、巡警等学堂，总数不下10万人。
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统计，直隶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学生万多人，人数位居全国第二；学务资产四百八十万两，名列全国第一。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优势，这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以上种种，均可看出，袁世凯身上的维新基因全面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对改革维新的倡导与涉及领域同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全无二样。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改革维新的力度、广度、深度，较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不但打了雷，还真正落下了雨点。其原因，正如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所指出的，袁世凯所推动的改革维新不是要“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而是“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的改革维新。
这一改革维新的极致，是倡导立宪。袁世凯奏请“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不久，清廷颁布上谕，宣布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军机大臣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绍英等五大臣携带随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经费难以筹措，袁世凯带头认筹，慷慨从直隶拿出白银十万两，并允诺以后每年筹款十万两，作为出洋考察经费。又奏请派遣官绅游历日本，开启民智，为将来实行地方自治做相应准备。清廷随即谕令奉天、直隶同时试办地方自治。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新政第一人（4）
然五大臣由北京启程之时，发生了革命党人为抵制清廷假新政而制造的爆炸事件。五大臣出洋考察被迫改期缓行。一些官员更加感到立宪的必要与紧迫。如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电中说：“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证立宪之不可缓也。”袁世凯却改变了策略，似乎成了立宪的阻挠者。载泽抵达英国伦敦后，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曾问他谁是阻挠立宪之人。载泽愤而作答：“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袁世凯实际上是在审时度势、掂量立宪派、革命党等各方面的力量，他在奏对时的一句话泄漏了天机：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
五大臣还是分批出洋考察了。考察归来，五大臣一致奏请实行立宪。袁世凯见实行立宪已成定局，“以为此种好机会，略一布置，即可成功”，又改消极为空前积极。他向政务处建议：中央政府五品以上官员均应参议要政，预立上议院基础；各州、县有名望的绅商俱应参议地方政务，预立地方自治基础；预备立宪先在一省试办，逐渐推广，并自告奋勇，提出将直隶作为试点之省。他面奏慈禧太后，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他逢人即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樾”，“即是革命党”！清廷宣布“仿行宪政”、设立载泽主持的编制馆后，袁世凯将自己的亲信孙宝琦、杨士琦、张一膳、金邦平等安插进去分别任编制馆提调、起草员，实际控制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一个多月后，袁世凯等人拿出了初步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设立资政院与责任内阁。关于资政院，袁世凯曾说：
近日民智渐开，收回路矿之公电、告讦督抚之公呈纷纷不绝，若听其漫无归宿，致人人有建言之权，时阅数年，政府将应接不暇。
国民义务以纳税为一大宗，现在财政艰难，举行新政，何一不资民力？若无疏通舆论之地，则抗粮闹捐之风何自而绝？营业税、所得税等法必不能行。
惟专设一舆论总汇之地，非经由资政院者不得上闻……通国之欲言于政府者，移而归诸资政院，化散为整，化嚣为静；又限制该院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政府施行之权，使资政院当舆论之冲，政府得安行其政策，而民气疏达，亦不致横决难收，保全甚大。
也就是说，将资政院作为疏泻舆论的清议机构，一方面使“民气疏达”、“化嚣为静”、“不致横决难收”；一方面“无强政府施行之权”，政府仍“得安行其政策”。关于责任内阁，按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不经内阁副署谕旨不发生效力，也就是以责任内阁专制取代昔日的皇帝专制。具体而言，则是由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行使职权。而袁世凯的野心和美梦是继控制京津军警力量后，进京与庆亲王奕劻共同组阁，拥庆亲王奕劻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夺取皇权，控制朝政，防止年迈的慈禧一旦故去之后，光绪帝对其出卖戊戌维新之举进行报复。
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政治集团和官员的切身利益。袁世凯的野心和美梦招致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
守旧派以军机大臣铁良为代表，表示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固非不可；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之，其事可言不可行”。
他们认为，立宪将地方督抚原有的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说说可以，但就中国当时的情形而言，付诸实施断然不可。他们纷言立宪之非，激烈攻击袁世凯等人，致有要求撤销编制馆，饬令袁世凯速回本任。
立宪派以御史赵炳麟为代表，明确表示：“中国现在一时难以成立下议院”，责任内阁没有下议院监督，便成了“二三大臣专权”。“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这不是君主立宪体制，而是“大臣专制政体也”。“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议院无期成立，下民莫敢谁何，颠覆之忧将在眉睫”。
新政第一人（5）
他们认为，立宪不应单独设立责任内阁，还应同时设立对责任内阁具有监督制约作用的上下议院，否则就不是君主立宪体制，而是“大臣专制政体”。他们揭露了袁世凯假立宪、真专权的野心，尖锐指出，袁世凯这样的权臣势将颠覆大清帝国。
宗室贵族得知袁世凯提出不让他们干预政事，气愤填膺。据传，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竟从腰中拔出手枪抵住袁世凯胸膛，厉声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
太监听说袁世凯提出要裁去太监，也对他恨之入骨。据传，一天刚下朝，百余名太监截住袁世凯，太监越聚越多，围攻不放，有的出言谩骂，有的欲饱以老拳。袁世凯急得团团转，经奕劻百般劝解，并担保绝对不裁太监，众太监方撤围而去。
排袁之声一浪高于一浪，纷传袁世凯权高势重、居心叵测，将步曹操、刘裕后尘，不利于皇室。袁世凯觉得气氛不对，接连上疏，朝廷均未理睬；召见时，又面奏令守旧大臣致休，遭慈禧太后严厉斥责，并示之参劾他和奕劻的奏章。此时，他方感处境危殆，恐惧万分，借阅新军秋操为名急急请训出京。物议大哗，一片“袁世凯宵遁”之声。
慈禧太后怕成立责任内阁后君权旁落，加之对袁世凯已生疑忌，没有同意设立责任内阁，仍旧保留了军机处。袁世凯没有捞到副总理大臣之位，反而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中央官制改革而被迫辞去兼职，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清廷以明升暗降之法调离北洋军，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故去，宣统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载沣当政以后，对袁世凯势力的过分膨胀深感不安。宣统元年（1909年），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之由，将其开缺回籍养病，剥夺了袁的一切军政大权。但是，袁世凯已利用新政时期急剧扩张的军事政治实力，将其“爪牙布于肘腋”，“心腹置于朝列”了。
如何评价袁世凯与“维新”呢？史家袁伟时有这样一句话，可为参考：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
清帝逊位（1）
袁世凯被赶出朝廷后，“隐居”河南彰德。他在洹河北岸购买原天津盐商何炳莹的一座别墅，扩充改建，成为名“洹上村”的巨宅。整个巨宅约公顷，宅四周筑高大围墙，建有炮台。宅中置花园，名“养寿园”，开渠引漳河水入园，小溪长流，山林峻石，亭台水榭。距“洹上村”不远，有河南著名的风景区百泉和苏门山。袁世凯时常流连于山水之间，头戴斗笠，手执钓竿，时而闭目养神，时而凝望沉思，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之状。
袁世凯名为“退隐”，实际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方向，准备东山再起。袁世凯在家中设立了电报处，通过电台频繁与亲朋故旧往来通讯；北洋军将领、他安插在政要部门的爪牙心腹、各地官绅也公开或秘密地纷纷前来拜访他，向他报告外间一切巨细信息。通过这些渠道，袁世凯敏锐地捕捉任何一个有用的消息，紧张地分析和思索政治局势，正所谓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袁世凯胸有成竹——他一定会再度出山，只是出山时机未到。袁世凯迫不及待想知道这一时机应在什么时候，于是请了一个有名的瞎子算命，瞎子告诉他：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
1911年（即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武汉三镇失守，湖广总督瑞澄，第八镇统制张彪弃城逃跑。陆军大臣荫昌前往救援，然所率两镇陆军大部是袁世凯北洋旧部，指挥不灵。
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再次向载沣提请起用袁世凯。英法德美等国害怕影响他们在华投资利益，也纷纷向清廷施加压力，指名要求起用袁世凯。美国、法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和贾恩纳指出：袁世凯在训练新军方面做过许多工作，看来他是制止叛乱浪潮、争回不忠的军队以及同起义首领中的某些人达成协议的唯一人物。
美国派人入宫觐见，以命令口吻知会清廷：不是任用袁世凯作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要任用他作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前将袁世凯解任的载沣虽不情愿，但1905年至1910年全国各地革命党的武装起义、老百姓的抢米风潮，以及统治层中的立宪斗争和争取路权的斗争，已使清廷焦头烂额、疲于应付，此时环顾文武百官，竟没有哪个能收拾得了当前的局面，为解眼前之急，不得不请袁世凯出山。1911年（即辛亥年）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早就等着这一天的袁世凯，竟讽刺性地以“足疾”为由推辞不就，他上疏称：“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现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洽，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职，借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奕劻深知袁世凯不可能无条件出山，即派徐世昌前往彰德。袁世凯与徐世昌密商后，提出了6条：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4。解除党禁；5。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须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此6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
袁世凯要的不是督办剿抚事宜的湖广总督，袁世凯要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和军事大权。清廷亲贵理所当然地大骂袁世凯趁火打劫，漫天要价。可袁世凯有恃无恐，毫不在乎。
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响应武昌的起义，革命党人节节胜利，清军空有荫昌指挥，实受袁世凯遥控，一味“固守”、“慢慢走，等等看”。正所谓“急中风遇上慢郎中”，面对眼前岌岌可危的形势，载沣一筹莫展，只得授予袁世凯军事大权，任冯国璋总统前线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隶属于袁世凯；拨直、奉两省武器装备新募兵员；有“不得力将弁”，准袁世凯“随时撤换”，“统制以下如有煽惑观望及不遵命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