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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轮攻势兵分两路：主力由李广利率领西进，出河西走廊，直扑匈奴与西域的结合地带，意图要扫清匈奴对汉朝准备占据的西域地区的威胁；李广之孙李陵，率领一支步兵（所有好马都已经拨李广利使用），北上进入匈奴境内牵制单于主力。
这一战汉朝失败，李广利先告败绩，李陵也基本全军覆没。李陵本人投降后，成了匈奴的大将。
苏武因此更不可能回到汉朝。汉朝接下来连年进攻失利，匈奴失去西域的大部分，也感觉疲惫，于是，两国较量的核心环节开始从直接军事对抗，改为主要在西域各国做外交对抗。武帝晚年，国内民穷财尽，上层祸起萧墙，内耗不断，国家陷入深重危机。主帅李广利的家眷，因为国内的“巫蛊之祸”被灭，广利本人投降匈奴，被单于当作了祭天的牺牲。而匈奴内部也同样还是天灾人祸不断，并没有因为李广利作了“牺牲”就有了改善，反而天灾更剧烈。
古人云，大战之后，必有凶年。穷兵黩武的汉匈双方，也逃不脱这个规律。
直到武帝驾崩，昭帝即位后，汉才改善了与匈奴的关系，两国开始外交谈判。但，匈奴一直拒绝承认苏武还活着。当时，匈奴的单于已经换了好几茬，两国和议也达成了，为什么还不愿释放苏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苏武为什么被扣十九年（3）
因为，苏武在北海（贝加尔湖地区）牧羊，那里正是匈奴与丁令（即后来的铁勒）的边界。我们惯常的认识，是苏武牧羊的地方非常荒凉，没有人迹，兔子都不拉屎。其实不然。那里有包括丁令在内的很多游牧民族，水草肥美，鸟语花香，草原上歌来歌往，热闹得很。后来，蒙古的数次西征，出发点都离那里不远。
苏武在北海生活多年，当然就非常了解匈奴的生态、气候与虚实。匈奴给苏武娶了媳妇（当然是匈奴人），苏武在那里还有了小孩，其中有个孩子名叫苏通国，后来随汉使回国，为苏武延续了香火。在匈奴看来，男丁就是战士，生育人口当然也就是国防建设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上说，也算是苏武变相给匈奴做出了“贡献”。
这时的匈奴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掌握了匈奴虚实与规律的汉使们，回到汉朝，再带着汉军来攻打他们。尤其是苏武这样的杰出人物，回到汉朝，他就是又一个博望侯张骞了。
但是，苏武的部下，小年轻常惠，偷偷把苏武的情况通报给了汉使（这次会面竟然能实现，说明了汉在匈奴安插了有效的“内鬼”），这样单于不得不放归了苏武。
苏武、常惠回国以后，理所当然成为汉制定对匈战略的高参。常惠后来搞了一个“匈奴包围网”，包括匈奴西边的乌孙、东边的鲜卑、北面的丁令、南边的汉朝，都趁一次匈奴内部衰落而发起了对匈联合军事动作。其中，常惠本人作为乌孙军的参谋长，指挥乌孙军重创匈奴。这一战直接导致匈奴内乱分裂，呼韩邪单于南下投降（王昭君嫁的就是此人）。常惠因此功被升为右将军，厉害吧。
这就是苏武一行在匈奴的后期，继续被扣的主要原因，两国的前仇倒成了其次了。
几乎同一时代，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罗马帝国不择手段，终于灭了迦太基并屠城。相比之下，匈奴人的命运稍微还能好一些。
还有一个疑问：汉匈之间真的不能和解吗？也不是。
西汉与匈奴和议达成后，两国间实现了多年的和平。曾经的杀场变成了共同开发的乐土，直到王莽篡汉。王莽机械地依照儒家经典中的“华夷之别”，错误地在外交上打压匈奴（将人家的国名改为“降奴”），而且因为匈奴是亲汉室的，所以匈奴与莽新政权的关系也全面破裂，直到东汉中后期才开始修复。
到东汉末期，匈奴衰败，一分为二，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投汉。霍去病曾声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按照霍生的理念，这应该算是匈奴的“灭”了。可是，结果又如何呢？内迁的匈奴等部被安置在内地与当地人混居，汉人始终将其列为“劣等人”。压迫、奴役、歧视、贩卖，这些苦难都落在了内迁胡人的头上。而霍去病这个阶层的后人们，却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当时执政的司马氏，内战不断，西晋王朝从内部崩溃。原先被压迫的各种异族纷纭起事，造成了中原“五胡乱华”、北方衣冠大部南渡的乱局。
那么，北方呢？匈奴之后还有鲜卑，鲜卑之后还有柔然，柔然之后还有突厥，突厥之后还有回鹘，回鹘之后有契丹，有女真，有蒙古……只要中原王朝守着“华夷之别”的文化成见，不能平等对待之，不能与之同存，而始终以敌视、蔑视的套路来对立北方，那么北方的所谓“边患”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直到清朝建立，统治者使用多元共存的思路弥合“长城裂痕”，才真正构成了今天民族大融合，多民族国家巩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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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圣的后现代生活（1）
——王羲之写《兰亭集序》的前前后后
某篇文章，由于某种外因而变得妇孺皆知，甚至还被后人奉为了“经典”——这样的个案多吗？不少。在“官样文章”吃香的中国古代尤其如此。《兰亭集序》就是很典型的这么一篇。
如果仔细读一下这篇序，你会觉得此文思路颇为跳脱，有些话刚开一句头，下一句却说起不相干的事情了，似乎背后又藏着很多难言之隐，总之，写这篇文章的人，当时一定心事重重，偏偏现场又不能发作。作者情非得以，言不由衷，结果写了不伦不类的这么一篇文字出来。
《兰亭集序》一如王羲之的其他“言辞”一样，内容并无特出之处，甚至有很多结构失衡这样的硬伤。
那么，文章为什么这样知名呢？因为落笔之人是王羲之，而王羲之是书圣。
《兰亭集序》的走红，在于文以人传，人以书传。
目高于世的书圣
王羲之是个很狂的人，《法帖释文》说他的字“咄咄逼人”，连宠物也都是鹅——这种很嚣张的家禽；而当时之人能入他法眼、引为同类的更少，就是他从其学书法的老师，后来也被他看不起。
王羲之学书的师祖是曹魏时的钟繇。钟繇为人雍容盛气，书如其人；钟繇书法传给了卫夫人（卫烁），卫夫人又教王羲之正书。王羲之书有小成后，出访天下碑帖胜迹，见到前代李斯、曹喜、钟爵、梁鹄、蔡邕、张昶的真迹，痛悔自己从卫夫人那里的学书不过“徒费年月耳”，决心干脆自成一家，再不信从什么师长。但，王羲之的童子功里已经抹不去卫夫人阴柔摇曳的法则，所以，后人会做出“王字有女郎气”的评价。
王羲之的狂，一是来自他书法天下无双，更重要的是他身世显赫。晋室南渡之后，赖太原王氏为首的士族支撑，才在江南立足复祚。王家出将入相，掌握内外军政大权，有“王马共天下”之说。其中，王导位极人臣，几与皇帝一同接受群臣朝拜。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
当时的名士之间流行炒作。王羲之成年后，由尚书左仆射周顗负责炒作他。此人是个酒鬼，绰号“三日仆射”，意思是喝一回就醉倒三天。这样一位为老不尊的，推荐后进的方式自然特别：当时贵族盛行烤牛心肉吃，于是高朋满座之际，主人老周待烤好的肉上来，便先割下一片给小王，以此表示对他的推重，王羲之遂借此上位。
再就是太尉郗鉴到王家选婿。虽然幕后的比选早已定了结果——王羲之以书法才艺雀屏高中，郗鉴之女也长于书法，这大概是当时的普遍雅好——但郗鉴仍派一个考察团到王家府里去做样子。王府其他子弟不明就里，在考察团面前表现得很庄重矜持，只有王羲之成竹在胸，往东边竹榻上一躺，敞着肚皮狂吃小食品。这当然不是什么好形象，但郗鉴为炒作女婿，违心地说：好也！太有个性了，这样的人就是我未来的女婿！是为“东床快婿”典故之由来。
王羲之被隆重推出之后，沉浮政坛，逐渐参与到东晋高层的复杂倾轧之中。他很快发现这个圈子远非对外表现出的那样淡定崇玄，而是争权斗气，实际得紧。
出仕之后，王羲之先担任东晋长江上游荆州统帅庾亮的参军。庾亮和庾翼兄弟都是很了得的人，在国防前沿经营多年，逐渐蚕食北方失去的土地。庾氏兄弟爱才更爱书法，庾亮死时，在朝廷处给王羲之留下极高的评价。朝廷就任命王氏为当时政坛大红人殷浩的护军将军（其实是相当于高级幕僚）。
但很快，一场剧变席卷南北，也波及了王羲之。
东晋的一次存亡危机
当时东晋偏安一隅，北方动荡，胡、汉矛盾尖锐。羯族建立的后赵一度很强大，怎奈后期国君石虎是暴君，把国家基础败坏了。他死后儿孙自相攻击，汉族军阀冉闵趁机推翻后赵建立冉魏，尽屠羯族以及胡人数十万。中原陷入胡、汉互相屠杀的大乱之中。于是，人心思晋，大大小小的军阀纷纷向东晋皇室示好乃至上表归附。
但是，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实在太大，太突然，砸得东晋上下长时间惊慌失措。东晋小朝廷本来就内耗重重，这下更因此彻底陷入了混乱。当时朝臣巨族，不谈玄改谈兵了，终日激烈论战。朝廷上下辩论的焦点有二：一是要不要趁势北伐，二是由谁来北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书圣的后现代生活（2）
今人看来，当时东晋北伐势在必行，因为中原根本没有足以对抗东晋北上的核心势力。其实，形势远非这样简单。当时，王羲之就是北伐的激烈反对者。反对北伐者提出：晋在东南立足未稳，皇权又受到士族的掣肘，无法调动足够的人力物力北伐；更主要的是，庾氏兄弟先后早逝，他们手里的军政资源落在大野心家桓温头上。桓温其人，红须如戟，面有七星，自以为异相，毕生只有一个理想：当皇帝。所以，如果让桓温北伐，成了，桓温功高盖主，天下就是桓家的；不北伐，或北伐败了，东南至少还是司马家（还有王家）的。
但是，这次北伐机会实在太好了，手握重兵的桓温在前线径自厉兵秣马，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准备北伐，干脆不在乎你朝廷这边的空谈。此前，他已经攻灭了氐族李氏在长江上游建立的成汉政权，扫除后方隐患，并锻炼了队伍，北伐已是箭在弦上。东晋朝廷节制不果，悲愤之余，想出两个十分孩子气的对策来。
第一，推出朝廷版（正版）的北伐，以搅乱桓温版（盗版）北伐。王、马两家联合推出的统帅，正是善于高言干名，被炒作得红透东南的殷浩。殷浩慷慨陈词，誓要北上，但他手里没有什么真正的大军，只好临时抽调地方部队（很少），并纠集乱民和零散武装，招降纳叛，以壮声势。
第二，派出很多“能人”，潜入北方。这些人携带巨量盖好了大印的空头委任状，任务就是煽风点火、滥施许愿，让北方的各族各部“自相攻杀”，由远在江淮行辕摇鹅毛扇的殷浩“遥镇之”，以期最后“坐得中原”。
北伐在即，王羲之是殷浩的高参，当年又长期在庾亮帐中做事，知道殷浩盘子里这点汤汤水水，与桓温的惯战之师不能相提并论。如果桓温坐视殷浩北伐，殷浩无异于羊入狼群，必败无疑，所以，王羲之开始暗箱操作桓温与殷浩的“将相和”：桓温的价码是朝廷以他为北伐统帅，殷浩的价码则是桓温必须归他节制。双方非但寸步不让，且有越劝越来劲之势。王羲之也顾不得书圣的矜持，给双方的劝解信写了一批又一批，各方面也把桓、殷和解的希望落实在王羲之等名士身上。但，王羲之自视甚高，对桓、殷二人，仍一派教训口吻，且王本人就是反对北伐的，所以斡旋终于失败。
但是，形势不等人，殷浩那边还急着要“为朝廷”建功呢。
形势的彻底恶化，是在永和七年十二月。桓温抢在殷浩之前誓师上表，同时，数万精兵进至武昌，似乎要北上，又似乎要进京“清君侧”。王羲之调解失败被公开化，遂主动申请降职，到会稽做父母官去了。
这下朝廷里几乎所有人都出来劝桓温，让桓温觉得篡位时机还不成熟，自己有失冲动，于是退回荆州老巢静观其变。
永和八年，殷浩正式北上，开始军事动作。当时，北方形势早已经变化，由于东晋内争而迟迟不北进，有心归晋的冉闵已经被诸胡势力所吞灭。聚居于河南的氐族苻氏率众而起，准备占据关中地区做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