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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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上卷)-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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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秉国说:“大人,林明光在当面扯谎,欺蒙大人。若不是想投匪,要什么魏逵的令牌?世道虽乱,还有朝廷的绿营和大人统率的团练在,岂容得匪徒们无法无天!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魏逵的令牌,难道就不能保家护身?林明光说他未收银子,谁人可以作证?银子又无记号,谁分得出姓魏姓林?只有这令牌,他无可抵赖,才不得不承认。大人,林明光私通串子会铁证如山,岂容狡辩!”
  熊秉国这几句话说得曾国藩心里舒服,案子审到此时,才见他脸色略为放松。曾国藩问林明光:“你还有何话说?”
  林明光大叫道:“大人,熊秉国是个无赖,学生就是平日得罪了他父子的缘故,今日才蒙受这等耻辱。”
  曾国藩颇感意外,怒目喝问:“你与熊家有何隙,仔细说来!”
  “怪只怪学生平日不懂世故,恃才傲物。”林明光懊丧地说,“熊秉国是我的同里,其父熊固基是平塘镇的大富翁,仗着家里有钱,又有远房亲戚在外做官,一贯在乡里横行霸道。大人,你老别看熊秉国穿戴得斯斯文文,他实际上是个吃喝嫖赌的浪荡公子。诗文不通,却又偏爱附庸风雅。学生心里十分讨厌,常常在乡间奚落熊氏父子,于是与他家结下怨仇。今日,熊秉国便以公报私。至于颜癞子,他不过是平塘镇上一只癞皮狗而已,学生从来不把他当人看,故他也恨学生。”
  “大人,”熊秉国在下面抢着说,“林明光刚才的话全是诬蔑。”
  审到这里,当过多年刑部侍郎的曾国藩心里已有数了。他吩咐一声“退堂”,便回到书房。
  曾国藩细细地思索案件审讯的全部过程,以及原告、被告的身份、说话、表情、神态,从当堂审讯来看,林明光所说的多为实话,而熊秉国很可能是挟嫌报复。但林明光收下了串子会的令牌,他自己也供认不讳,难保他没有二心。为慎重起见,曾国藩叫审案局委员、安徽候补知县曹克勤到平塘镇去走一遭,实地了解一下。
  

第五章 初办团练(7)
过两天,曹克勤回来说,林明光的确与串子会有往来,又递给曾国藩一个小册子,说是从林明光书房里抄出来的。曾国藩看那册子封面上题作《 太平天国天王御制原道醒世训 》,随便翻开一页,只见上面写着:“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他把书往地下一摔,骂道:“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可笑得很!难道父与子也是兄弟之辈?母与女也是姊妹之群?看来这林明光真是个不安分的家伙。”
  因为林明光是个秀才,曾国藩这天夜里独自在签押房里为此案思考了很久。说林明光勾通串子会,惟一的依据是魏逵的令牌。这本册子,也可能是从其书房里搜出来的,也可能是熊家有意栽赃。即使真的是从其书房里抄出,也不能作为勾通长毛的铁证。林明光说的魏逵报恩之事,于情理上可以说得通。此案,若从轻,可将林明光杖责数十板,教训一顿后放回家。若从重,就凭他收下串子会令牌,心怀二志,也可判个死刑。从轻呢?从重呢?他记得过去读《 明史 》,读《 明季北略 》,都讲到自从牛金星、李岩两个举人投归李自成后,李自成便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与从前迥然不同,结果居然推倒明王朝,祭天登位,当起了大顺朝的皇帝。“读书人附匪逆,则匪逆有可能成大事。”曾国藩深信前人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倘若轻易放了林明光,则给别的读书人存一线侥幸之机。要从重!即使林明光不是真的投靠串子会,也要借他的头来教训教训其他不安本分的读书人。为了皇上江山的巩固,为了湖南全境的安宁,宁肯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能放走一个会匪中的衣冠败类!况且串子会活动如此猖獗,看来他们是存心要跟团练过不去,何不以林明光为钓饵,将魏逵等人引出来,也好一网打尽,为湖南除一大害。
  他想到学政刘昆必然会不同意他的做法,老头子为人倔强,一旦顶起牛来,会千方百计使事情办不成,到时自己的全盘计划就会落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非办不可;他最讨厌有人出来干扰。干脆不告诉刘昆!曾国藩拿起朱笔,在林明光的名字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勾。
  第二天,林明光被关进站笼,在长沙城内四处游街。站笼上插着一块长木条,上面大书“勾通串子会造反之衣冠败类林明光”一行字。旁边跟着四个团丁,不停地敲打铜锣,引得市民纷纷过来观看。在站笼通过的主要街道上,罗山营、璞山营七百多号团丁一律便衣混在人群中,每三四十人后面跟着一辆板车,里面藏着刀枪。林明光本是个受人敬重的秀才,何曾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他愤极羞极,只游了半天,便死在站笼里,而魏逵的串子会并没有出来,曾国藩颇为扫兴。
  林明光之死,在长沙城及东南西北四乡引起极大震动。一个秀才,以勾通会堂之罪,被处以站笼游街,这是长沙城里亘古未见的事。人们议论纷纷,有骂林明光是士林渣滓的,也有骂曾剃头手段残酷的,更多人则不相信林明光会勾通串子会。那些家中保存有太平军、天地会、串子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等会堂告白文书的人,都连夜焚毁一尽。林明光的弟弟林明亮联合善化县的十个秀才,为哥哥鸣冤叫屈。他们写了两份状子,一份上递巡抚衙门,一份上递学政衙门。
  五十多岁、须发斑白的学台大人刘昆接到林明亮的状子后,气得胡须都抖起来。他在衙门里破口大骂:“这还得了!曾国藩眼里还有我这个学政衙门吗?漫说林明光不是勾通会堂,即使真有其事,一个堂堂秀才,不通过我学政衙门,就这样处以极刑。曾国藩置斯文何在?真真岂有此理!”
  刘昆拿着状子,坐轿来到巡抚衙门。骆秉章正为林秀才一案犯愁。见刘学台来,便拉着他的手,说:“老先生,我们一道到审案局去吧!”
  刘昆将手一甩,说:“我不愿见他!这案子就委托给你了。”
  说罢,气冲冲地走出抚台衙门。
  骆秉章无奈,只得亲自来到审案局。接任一个多月来,曾国藩多次请动王旗杀人,有时甚至连这个形式都不要,随便将犯人当场击毙。上次杀打劫五谷丰米行的十三名犯人,连王旗都未请。后来,曾国藩亲去说明情况,又见有串子会的恐吓信,虽然也默认了,但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心里究竟不是滋味。这回杀一个秀才,居然连学政也不打个招呼,亏他还是翰林出身,任礼部侍郎多年。他眼里是没有湖南官员的位置啊!
  “涤生兄,林明光的案子,许多人都有议论。”骆秉章决心借此案压一压曾国藩的威风,“林明光乃秀才,怎能囚以站笼,游街示众?且杀人过多,仁政何在!”
  曾国藩将状子略微浏览下,便扔到一边。心想:这段时期来,官场市井物议甚多,要堵住这些非难,首先要说服这位全省的最高长官,而且态度必须强硬,只能进,不能退,倘若退一步,则前功尽弃。曾国藩一本正经地对骆秉章说:“吁门兄,杀人多,非国藩生性嗜杀,这是迫不得已的事。追究起来,正是湖南吏治不严,养痈贻患,才造成今日的局面。”
  骆秉章听了这话,心中大为不快。这个曾剃头,非但不检点自己的过错,反而倒打一耙,要算我的账了!他打断曾国藩的话:“你可要讲清楚,湖南吏治不严,究竟是谁的责任。”
  

第五章 初办团练(8)
曾国藩知骆秉章见怪了,为了使谈话气氛和缓,他要稳住这个老头:“骆中丞,我还没说完,湖南吏治不严,责任当然不在你;你前后在湖南加起来不过两年多。我是湖南人,岂不知三湘之乱,由来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冈抢米杀知州。二十四年,耒阳抗粮。二十六年,宁远会党打县城。二十七年,新宁又起棒棒会。二十九年,李源发造反。这些,都不是发生在吁门兄你的任上。”
  这段解释,使骆秉章的火气消了:曾国藩的矛头原来并不是对准他的。
  “涤生兄,不怕你怪罪,贵乡竟是个烂摊子。当初调我来此,我三次推辞,无奈圣上温旨勉励,才不得不上任。”
  “中丞说的是实话。”曾国藩恳切地说,“湖南为何连年不得安宁,主要在地方文武胆怯手软,但求保得自己任内无事,便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如此,乡间不法之徒气焰甚嚣尘上,以为官府软弱可欺,相率造谣生事,蛊惑人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倘若陆费泉、冯德馨等人忠于职守,早行镇压,湖南何来今日这等局面。”
  骆秉章点头称是:“就因为他们渎职,而造成今日祸害,难得仁兄看得清楚。朝野有些人不明事理,还以为我骆秉章无能。”
  “正因为湖南已烂到如此地步,故国藩愚见,不用重典以锄强暴,则民无安宁之日,省无安宁之境。眼下四方骚乱,奸宄蜂起,还讲什么仁政不仁政呢?古人说:‘惟有德者能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况我辈?国藩惟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全境早得安宁,则我个人身得残忍之名亦在所不惜。处今日之势,办今日之事。依国藩愚见,宁愿错杀,不可轻放。错杀只结一人之仇,轻放则贻社会之患。”
  “你说的这些诚然有理,”骆秉章说,“不过,就凭串子会一块令牌,处以站笼游街,无论如何太重了。”
  “林明光一案嘛,”曾国藩敛容说,“国藩认为,匪患最可怕的不是游匪,游匪只一人或三五人,纵作恶,为害有限。可怕的是会堂,他们结伙成帮,组建死党,对抗官府,为害甚烈。大的如长毛,小的如串子会,就是明证。对会党的处理,尤其要严厉。读书人一旦参与其事,为之出谋划策,收揽人心,会使会堂如虎添翼,如火加油,其对江山社稷之危害,将不可估量。想吁门兄不会忘记牛金星、李岩附逆闯贼的教训。我岂不知林明光之罪,不杀亦可。然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历来为治国者不易之方。杀一林明光,则绝千百个读书人投贼之路。即使过重,甚或冤屈,借他一人头以安天下,亦可谓值得,不必为林明光喊冤叫屈,以乱人心而坏剿匪大计。吁门兄,你说对吗?”
  见骆秉章不做声,曾国藩换了一种诚恳的语气说:“吁门兄为皇上守这块疆土,做千万人之父母官,自然会知道,当以湖南山川和芸芸黔首为第一位,而不会把几个人的性命放在这之上。国藩乃在籍之士,奉朝命协助巡抚办团练,以靖地方,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桑梓父老,为了你这位巡抚大人。吁门兄,国藩之杀人,别人指责尚可谅解,你怎么也跟在别人后面指责我呢?”
  这番话冠冕堂皇,义正词严,说得骆秉章哑口无言。停了好一会,他才说:“涤生兄,你这番苦心,我可以理解,但别人就不一定能理解。比如林明光,他是通过府试录取的秀才,刘学台掌管的人,你不和他打招呼,征求他的同意,他能理解吗?你就不怕他向朝廷告状吗?”
  曾国藩淡淡一笑:“林明光之事,按理是应该先通知刘学台,由刘学台革掉他的秀才功名后再用刑。但老夫子办事,吁门兄不是不知道,这个案子到了他手里,起码要拖半年,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昆老育材有方,国藩深为钦佩。但恕我直言,这安境保民之事,昆老尚欠魄力谋略。况且这案子是一桩会匪大案,与通常秀才犯法不同。当此非常时期,可从权处理。应该说,我杀的不是秀才,而是一个会匪,一个士林败类。昆老硬要向朝廷告状,就让他告去吧,我也无法阻拦。朝廷若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与中丞无关。”
  骆秉章本是大兴问罪之师而来,结果竟被曾国藩充足的理由和强硬的态度弄得无言以对,只得讪讪告辞。
  曾国藩想到湖南官场、民间对自己这几个月来严办匪乱指责如此之多,且其中也免不了有枉杀的人在内,若不先向皇上申明,求得皇上支持,日后有可能成为被人弹劾的口实。他思索几天,给皇上上了一道《 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不久,奏折奉朱批递回来:“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钦此。”曾国藩将这道朱批遍示湖南各文武衙门。从此,官场上的公开指责便销声匿迹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康福从平塘镇办公事回来,悄悄告诉曾国藩:林明光一案冤情重得很,百姓反应很大。曹克勤受了熊家父子的贿赂,长毛小册子是熊家栽的赃。熊家借此事将林明光置于死地,是为了报积怨私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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