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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书中写到了一个极尽攀附之能事的坏家伙，这个人叫易牙，听说齐桓公遍尝天下美味，惟独没有吃过人肉，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烹了奉上。这是一个过于极端的例子，虽然记在史书上，但大可存疑。不过齐桓公晚年身边有三个有名的小人倒是真的，他们分别叫竖刁、易牙和开方。单从这三个怪异的名字来看，是奸佞小人一点都不让人吃惊。三个小人把年纪越来越大的齐桓公伺候得无微不至，同时阻断他的政治视听，最后竟然代其发号施令了。出奇恶毒凶狠的小人佞臣，借助的恰恰是一国之君的无上权威，这权威愈大，小人就愈恶，这几乎成了历史的通相。
齐桓公一生的大手笔，进一步反衬了他凄惨的晚年，那个结局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一度兴兵救急，扶助了许多中原弱小国家，并几次为西周王室解围，所以齐桓公的齐国成为中原地区实际的执牛耳者。他的无私慷慨的行为，当时也为他博得了其他国家的推崇和信任。在位近五十年，算是风风火火的一生，做成的大事情不胜枚举。在最强盛的年头里，齐桓公简直是有求必应，抱打不平，什么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只要有谁敢来进犯中原，他都要挺身去管。孔子后来感慨道：幸亏有齐桓公啊！要不是这个人保护了中原这些国家，咱现在就得受那些野蛮人管辖了，大家都得穿野人左边开大襟的衣服了！孔子的话中有多多少少的幽默在，却是道出了一段严峻的历史实情。这完全说明了齐桓公对整个华夏文明的贡献，可以说在历史的紧急关头，正是他挺身而出，才保卫了中原文明的延续和生存。
就这样，本来是一个大荒唐之人，却同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大贡献，这就是复杂的人生际遇和人生呈现。由于功劳太大了，国家太强盛了，这样一个性情中人少不了就要骄傲起来。他后来在诸侯国的会盟中就不像过去那样礼节周备了，而是面有自负之色，说话极无分寸，在各国的君王面前显得高人一等。而过去的齐国是极注意笼络他国的，这仅仅从国家财富的使用支配上就看得出来：用来外交、接待外国宾客的钱，要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可以想象这是怎样重视修好，又是怎样的排场啊。
齐桓公把治理国家的主要工作交给了管仲，这是他一生成就霸业的关键。管仲是精明透顶的商人出身，理财增支开源节流方面是顶尖好手，并能为推行一系列富国政策制定出相应的用人条例，因此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班底，将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力一再削弱。齐国的事情看起来一切都由管仲料理，实际上外交与军事用兵之类大事，仍然要由齐桓公亲自掌控。油盐酱醋之类琐细交出去了，他才能有精力和时间处理一些国际问题，也有时间去享受娱乐，搞一些男女事情。齐桓公把许多宝贵时间用在了淫乐上，记载中他除了要亲幸众多的妻妾，还要到当时的妓院去游荡一番。
这是一个精力过人的国君，同时懂得大处着眼，小处眯眼，用人不疑，放手让射过自己一箭的管仲去操劳国事。这种情形不是到了晚年才出现的，而是在管仲刚刚接受任用时就是如此。管仲年纪大，他索性唤对方为“仲父”。如此称呼，还有什么不好说的？作为管仲，那就不仅是相了，还是一国之君的长辈，所以往日里骄横一方的齐国贵族也就不得不收起威风了。
由于正襟危坐的史家太多，所以有时面对一个时有嬉戏之心的国君，也就多有贬抑。齐桓公是一个好色之徒，留下的口实甚多，于是也就难以确立良名。再加上他晚年的屈辱，与一生的豪业相去甚远，这也容易让后人轻薄于他。但如果冷静下来，将功过分开来看，事情也许就会稍稍有些不同。现在一般的看法是，齐桓公时代有一个伟大的相，却有一个荒淫的君。这种解释与历史的实相有可能相去太远。一国之相要有作为；离开了君的支持将难以施展；另外，君的凄惨处境，与相的许多实际政策也未必无关，二者势必是难以分扯的那种关系。他们正是相得益彰，一起兴盛、一起衰败。管仲早一步离世了，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铸定了齐国国君的未来，包括齐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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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国君的好色与好乐
（见原书第八章之《好色的国王》）
说到好色的国王，有人以为又是在说齐桓公了。其实这一次却不是指的他。国王好色并且能够自己直言不讳的，是姜姓齐国被田姓齐国取代后的另一个盛世明君，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齐宣王。齐宣王与其父齐威王，还有更早的齐桓公，这三个人都是非常有趣的，同时也都是创造了齐国的辉煌历史的人。看来做一个“有趣”的人并不容易，这不仅要有丰富的人性，还要有才能和气度、有创造力这些东西。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著名的、脍炙人口的对话，都是在智者与君王之间展开的。对话的双方，一方智力超群，一方权倾朝野，这两种极为不同又极为相同的人物展开对话，必定会产生异趣。二者之间的不同是明显的，其相同之处，是指一个对社会治理拥有巨大的权力，另一个却拥有巨大的心智和知识，总之都是拥有“巨大”的人。以巨大对巨大，对起话来就会外松内紧，摩擦以至于冲撞起来，都会显示人的不同情怀和器局，听起来看起来都很好玩。这些话留下来，会有深刻的启迪性，对当时或后世都要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当时的齐宣王与孟子有过一次交谈。孟子那会儿可能刚刚执掌稷下学宫，也可能是游学来到了稷下，反正齐宣王恭恭敬敬地请教这个名位很高的思想家，一口气谈了不少。孟子这时候已是声名远扬于诸侯列国的人物，这次来齐国，随从的车辆竟然浩浩荡荡，齐宣王都要亲自去迎接他。也有人认为孟子这次来齐，与稷下学宫的那些“上大夫”不同，已经是直接位列卿相，是有官爵的人。不管怎么说，他们仍然是以君王和学者的身份相会和交谈的。
孟子对前几代的名相管仲治理齐国的方法并不认可，所以他这次对齐宣王讲的是“王政”，即王道仁政，这里的“王”当然是孔子“内圣外王”的“王”。面对孟子的治国理想，齐宣王一方面称赞这都是很高的目标，很了不起的思想，一方面又装出一副颇为自责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搪塞孟子。他说自己要贯彻落实这些思想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就因为“寡人有疾”。他说我这个人啊，有毛病啊，然后就历数了自己的几大毛病：好乐、好勇、好色、好货。好乐一般解释为喜欢音乐，也可视为喜欢宴饮舞乐等等享受；好勇则是喜欢炫耀武力；好色自然是喜欢美色；好货当然是喜欢财富。此时的齐宣王在经历了父亲齐威王的昌盛之后，已经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了，燕国使臣苏秦所赞扬的那番话，就是对齐宣王说的。这时的临淄已是“连衽成帷，举袂成幕”了。
讲到“好乐”，齐国有“韶乐”，而且连一般市民都“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讲到“好货”，已是“粟如丘山”；讲到“好勇”，齐国的军队是“五家之兵，锥如疾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可见当年的齐宣王已经有足够的资本骄傲了，也就可以向大学者孟子毫无顾忌地说出“寡人好色”这句话了。从齐国的奢华淫糜之风来看，从齐桓公一直历数下来，好色者不乏其人，在淫荡事项中做出惊人之举的国君也并非一代，比较起来，齐宣王的“好色”并不算突出和有名。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得到广泛引用的对话是在一个名叫“雪宫”的地方进行的。“雪宫”让人联想到俄罗斯沙皇的“夏宫”，估计也是王室用来避暑的一处华丽宫殿，所以齐宣王对孟子不无骄傲地问：“贤者亦有此乐乎？”一问之间，一种可爱的浮浅之态也就流露出来了。可见志得意满的齐宣王此刻心情很好，他觉得邀天下最负盛名的学者来此一游，共享美色，放松地闲谈一番，也不失为一桩快事。问题是孟子这样的圣贤到底是非同常人，君王的礼遇和迷人的华居之类并不能让其走失了心性，他不仅能够坦然处之，而且照旧抓住这一机会对一国之君循循善诱，委婉形象、细致入微地讲解起治国兴邦之道来了。
本来齐宣王回应他的所有“毛病”，即寡人之“疾”，都不是什么认真作答的好话。孟子又是何等聪明敏捷的人，他怎么会听不出来呢。但他最有趣最巧妙的地方，是对这些公然的嬉闹和对抗非但毫无责备之词，还一概都说“好啊”，一概加以肯定。这大概大大地出乎齐宣王的预料吧。齐宣王内心里的得意于是也就受到了摧折，在这场语言的机智交锋中，权力者尽管拥有天时地利的支持，也还是处于下风。孟子机巧地把随口吐出的赞叹引伸开来，借古喻今，举了许多例子，把齐宣王致命的“毛病”一一化解转移成施行“仁政”的优势和条件，并且说得文理通顺，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说到这儿，这场对谈的趣味和意义，也就尽在其中了。
国家富强到了齐宣王时期，也就由不得当政者不骄奢了。可是理想与境界高远到了孟子这样的地步，也就难以满足于齐国目前的富足和强大了。也许在孟子眼里，齐国的一切离仁政还差十万八千里呢，也许这个所谓的强盛之都正危机四伏呢。事实肯定会偏向孟子的洞彻，偏向于他的忧虑。齐宣王本人虽非齐桓公当年那么淫荡无度，国政也远远没有后者晚年那样的危象，但国家积累的问题仍然极多，上层的奢糜腐败和底层的民生多艰，同样显豁地对比着。这些正在不断地发酵和酝酿，到了他的后辈齐闵王时期，一切也就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以至于弄得不可收拾。
孟子的“仁政”思想当然来自孔子，他正是在孔子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新思维。这种源于鲁国的儒学之于齐国，会有极难融合的因素，因为它继承了西周正统的礼与义，又生长发育于内地平原，要在风土迥异的齐国落地生根可能是大不易的。齐国当年是与鲁国一起被封的，都是周室的嫡脉，西周王室曾经叮嘱它们之间永世不得相冲突。可是后来鲁国越来越弱小，齐国也就瞧不起这门穷亲戚了。两国不仅时有争执，而且齐对鲁还有过攻城掠地的不义之举。对于齐国来说，儒学等于是“小国大言”，根本打动不了齐国的心。
齐宣王并不是一个十分好色的君王。说到底，他最喜好的还是称霸中原，是一统中国，一直梦想取得当年西周那样的地位。“好色”是他自己说的，这往往并不能做数；而“喜文学游说之士”，却是正史上清清楚楚记载下来的。所以稷下学宫到了他这一代，也达到了最为鼎盛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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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见原书第八章之《恣意的代价》）
历代权势阶层要形成自己的统治集团，都要与这个时期的某种社会力量加以结合。在齐桓公时期，是世袭贵族与管仲为代表的工商势力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集中了传统政治权威和社会上的大部分财富，所以当时在齐国是一种最强势的组合，国内不可能有任何可以匹敌的第二力量出现。工商阶层如果单单以人数论，当然远不如农业人口众；但在齐国，这却是一个极有实力和历史的特殊群落，控制了盐铁渔织以及所有商品的流通，等于是扼住了一国的经济命脉。管仲的改革虽然让盐铁变为官营，但不可能彻底抽掉和摧毁原来的产销体系，而是只能改造和利用这个体系。
管仲时期的治国模式和经营理念，对齐国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强大的物质积累是谋求霸业的君王们梦寐以求的，而管仲的最大功绩就是完成了这一积累。无论是齐威王的儿子齐宣王还是孙子齐闵王，都基本上延续了这样的发展模式。工商业在齐国全部产业的比重中所占的份额，自很早以前就是所有诸侯国中最大的，这就成了齐国特殊的国情和现实。对比齐国，一个最为不同的例子就是西部的秦国，在那里，从商鞅到李斯，没有一个为相的人敢走管仲的道路，相反他们还要制定严厉的法律，全面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所以秦国的统治集团内部，不可能形成代表工商利益的阶层，而只能是新兴的地主势力与王室权力的联合。齐与秦这两种不同的政权组合形式，当然反映着不同的政治内容和施政方向，也是决定今后统一路径的最重要的因素。
比较起来，齐国更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