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成为精致农业的初创者。考古发掘已经不断证明，与同期相比，这里出土的陶器是天下最为精美的。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莱国，最兴盛的时期地域极为辽阔，不仅囊括了现在的半岛东部，而且西达黄河、南抵泰岳，差不多与后来齐国最强盛时期的疆界吻合。
这个莱国在狄戎东进的过程中时有变故，经历了不少残酷的战争，原先与之联合的部族也发生过背叛行为，所以疆土还是一点点萎缩了，渐渐只剩下了胶东半岛部分。最危急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一批精锐还曾穿越老铁海峡北上，也许要为一个民族的大撤离做好探路的准备。当然这都是后来人根据考古的推断，只比一般的想象坐实一点罢了。
不管怎么说，莱国人比较起来还是不够安分的一类，这就不同于一般的农耕民族。他们游牧的野性潜伏在血管里，一经呼唤触动就要蹿跳出来，恢复起游走的老习惯。所以即便经过了许多代以后，当后来半岛出生的人早已忘记了先祖的来路时，血脉的力量还仍然在起作用。这就好比一个人夜里常常做一个相同的梦，梦境在醒来后总是不愿消逝，并且觉得这个未曾去过的梦境之地不知什么时候真的光顾过一样，因为那里的一切实在太熟悉了。这种情形可能就是血脉的作用，是血脉的记忆。
莱夷人的骏马后来少了，并非人人都能骑在马上，但是远行的心事却是人人都有的。翻翻史书，会发现这里有这么多的男男女女抵达了四面八方，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由于举事不凡，最终青史留名了。秦国统一中国之后，都城不再是临淄，而是远在天边的咸阳。这个西部城郭对大海边上的人而言是多么遥远和陌生，不过就像当年游走临淄一样，他们很快就不畏艰难地一路跋涉到了咸阳。他们总是像孩子一样好奇，想亲眼看一看这个政治经济中心，看看自己能否对这里施加一些影响，多多少少改变它一点什么。
结果就是齐国方士的大批西进，是齐国商贾频频出现在咸阳街头。这在当时，对于相对封闭的秦国而言是个不小的冲击。如史书所记，他们当中的不少人直接影响了秦国的政治，与当政人物多有接触，甚至和秦始皇本人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一度还让其言听计从。莱夷的这些人游走成癖，玩耍游戏的心也太重，这就与纯粹农耕立国、严刑峻法的秦国人在脾气上犯冲。所以说后来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也不能完全从政治背景上寻找原因，其中还有一些虽然微小，却不能不予以正视的问题，这就是海边的人与西部的人脾气犯冲。
不甘寂寞，生性好奇，活泼多动，同时又野心勃勃，可以说是齐国东部人的特征。这些特征后来真的影响了齐国的文化和政治，以致于可以说，齐国的政治文化观整个就是莱夷人的。看齐国从王子到大臣，一个个都是这样的风格，他们衣袖常舒，甩甩达达，像是一天到晚被海风吹拂一样。这些人虽然身居高位，言行却颇不稳重，有时冲动得很，行为常常有些夸张。比起邻居小国鲁国来，齐国显得水气太重，远没有以土为本的鲁国夯实，可以说不够庄重。齐国越来越像一个游玩的地方，而不是法纪礼仪的严整之邦。当然这是指它的后来，是从齐桓公齐威王一路下来，到了齐闵王这个时期的情状。
近代人有一个壮举，就是东北三省的开发。这是一个漫长的、艰苦卓绝的过程，很难简单加以概括。但有一个事实是难以否认的，就是无论是起初还是最后，走在前边并且人数最多的，还是齐国东部，即被古代称为东莱的这些人，具体点说就是今天胶东半岛地区的那些人。这些人在两三代以前就开始过海，最先踏上了东北阔土，然后一代代接续，使这场规模浩大的移民活动持续了整整两个多世纪。如果我们从更早的氏族血脉和文化上寻找答案，就会想到老铁海峡陆沉以前的那些故事。可以说，没有比半岛上的人再熟悉东北、再想念东北的了。那是他们的祖先曾经反复穿越的一个开阔的空间。
除了向北，再就是向东。东方的淼淼大水阻隔了跋涉，却因此而引起了更多的想象。造船业发达起来之后，东莱的渔业国内第一。可是有些连航船也难以抵达的深处，也就只有依靠幻想了。他们以为海市蜃楼只是远处场景投射在这里，更深远处必是仙地了。后来在稷下学宫名声大振的邹衍，就出生在齐国的一个贵族家庭里，他最有名的学说就是“大九州”说，提出了阴阳五行自然学说的理论模式，但又与道家有所区别。在他看来，中国只是一个“小九州”，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只占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他到底是怎么推算出这个比例来的且不论，但其开放的宇宙观倒是令人钦佩。他认为中国之外的九州，“乃有大瀛海环其外”。这种博大和浪漫并非人人认可，比如同为齐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批评邹衍：“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心奢”与“辞壮”尽管用在这里是贬意，但实事求是地说，也算道出了齐人特别是莱国人的某些特征。
至今，走遍日本及朝鲜半岛，可以发现当地有许多人的祖先系齐国东部移民。一个游走四方的民族的确发现了不少新奇，他们边走边看，不断寻找新的机会，主要是商机，是肥沃的土地和壮丽的山河。如果有机会从政，可以管理社会和民众，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露上一手。
从对弈看输与赢的关系
（见原书第三章之《棋形不好》）
相传东莱自古就有许多高超的棋手和琴师，还有一些擅长舞剑的异士。传说海边上最有名的一位棋手终日面对一个棋盘、两个棋罐，静待高手前来对弈。远远近近听说了有这样一个人，就赶去与他下几盘。都说这位老人棋技高超到了极点，几乎没有人能够战胜他。但到了后来人们才发现，有时候老人赢了棋非但不高兴，还要发出长长的叹息。原来他不仅要赢棋，还要摆出一局好看的棋形：结局时棋子摆出的形状不好看不美观，比输了棋更让他遗憾。对他来说，赢了棋且棋形好看，才是最高兴的事情；输了棋但棋形尚好，也还不错；最糟糕的莫过于出现一个丑陋的棋形了，这时无论赢输都让他败兴。
究竟怎样的棋形才算好看，大概局外人没法知道。讲究棋形，对他来说就是重视下棋的全部过程，重视每一个局部，而不仅仅是那个结果。结果只是整个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它代替不了其他的部分。这种风格和习惯最后影响到了很多人，不仅是齐国，还有周边一些国家，甚至波及到今天的海外地区。最高明的棋手对棋形有一种苛刻和痴迷，只片面追求赢棋的人，往往是品级较低的。
相传那个莱国人由于过分注重棋形，终于导致了连连失败。不少虚荣的毛头小子也拥到老人那里，以赢了老家伙多少盘棋而自傲，到处标榜自己。他们发现老人输棋越来越多，却越来越高兴。这种情形只是到了许久之后，才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因为老人按下一子的时候几乎不假思索，出手飞快，双眼眯着，似乎不再仔细分辨棋局，却能十有###赢棋。这样的对弈进行下去，不知多少人败下阵来。大家这才弄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老人的棋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出子不加盘算，直奔心目中那个好的棋形，而这个形又随着棋局自然而然地在棋盘上衍生出来，就像一朵花在阳光雨露下自然而然地开放一样。随着一个理想棋形的生成，一局棋也就完成了。老人眼里只有一个完美的棋形，而不知道输赢。老人满脸微笑看着终结的棋盘，这时并不关注也不知道彼此谁赢谁输，而只知道这局棋的形态是美观的，他因此而满意和高兴。
世上的许多事情与莱国人的那一盘棋是一样的，其中所包含的道理其实都是相同的。手段与结果，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莱国人用一盘棋表述得清清楚楚了。有人为了最终能够取胜，任何手段都不会顾忌，哪里还会在乎什么棋形的美丑。而那种极度追求完美，信守一种义理的观念，会在生活中形成很大的影响，以致于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改变一个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格局。
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个宋襄公打仗的故事，今天看就不仅是有趣和可笑了。那是一次楚国前来进攻宋国，宋襄公亲自率军自卫的战役。那一天黎明时分，楚军开始渡河了，有人向宋襄公建议说，敌军渡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就杀过去吧，这样一定能够取胜。宋襄公说：我们在人家渡河的时候就开打，这算什么仁义之师！等到楚军全部过了河并开始布阵时，有人又劝宋襄公：趁对方乱哄哄地布阵，我们发起冲锋吧。宋襄公制止道：人家还没布好阵我们便开打，这也称不上仁义之师！一直等到敌军布阵完毕，宋襄公这才宣布开战。他在整个战斗中身先士卒，一直冲在最前头，以至冲到了敌阵中央，身负重伤，英勇无畏。
这个故事中的宋襄公被后来人称为“蠢猪”。可也就是这个极其“愚蠢”的人，当时领导的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宋国，却能够在春秋时代位列五霸之一。整个故事的确是发人深省的，宋国的军队当时面对的是汹汹来犯的敌军，而不是什么演习和游戏。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能够信守义理，遵循战争规范，不能不说体现了人性中最为宝贵的一面。这种时候是掺不得假的，人性的尊严或无耻，可以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从另一个方面检验了人的勇气，即在最危险的时刻能否维护心中的价值准则。这需要多么强大的恒念。这在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人那里，永远也得不到理解。
手段与结果往往会相互弥补和相互映照。以卑劣的手段获取的胜利往往是局部的、暂时的、难以持久的。粗卑的胜利仍然还要以最终的失败作为结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常常得到了证明的、绝不鲜见的。伟大的文化和传统，有时候真的会孕育一次失败，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前面说过，最理想的棋局，当然是美好的棋形与适时而至的胜利双双来临。
人在生死之间的选择，的确最能够凸显一种文化的力量。伟大而优雅的文化所具有的决定力，常常会以一些不可思议的、极端的例子表达出来。往前翻一下史书，人们会记得有一个叫嵇康的人，记得他的“广陵绝响”。在即将被处死的一刻，嵇康对刽子手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就是让他最后弹一支曲子。他弹了一曲“广陵散”，说此曲从此已成绝响，然后从容赴死。另一个真实的故事离我们稍稍近了一点，就是清末的谭嗣同。他是参加变法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事发后清廷残酷镇压，大举搜捕乱党，谭嗣同本来是最有条件逃脱的人，却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出逃，慨然受死，要“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他的一段话足以惊慄万代：“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离我们更近的例子是瞿秋白，他在行刑者面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此处甚好”，然后唱着国际歌慷慨就义。
人生犹如一盘棋。可见从最初的一枚棋子落下，直到最后的终局，胜负是一回事，留下怎样的棋形又是另一回事。
从服装看民族与个人的性情（1）
（见原书第三章之《性情和衣衫》）
看古代京剧的中外人士常常惊叹于剧中人物服饰的美：那不是一般的美，而是令人炫目的美、历久难忘的美。这种美不是浮泛的华丽造成的，更是色彩的斑斓，剪裁的高超艺术，以及与人的形体性情的全面和谐。它既取得了令人惊艳的戏剧效果，又给人朴素真实的感受。每一场古代传统剧目，又同时是一场成功的服装表演、超级的服装展，所不同的只是没有做作的模特儿走在特别的台子上、迈着矫情的猫步而已。那种猫步走了一遍，会提醒人们这只是一种表演，是并不切实的生活，等于中看不中吃的炫弄艺术。
也有人会说，中国古代服饰与戏剧中的打扮仍然不是一回事。当然如此，比如说各个朝代的服装都有变化，而京剧或许没有充分表现出这种变化。还有一个问题鲠在人的心里，就是一般人会认为，戏剧艺术中的一切都是高于生活、比生活还要浪漫的，就是说它必定是给艺术家在舞台上再次完美了一番，实际生活中肯定不是如此的。京剧的写意性质、浪漫精神，会使出现在其中的一草一木都沾上这种意味。一句话，演戏是演戏，真实生活中的着装又是另一回事。
但从考古发现以及相关文献记录来看，古代戏剧中展示的服装并没有过多的夸张。这可以从沈丛文先生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