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是我在这一段时间各项工作的得力助手。他经过多年工作的历练，颇有见地、做事沉稳。对于这次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处之淡然，认为没什么了不起，已经挨了一次炸，最多再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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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岗位（2）
李君留下来，是作为使馆武官处的一员。他是一名军人，有国外工作的经验。董健是留守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刚来使馆工作不久，对后勤的各项工作已经开始熟悉，这次在炸馆事件中也有突出表现。我找他谈话，决定他留下来，他二话没说，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在南斯拉夫幸存的记者全部留了下来。《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和夫人小赵也经历了这场炸馆风暴，在特别小组的专机返回祖国时，我曾特意问小赵是否愿搭专机回国，她表示要留下来，支持吕岩松的工作。其他电台、电视台以及新华社记者住在馆外，这次炸馆没有波及他们，留下继续工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几乎和每一个记者聊天，都发现他们最大的心愿是立即回国，和家里人团聚，但没有一个提出来回国。有的记者说，每次重大事件的报道都要出“彩”，这次没想到，这个“彩”出在轰炸自己使馆这个事件上。
送别战友后，留守的外交官和记者们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再次遭到北约轰炸的担忧时刻笼罩在大家的心头。我心里暗想，这些人已经挨了一次炸，而我的责任是尽量不要使他们挨第二
次炸。
在当天晚上研究工作的会议上，就如何分配住处问题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大家的住处应相对集中，便于召###议，便于互相照应。另一种意见认为，鉴于炸馆的经验和教训，大家应当分散居住。正是由于大家住得分散，这么多人才得以活下来。我听取了后一种意见，七个人分别住在不同层次，住在不同方位，好在旅馆客人不多，空房间容易找到。大家通过电话可以随时取得联系。
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不但造成人员伤亡，馆舍破坏，国旗也受到严重损毁。于是，我们决定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5月16日晚，北约再次轰炸了南斯拉夫多处军事目标和民用设施，贝尔格莱德的空袭警报至17日清晨才解除。17日上午8时，我带领坚守岗位的外交官们来到中国大使馆。虽然炸馆这场噩梦已经过去了十天，使馆内外仍像是经过恶战的战场，轻风吹过，仍带有刺鼻的焦煳气味，夹着爆炸过后的烟尘。
我们留守的外交官衣冠整齐，站成一排，随着国旗的冉冉升起，大家向国旗行注目礼。鲜艳的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在湛蓝的天空中迎风飘扬。
我曾在各种场合参加或观看过升旗仪式。天安门广场上升国旗，象征着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象征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学校广场上升国旗，那红旗与朝霞齐飞，青春与祖国同在；在奥运会场上升国旗，象征着中国已经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甩到九天之外，昭示着祖国与人民的骄傲与自豪；今天我们留守的外交官升旗，显示我们“虽九死而未悔”的坚强不屈的精神，表明我们中国外交官是打不倒、压不垮的英雄汉，象征着我们的国家在海雨天风中巍然屹立。
升旗后，我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的采访。我说，我们的五星红旗依然在使馆上空飘扬。我们要踏着烈士的足迹继续坚守岗位。我们纪念烈士是为了激励生者。我们今天再次升起国旗，就是要让五星红旗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这次升旗仪式，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吕岩松把这次升旗仪式的消息稿传回《人民日报》社，报社总编很重视，准备在头版配照片刊登。于是《人民日报》社总编要吕岩松把照片发回。偏偏在那天吕岩松没带相机，没拍照片。这可把他急坏了。他急忙来找我，提出补救办法只能是再重演一遍。这时大家早已回到旅馆，都换了装，忙起工作来。把大家重新召集起来，再度换上正式服装，把已经完成的仪式再重演一遍，大家实在不愿意。但是，吕岩松虽然是记者，也是我们共患难的战友，他的恳切请求实在不好拒绝。于是大家又把清晨的仪式像排戏一样再演一遍，吕岩松拍了照片。十分细心的人会发现，留守的本来是七个人，而照片上参加升旗仪式的只有六人。那是因为早晨举行完升旗仪式后，董健到机场办事，第二次重演时他没来得及赶回来。
留守人员除应付日常事务外，还要清理被炸使馆，同时寻找临时馆舍，为下一步使馆正常工作做准备。清理被炸使馆，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安全上，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走进被炸使馆，既要小心脚下的弹坑，残砖断瓦，又要当心天棚上断裂的钢筋及垂挂下来的各种建筑材料。同时，使馆里尚有一颗没有爆炸的炸弹。同志们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废墟里穿行。大家首先把各家冰箱里的食品全部扔掉，否则食品发霉变臭，冰箱就无法再用。接着把办公室和宿舍里的电视、电脑及冰箱集中起来，找一个妥善的地方保存。我们使馆人手不够，雇用了南斯拉夫的临时工帮助清理。会客室及仓库里，仍有一些残存的各种摆设、古董以及瓷器。大家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登记造册，放到安全地方妥为保存，并把这些尚存的贵重物品报回国内行政司
坚守岗位（3）
备案。
大家在废墟中清理残留物品，呼吸被炸使馆中尚未散尽的烟尘，走在过去多么熟悉，而今又多么陌生的地方。这里，不见昔日战友的身影，却留下他们的斑斑血迹。往事的温馨回忆，被无情的现实打碎。我和战友们仿佛背着十字架前行，身心是多么沉重啊！而寻找新的临时馆舍，绝非易事。南斯拉夫外交服务局的官员带领我们去看空闲的房舍，但是难以找到适合使馆安置下来进行工作的地方。几经周折，我们初步选定乌日策25号做临时馆舍，还选定了几处住宅。
北约的轰炸仍在继续。北约不但加大了投弹密度，又不断增加波次，白天炸，晚上也炸，军事设施要炸，民用设施也要炸。北约甚至轰炸了医院和监狱。南斯拉夫当局修复好的发电和供电设备又一次次被炸，整个贝尔格莱德一片黑暗。傍晚，我和战友们吃完晚饭，到外面散步。街上没有灯光，行人也很稀少，偶尔驰过的汽车，撒下瞬息即逝的暗淡灯光。没有月亮，稀疏的星辉，隐在朦胧的夜色里。凭这稀疏的星辉，依稀可辨建筑的轮廓、前面的路径。我们边走边谈论一天的时事，当然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何时停炸。没走几步，空袭警报响起，我们只能返回住处。记得，一天晚上，我刚刚入睡，就被轰炸声惊醒。那轰炸声是如此逼近，好像有人敲打窗户，仿佛那炸弹就扔在旅馆的墙角下。我披衣起来，推开隔壁李银堂的房门。我们俩住在一个套间里，中间有门相通。我问他究竟炸了哪里？他也披衣起来，我们两人凭窗向外望。可是，窗子是双层有色玻璃，既隔音，也不透光，又无法打开，在窗前看了半天，只见茫茫无边的夜色，偶见远处爆炸的火光，那轰炸声，忽远忽近，经过玻璃的过滤，传了进来。这时，没有电视，也没有消息。我和李银堂在窗前观看良久，不得要领。李银堂说，不管它，睡觉吧！我们又重新躺下，过了一会儿，在爆炸声中蒙眬睡去。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中国大酒家吃饭。时值初夏，我们在大船上露天临水的一面就餐。那一天，天空阴云密布，不一会儿，响起了雷声，随之也响起了轰炸声。这雷声和轰炸声交织在一起，激烈地撞击耳鼓，人们无法分清，究竟哪个是雷声，哪个是炸弹声。不一会儿，江对岸树林的树冠被齐刷刷地削去。在轰炸初期，阴雨天是不轰炸的，主要是炸弹找不准目标。而今，阴雨天照样轰炸，可能准与不准这个问题已不存在了。这炸雷，不断在脑后响起，仿佛炸弹就在脑后，使人无法平静进餐。于是，我转过身来，面对着这雷炸交加的叫板，心境就平静多了。我想，这大约是因为俗语所说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革命烈士在行刑前，要面对敌人的枪口。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话，他常常侧着身子前行，为着躲过背后射来的暗箭。他还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也想起先生另外的话：目前的造物主“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须使一切也欲生；他没有灭尽人类的勇气”。那天可能我已微醉，所以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又到了周末，应当想办法让大家松弛一下。可是，没有电，自然没有灯，没有电视。旅馆的发电机只给走廊和卫生间供电。这样，我们约好在卫生间里玩牌。玩着玩着，他们抽起烟来，卫生间本来不大，排气系统又不运作，很快卫生间里烟气弥漫。只有我不抽烟，他们看到我的窘境，顺手递过烟来。李银堂半开玩笑说：大使，索性你也抽吧，反正在被炸的使馆楼前你已吸进不少烟尘。是的，这些烟尘在肺里排不出去，总感到呼吸不畅。回国后检查身体，发现肺部有阴影，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重返贝尔格莱德后不久，咳嗽不止，去新贝尔格莱德医院检查，拍了片子。医生将我来查体的消息告诉了医院院长，院长立刻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这位院长同我关系不错，我曾用大使基金为医院赠送了20台电脑，为此院长举行了赠送仪式，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和他都讲了话。院长看过我肺部的X光片，立即诊断我患肺炎。此后，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派护士到我的住处为我打针，然后让我再到医院检查，结果阴影消失，我已痊愈。而在当时，由于北约漫天轰炸，留守人员心情压抑，炸馆之后，又为大家的内心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有的同志本来就抽烟，现在抽得更凶，有的本来不怎么抽烟，这时也抽起来。而我呢，感到肺部不适，对烟有些厌恶。我对李银堂及牌友们说，不行，我还是不能抽烟。我不能禁止他们抽烟，只有逃之夭夭。
当我们在北约漫天的轰炸中坚守阵地的时候，回到国内的使馆同志们组成了驻南斯拉夫使馆宣讲团，正在全国各地宣讲驻南使馆的事迹。在国内的同志们面对的是和平、安全、鲜花和掌声，而在前线留守的同志们面对的是战争、危险、困苦。这种极大的反差，对留守的个别人也产生了影响。人们不由自主地想，回国该多好，而我们还在这里受罪！当我们留守的七位同志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的同志不由自主地说：你看看人家，再看看咱们！这里的含义不言自明。我对大家说：是的，国内同志和我们的处境有天壤之别。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没有大家英勇抗击北约轰炸，没有大家团结一心，互相救助，那么他们回国又有什么可讲呢？如果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没有我们牺牲个人的安危，留下坚守阵地，他们还有什么可讲呢？国内演讲的同志们代表着一个整体——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也代表着我们。如果二者任我选择，一个是回国宣讲，一个是留下坚守，我宁愿选择
坚守岗位（4）
后者。
我说完后，大家沉思良久，默然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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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馆事件解析之一（1）
北约缘何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对此美国和北约有其说法，而我们有自己的看法。一些媒体就此登载崇论宏议，颇有见地；有的媒体不断散布奇谈怪论，欺世盗名；也有的媒体传播谎言谬论，蛊惑人心。在国内外，每逢谈及此事，人们也不断向我发问。美国和北约迄今没有公布相应文件和材料，也许此事将成为“千古之谜”。作为身罹其难者，我当然也不断“上下求索”，试图解析这“千古之谜”。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袭后仅半小时，在北约新闻发布会上，北约发言人谢伊极力逃避中国记者就此的提问。他滔滔不绝地大谈北约的精确打击如何如何，似乎轰炸中国大使馆的惨剧根本没有发生过。当中国记者一直追到他办公室时，他还强词夺理地声称：北约的打击是合理的，随即蛮横地关上了大门。
据我驻美国记者报道，在北约新闻发布会之后，在美国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培根的口吻和谢伊几乎一模一样，大肆吹嘘“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器，我们的行动经过最精心策划，我们的部队受过最优良的训
练……”此后，轻描淡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