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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后，全国人民进一步觉醒，民主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１９０４年２月，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会员有黄兴（１８７４—１９１６）、谭人凤、陈天华、宋教仁等，共推黄兴为会长。同年冬，光复会在上海组成，负责人有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秋瑾等。这两个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在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大都逃往日本东京避难。当时，在日本有中国留学生八千多人，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不少人也产生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孙中山考察了欧美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后，于１９０５年７月到达日本，在各革命团体积革命分子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倡议统一组织，统一行动，受到热烈欢迎。同年８月２０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庶务（相当于协理），并组成了总部机关。
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以后，孙中山又把这个宗旨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即所谓“三民主义”。在同盟会的宣言中大胆地设计了未来民主共和国的蓝图，庄严宣告：为肃清中国千年专制之流毒，“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①同盟会的纲领尽管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②这个纲领对殷切希望从封建专制牢笼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对迫切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的广大群众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它对民主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盟会成立后，在国内外发行多种报刊，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和革命历史，热情地讴歌人民起义的英雄事迹，猛烈地抨击封建制度的腐败，无情地揭露清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丑行和所谓“新政”及“预备立宪”的骗局，指出袁世凯、张之洞等大官僚都是清廷的“豪奴”，并广泛地动员群众起来推翻清政府。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堕落为保皇党。他们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鼓吹保皇，诋毁革命，为清政府“预备立宪”帮腔。同盟会以其机关刊物《民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对保皇党进行反击；围绕着要不要革命，耍不要实行民主，要不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等问题与康、梁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剥掉了康、梁身上披着的迷人的外衣，使许多受改良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站到革命的旗帜下来，“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③
孙中山不仅直接领导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时也积极地组织国内武装起义。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在同盟会员刘道一等领导下，江西省萍乡、湖南省浏阳和醴陵爆发了会党矿工起义。他们发布中华民国军起义檄文，提出“破除千年之专制政权”，“建立共和民国”。各路起义军三万余人，在几天内占领了许多重要村镇，屡败清军，形成很大声势。清政府从长沙、武汉、南昌调集军队，进行血腥镇压。起义军因力量分散，寡不敢众，终归失败。但这次起义扩大了同盟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封建统治阶级大为震谅。
袁世凯对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一贯采取仇视态度。在他被摄政王载沣赶下台以前，除极力推行“新政”，强化统治工具外，还想方设法直接镇压革命。早在１９０４年，他就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安插了自己的坐探。同盟会一成立，他立即密奏西太后。西太后密谕各省督抚“严防乱党”。按照西太后的旨意，袁于１９０６年把天津侦探队改组为探访局，扩大特务机构，到处布满“包探”，缉捕革命党人，并规定“拿获革命党首领赏银千两，一般党徒五百两”。④尽管作了周密的布置，他还是放心不下，“夙夜焦思”。清政府镇压萍、浏、醴起义不久，即１９０７年２月８日，他给西太后上密折说：民主革命的学说“中于人心”，海外留学生“靡然从之”，开演说会、纪念会，“听者数千人”’“履霜坚冰，渐难收拾”。并建议采取以下“拔本塞源”四策：
民主革命及袁世凯的反革命活动（2）
一、勾结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查禁革命党。他说：“革命排满之说，以孙中山为罪魁”’“应责成驻日使臣随时查访逆情，向日政府按公法理论”，“凡华人在彼国购办军械有谋为不轨实迹者，固然须切实查拿惩力、”’“即倡言排满革命，煽惑人心，妨我治安者，亦应一律严禁”，“使逆酋无托足之区”。
二、派人到国外华侨中作欺骗宣传，使其拥护清政府。他说：“应饬外务部招选明白事理、长于口辩之员，优给费用，派赴各国使馆，酌改装束，作游历绅商，分赴著名巨埠，招集华侨演说国家变法自强之理，与国民同舟共济之义，以解散逆党、抵为浮言，并联络各报馆，使海外商民回面向内。”
三、限制出国留学生，于留学生中“安插眼线”。他说：“应请饬下各行省转行海关，严查出国学生，不论前往何国，如无咨送文凭，概不准听其自往，并请旨施下驻日使臣兼留学生监督。重赏购钱，密查学生之附合该党者，分咨各该省原籍，责成该生家属招回管束”，“苟逆党孤立无助，其势自衰”。
四、取缔革命书报。他说：“近来逆书逆报甚多，其尤者如《民报》，如《回天手段》……”“内地总行严禁”’“若按户严搜，必多骚扰；听其滋漫，则隐患无涯”。“应请旨饬下学部编定教科书，将忠君爱国之义，进化合群之理，反复申明，俾家经而户诵之，庶淫辞邪说不得行其蛊惑之方”。⑤
西太后对四策全部采纳，当天批令“外务部学部认真办理”。⑥
经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要求，日本政府令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于１９０７年２月１７日开除与同盟会有关系的的中国留学生３９人。３月４日又迫令孙中山离境。８月２１日，清政府派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前往东南亚各国，名为“考察商务，奖励华侨”，实则作欺骗宣传，妄图断绝广大华侨和革命党人的联系。⑦２３日，清政府又密令各省督抚查拿革命党。
清政府用残暴的屠杀政策并没有把革命党人吓倒，加上上述各种鬼蜮手段也无济于事。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后，移居越南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继续积极领导国内革命运动，连续发动多次武装起义。１９０７年，先后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以及光复会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１９０８年有钦州起义、河口起义和熊成基发动的安庆起义。１９１０年２月和１９１１年４月又有两次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无数革命志士，满怀爱国激情和民主理想，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给清王朝一次又一次打击，使“革命党”的名声威震全国，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同时也震惊了封建统治者，使他们闻风丧胆，谈虎色变，大大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过程。如１９０７年安庆起义，“京中王公大臣接警电”后，吓得“心惊肉跳”，各省督抚也“有戒心”“乘舆所至，护卫者数百人，执戈荷枪，如防大敌”。就是一向被人称赞为“有胆”的袁世凯，也吓得忙“将署内人员拍照小影”，出入检查；又把“署前后左右原有小摊以及星卜算命之流，肩挑小贩之属”’“全行驱逐”，深恐革命党人“混入，以行不轨”。⑧
同盟会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还陆续派遣会员到各省新军、会党及学堂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建立各种形式的革命团体，积蓄革命力量，为大规模的起义作准备。在湖北新军中，先后建立了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１９１１年初，振武学社改组扩大为文学社，蒋翊武任社长，秘密联络各营中的士兵，不及半年，便发展社员三千多人。与文学社齐名的共进会，在湖南、湖北的会党和新军中也吸收了许多会员，影响很大。在长江下游各省，除光复会外，还有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组织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他们的活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就在袁世凯控制最严密的直隶省，也出现了同盟会员组织的共和会、铁血会和急进会等革命团体，会员分布于保定、天津、北京各地。１９１０年初，共和会会员“仅以保定一隅而言，已逾三千余人”，⑨其中包括北洋第六镇官兵和陆军务学堂学生一百多人。１９１１年春，各团体合并组成“革命联合会”’声势更加壮大。
此外，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山东、河南、辽宁、山西等省的同盟会员，也都做了许多发展革命势力的工作，积极筹划起义。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也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长江中下游各省，由于人祸天灾，连年发生严重饥荒，大批饥民流入城镇。１９１０年春，“武汉地方聚集饥民十余万人”。⑩饥民求生不得，除去反抗，再无出路。从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０年，长江下游和两湖一带不断发生大规模的抢米事件。１９１０年４月，长沙城乡饥民二万多人聚集在巡抚衙门门前，要求减价平粜米谷救命，湖南巡抚岑春竟下令开枪，当场死伤数十人。饥民愤不欲生，与清军展开激烈搏斗，进而捣毁抚署，砸抢米店，焚烧教堂和洋行，把长沙城里闹得天翻地覆。清政府一面调集军队镇压，一面将岑春撤职，允许开仓平粜，以平息饥民的怒火。同年５月，为反抗政府滥增捐税，山东莱阳农民揭竿而起，数千人冲进县城，包围县署，焚毁巡警局董房屋。至６月，万余农民再次涌进城内。山东巡抚孙宝琦急忙调派北洋军第五镇步兵二营及巡防军二营前往镇压，焚烧民房千余问，屠杀数百人。
民主革命及袁世凯的反革命活动（3）
清政府的屠杀政策，使人民大众和封建朝廷的矛盾进一步激化。１９１０年前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全国呈观出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景象。
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内部分化更为激烈。载沣罢免袁世凯以后，加紧搞假立宪。１９０９至１９１０年，各省谘议局先后成立，资产阶级立宪派占了多数席位。他们利用自己在谘议局里的优势，于１９１０年２月至１０月连续举行三次大请愿，乞求开国会、制宪法、成立责任内阁。载沣本想借宪政之名，行集权之实。他过去既不肯把权力分给“有功”的袁世凯，现在自然更不愿白白送给立宪派。当年１０月，具有国会性质的资政院在北京开幕，议员共二百人，其中“钦选指定”者竟占一半。１９１１年５月８日，清廷又宣布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奕匡力为总理。阎员十三人，满族占八人，而皇亲贵胄又占其中五人。这个“皇族内阁”一出笼，立宪派及一些汉族大官僚大失所望，整个统治阶层陷入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是继袁世凯下台之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又一次大动荡、大分裂。所谓清政府已孤立得只剩下一小撮愚蠢的、傲慢的末世贵族了。
失去了权力和地位的袁世凯，幸灾乐祸地看着载沣陷入绝境。１９１１年３月，他的一个老部下到彰德去看他时说：“今朝政日非，大乱将至，前论平乱人才，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诸公相继逝世，只存宫保一人，倘再不出山，危机迫于眉睫矣。”袁说：“如大局不糜烂，起用决不及予，果糜烂矣，即出恐亦不易收拾也。”紒紜矠立宪派张謇于６月入京路过彰德，特地去拜访他。他有意拉拢张，以进一步孤立自己的政敌。他对张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尊从民意而行……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张辞别他后，十分欣悦地对同行刘厚生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紒紝矠此后，袁、张之间顿互通情报，实际上订立了政治同盟。
清政府愈孤立，就愈依赖帝国主义。皇族内阁成立的次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