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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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 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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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取民国总统职位的阴谋活动(4)
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宣言,誓要“尽扫专制制度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紓紥矠同时宣布改用公历纪年,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月底,临时参议院也宣告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法令,如废止刑讯,禁止买卖人口和缠足,通令剪辫等等。3月11日又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结社、信仰、通信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举的权利。并确定国家机构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实行责任内阁制,等等。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约法,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要求,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紓紦矠它给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淫威下的中国人民传来了新气息,带来了新希望。使人们透过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长空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从此,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清朝灭亡的厄运已定。称王称帝在人民心目中成为非法,“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为顾全黄兴等与袁世凯达成的默契,曾于12月29日电告袁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表示清帝退位后,大总统位置一定让予袁。
  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诺言不肯相信,深恐自己取得大总统的希望落空,再加上当时唐绍仪与伍廷芳议定国民代表会议选举法,以省为单位推派代表,南方独立各省代表多,恐不能操纵自如。所以,他得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后,十分恼怒。直到1月1日他约见朱尔典密谋对策时,仍“显得很不痛快,而且极为丧气”。純紛矠次日,他一面复电孙中山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一面则悍然宣布唐绍仪签订的关于国民会议各项办法逾越权限,他概不承认,并谕令唐辞职,声明以后和谈事项由他自己和伍廷芳直接电商。純紜矠同时,又唆令姜桂题、冯国璋、张勋等北洋将领十五人联名至电内阁极力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并“向清廷王公贵族呼吁,要他们拿出钱来,以便继续作战”。純紝矠于是,奕匡力认筹十万,其他亲贵则三五万不等,隆裕太后下令发内帑黄金八万两,充作军费。袁世凯向亲贵勒索了一笔钱以后,表面上又发布了一道“全军整备再战”的命令。实际上,他并非真想作战,面是虚声恫吓革命党入,用以取得对自己更有利的条件。
  1月5日,他致电伍廷芳,气势汹汹地提出质问说:“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誓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純紞矠伍廷芳当即国电解释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与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绝不相妨。现在民军光复十八省,不能无统一之机关,此为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诘,请还问清政府于国民会议未解决以前,何以不即行消灭?”純紟矠袁世凯又回电无理纠缠。围绕着停战撤兵、国民会议和临时政府三个问题,伍廷芳和袁世凯展开报战,你来我往,争辩十分激烈。“人谓为滑稽议和”。純紡矠
  和谈表面上陷于停顿,实际上暗中接洽反而加速。唐绍仪卸去清政府议和专使,转而成为袁世凯个人密使,与革命党人频繁接触,议题集中于让总统位置给袁世凯一事。1月14日梁士诒致唐绍仪密电:“清廷正商筹退处之方,此后如何推举,苟不得人,则祸变益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純紣矠唐绍仪将此电交伍廷芳转达孙中山,要求孙中山明确表示态度。这时,帝国主义也全力支持袁世凯,它们相约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诬蔑革命党人“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声称必由袁世凯来“统一”南北,才能得到各国承认。純紤矠还不断地威胁说:如果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武装干涉。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乘时而起,桴鼓相应,肆意渲染帝国主义干涉的恐怖气氛,逼迫孙中山让步。同盟会中的妥协分子和立宪派沆瀣一气,朝夕鼓噪,埋怨孙中山理想太高。变节分子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孙中山本有“天下为公”的民主革命思想,视总统为国民公仆,他之所以对和议持审慎态度,完全是出于对野心家袁世凯不信任,既见内外交迫,便决定让步,于16日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純紥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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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取民国总统职位的阴谋活动(5)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明确保证以后,立即加紧逼迫清帝退位,并酝酿新的政治阴谋。
  注 释:
  ①王锡彤:《抑斋文集》,卷4,页16。
  ②刘承恩,湖北谷城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在小站担任新建陆军右翼步队第二营帮统。1900年由张之洞调到湖北管带武建左旗第一营。后回北洋,由袁世凯历保至道员。湖北新军高级军官多与其相识。袁世凯于1911年10月19日电招他至彰德,派其“办理招抚事宜”。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8册,页541。
  ④《袁世凯电》,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又《清帝谕旨》,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清政府陆军部档案。
  ⑤《刘承思呈袁世凯禀》(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⑥同③,页546。又《袁世凯之隐衷》,见《时报》1911年12月29日。
  ⑦杨度:《上资政院陈情书》(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⑧同⑤,页79。
  ⑨同③,页79。
  ⑩《正宗爱国报》,1911年11月24日、27日。
  紒紜矠《民立报》,1911年11月22日。
  紒紝矠《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页152。
  紒紞矠《袁克定致冯国璋手札》,见《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
  紒紟矠《李纯致袁世凯书》,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
  紒紡矠《前敌侦探委员赵连元探报》,宣统三年十月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紒紣矠《黎副总统历史》,见《宪法新闻》第10期,1913年北京刊行。
  紒紤矠《申报》,1911年12月14日。
  紒紥矠同⑧,页77。
  紒紦矠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联合书店1958年版,第194页。
  紓紛矠同③,页77、78。
  紓紜矠《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页261。
  紓紝矠《伍廷芳报告议和始末情形电》,1912年2月16日。
  紓紞矠同③,页255、256。
  紓紟矠《阮忠枢致张镇芳函》,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紓紡矠《伍廷芳致袁世凯电》,1912年1月13日。
  紓紣矠《山东同盟会徐镜心、谢鸿焘、丁惟汾等致袁世凯等电》,见《临时政府公报》,第48号。
  紓紤矠《民立报》,1911年12月27日。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页104。
  紓紥矠同③,页16。
  紓紦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126。
  純紛矠《朱尔典呈葛雷电》,1912年1月1日。见《英国蓝皮书》1912年,第6号,页16。
  純紜矠《各省代表议合全案》,卷上,页42。
  純紝矠同純紛矠。
  純紞矠伍廷芳:《共和关键录》,页60。
  純紟矠杨玉茹:《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页262。
  純紡矠同③,页548。
  純紣矠同純紞矠,页71。
  純紤矠《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912年1月13日。
  純紥矠同純紞矠,页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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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动“请愿共和”,逼迫清帝退位(1)
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廷本已奄奄一息。它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完全是由于袁世凯别有用心地维持。因此,关于清帝退位问题,袁世凯早已胸有成竹,而且在派唐绍仪南下议和之前已密令梁士诒等“预为布置”。①l1月27日、12月3日,顺直谘议局和直隶保安会两次致电摄政王,要求清廷“早行揖让”“宣布共和”“示大公于天下”。②在京畿出现这类激烈言论,袁世凯竟不过问,显然是与他的意旨相吻合的。稍后(1月3日),驻俄国公使陆征祥联合驻外使臣电请清帝逊位,以及其他类似的通电,则都是梁士诒在幕后策动的结果。对清廷,袁世凯不采取断然措施,而宁愿使用“第三者”倡议的迂回战术,甚至蓄意制造事端,借故拖延,除怕落得“逼宫”的臭名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需要挟清廷以逼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权。
  当时,一些革命党人已识破了袁世凯的诡计,特别是身处其残暴统治下的北方“共和会”员,感受尤为痛切。他们自发地组成“暗杀团”,决心刺袁,为革命除害。1月16日,袁入清宫议事后,乘马车出东华门,大队骑兵前呼后拥,警备森严。当他定到王府井丁字街时,革命党人从三义茶叶店楼上扔下炸弹,轰隆一声,人仰马翻,卫队长袁金镖等十余人当场毙命,袁世凯由覆车中爬出,乘马仓皇逃脱。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光培、黄之萌等不幸被捕,惨遭杀害。三烈士从容就义。于临刑时,黄之萌正气凛然,慷慨陈词,当众揭破了袁的窃国阴谋。
  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但是,当天他接到了南京临时政府保证推举他为总统的电报,汪精卫又来电慰问,并解释说,暗杀活动与革命党无关,请严厉镇压。袁世凯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对丁字街事件没有多作纠缠,转而加快了逼迫清帝退位的步骤。
  袁世凯先秘密地把退位优待条件告诉奕匡力,并说用兵实在无把握,为清室及满人安全计,自以退位为上策。取得奕匡力的赞同以后,他就戴上一付“为民请命”的假面具,率领全体阁员上奏隆裕太后说:“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政府“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倘大局至此,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臣会同国务大臣,筹维再四,于国体改革,关系至重,不敢滥逞兵威,贻害生灵;又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只得要求“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针”。③
  隆裕太后接到奏折,即于1月17日、18日接连召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退位问题。除奕匡力、溥伦等少数人主张接受共和外,良弼、铁良、载沣、载涛、载泽、溥伟、善耆等一帮少壮亲贵都极力反对。双方争执不下,没有结果。所谓“项城必欲出诸众之口,而众人皆不肯开口”,即指此局面而言。④
  袁世凯并不以攘夺南京临时政府总统为满足,而企图于清帝退位后,不经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选举,自己在天津成立一个由他一手包办的政府。18日,他亲自把这个想法告诉朱尔典,征得同意后,于次日派赵秉钩、梁士诒、胡惟德为代表列席第三次御前会议,提出所谓“内阁所拟解决时局方案”;主张北京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在天津另立“临时统一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国体。同时,他将此方案电告伍廷芳,要求于清帝退位后二日,南京临时破府即行解散。本来他一厢情愿地想:这是一石两鸟,既可打掉革命政府,又能消灭清廷。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个方案一出笼,王公亲贵几乎一致反对,说另设政府即是变君主为共和,绝对不行。尽管梁士诒威胁说:财政危机,仅有不足一个月的军费。胡惟德说:列强将乘机干涉。亲贵仍然不肯改口。赵秉钩不耐烦地说:这是内阁于万难中想出来的办法,若不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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