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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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 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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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10月16日,江苏教程德全致袁世凯密电说:“今晨洪述祖挈应夔丞来宁谒见,当即晓以利害,动以大义,应亦自承情愿效力……现已委应夔丞为驻沪巡查长……惟去年上海光复,应夔丞垫用款项实属不赀,据称亏累十七万余,即孙中山汽车亦应所制备,其他概可想见,其党徒厚望孙中山、陈其美量予位置,今皆不克如愿,仍复聚而不散,察其情形似非月给三千元不能应付,此间因财政支绌,现仅许月给巡查公费一千元……此电达,乞密不宣。”18日,袁世凯回电说:“叶电悉。尽筹周至,掺纵咸宜,造福江域,诚非浅鲜,莫名慰佩。不敷之两千元,可由中央拨付。惟此人迭接武昌文电通缉,须加特赦,统俟洪述祖回京再商办法。”紒紜矠
  洪述祖回京向袁世凯报告后,袁即指示黎元洪取消通缉令。12月,应夔丞至北京。袁又传见,并以解散共进会为名,批给应夔丞五万元活动费。从此,这个一度混入革命队伍的帮会头子,便卖身投靠袁世凯,成为袁豢养在上海专门对付革命党人的一只恶犬。
  1913年春,宋教仁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旅行后抵达上海。3月20日夜,由上海启程打算返回北京,当他刚刚走进火车站,就被应夔丞所收买的兵痞武士英用枪击伤,伤势十分严重,延至22日即逝世,终年仅三十一岁。宋教仁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始终缺乏认识,临终前,他还给袁世凯发了一个电报,既悲愤又沉痛地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操纵党争,暗杀宋教仁(3)
袁世凯得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满心高兴,表面上却装出十分惊讶的样子说:“竟有这种事吗?快拿电报来!”看过电报,又故作痛惜地说道:“国民党失去宋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办事了。”他接边给程德全发了两个电报:一、命令“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并假惺惺地谴责暗杀之风;二、派兵对革命党人黄兴等“妥为保护,以昭慎重”。同时,他凭空捏造了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授意御用报纸广为传播,妄图以假乱真,转移视线。暗杀宋教仁的地点,特地选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里又是国民党的大本营,袁世凯满以为经过如此一番布置,宋案查不出结果,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将互相猜疑,陷于分裂。不仅政党内阁将化为乌有,从此国民党也会一蹶不振,不能再和自己为敌了。
  然而,事出袁世凯的意料,23日有一个古董商向上海租界捕房报告说:一星期前,他到应夔丞家里兜售古董字画,应拿出一张照片来,叫他把照片上的那个人杀掉,许给一千元。他拒绝承担这件事。今天,他在报上看到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叫他暗杀的对象。捕房根据这个线索,当天逮捕了应夔丞,次日正凶武士英也落网,而且从应家中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应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
  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异常焦急。于3月29日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凭核办。”接着,又电催程说:“宋案心烦啧,亟盼早见证据,望速照迭次电嘱,速行检齐报告。”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也多次密电程,催他把“牵涉中央证据速向英厅索取”,派人带京呈阅。并特别叮嘱“可不作正式报告”,等等。紒紝矠由此可以想见袁世凯心慌意乱的情形。
  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被迫于4月26日将查获的证据向全国公布,其中最重要的函电有以下各件:
  1月14日,赵秉钧致应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
  2月2日,应致赵秉钧冬电:“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2月2日,洪述祖致应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4日又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8日又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12日又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紒紞矠
  3月13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一天洪述祖致应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14日,应回洪寒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3月18日,洪述祖致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催:“事速照行”。
  3月21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后四小时,应致洪述祖号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发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3月23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4月7日到沪。”紒紟矠
  这些证据一公布,宋案真相大白。南方国民党人群情激愤,一致谴责谋杀主犯袁世凯,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归案。
  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袁世凯也从未想过低头服罪。他暗令洪述祖到青岛租界内躲避。洪抵青岛后,通电声明致应夔丞函电中所涉袁、赵之辞,都是“假托中央名义”,并狡辩道:“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紒紡矠赵秉钧也出来为自己开脱,为洪述祖圆谎。他在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中说:“奉差各省特派人员,向用密码报告,因作函将密码送去。”至于洪、应来往函电,他从未阅过,完全是洪述祖“招摇”或“隐射”。最后装出无辜受牵累的样子说:“鄙人德薄,横遭訾议,亦命运使然。惟抚念生平,四十即抱消极主义,五十以后即抱厌世主义,津沽伏处,久无问世之心。”言下之意,像他这样一个有遁世之想的人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紒紣矠后来,上海特别法庭坚持要他出庭,他便凶相毕露地说:“宋之被刺,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与洪述祖究有何干系,尚未判定。”要他“出庭受质”,完全是“野心枭桀攘夺政权,藉端发难,含血喷人。”紒紤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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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党争,暗杀宋教仁(4)
袁世凯见矢口抵赖不能摆脱被动局面,遂反守为攻,指挥京津警特机关制造“血光团”假案,硬说黄兴是“血光团”团长,派遣大批团员潜入北京暗杀政府要人。一时众口喧腾,到处哄动。京津军警四出搜捕“血光团”,乘机逮捕了国民党议员谢持,弄得人人自危。袁世凯还装模作样地请赵秉钧等政府要人迁居北海,以便警卫。又下令在总统府内实行宵禁,好像真有一个什么“血光团”在活动。北京检查厅根据一个被收买的女人的供词,票传黄兴到案对质,借以抵制上海法庭传讯赵秉钧,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袁世凯玩弄这些鬼蜮伎俩是徒劳的。惊心动魄的血案,使孙中山从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幻梦中猛醒。他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3月底,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召集国民党人开会,坚决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但是,在这个关系共和国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党内分子复杂,号令不一,就是从前属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认识也极不一致,黄兴等人对武装讨袁缺乏信心,认为革命军队“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顿才能作战”,极力主张“以法律解决”。紒紥矠
  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当国民党人辩论不停、莫衷一是之时,袁世凯则先发制人,把反革命的“统一”战争摆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注 释:
  ①《中国的选举者:有公民权的人》,见《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913年1月11日。
  ②《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396。
  ③《章太炎致袁世凯论治术书》,1913年3月,见《太炎最近文录》。
  ④同②,页381、382。
  ⑤同②,页383。
  ⑥同②,页409。
  ⑦同②,页412。
  ⑧同②,页380。
  ⑨《袁世凯通令劝告政党文》,1912年7月9日。
  ⑩陈一:《新语林》,卷1,页20。
  紒紜矠见《程德全密电稿》(未刊)。
  紒紝矠同紒紜矠。
  紒紞矠程君即程经世,时为国务院庶务秘书,曾对人言:洪述祖奉总理命去沪,临行前进府谒见总统,洪到沪密电由他转过数次。
  紒紟矠《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1913年4月26日。
  紒紡矠《洪述祖江电》,1913年5月3日。
  紒紣矠《新闻报》,1913年5月7日。
  紒紤矠《赵秉钧覆岑春煊等函》,见《民国经世文编》第20册,页11。
  紒紥矠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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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借款”和“武力统一”(1)
袁世凯打定了主意,要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为此,他极力投靠帝国主义,进行物质准备。
  清朝政府的财源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各省的赋税,当时称为京饷。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的京饷大大减少,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北方各省的京饷,对于北洋政府庞大的军政开支,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应付。北洋政府的开支主要是靠帝国主义各国的贷款和临时垫款,才得以维持的。仅1912年上半年袁世凯从银行团取得五次垫款,总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其中除一部分用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和解散南方军队外,大都直接作为北洋政府的军政费。①此外,一贯支持袁世凯的德奥军火商贩瑞记洋行在1912年至1913年还给袁三百五十万镑的军火贷款。正是由于有帝国主义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注入袁记国库,袁世凯才不仅能维持住政权,而且还能不断增强北洋军的实力。据《海关册》记载:1913年天津海口输入的军火,共值银四百九十余万两,较1912年增加百分之八十。
  当袁世凯决定发动反革命内战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更大的财政支援,否则进行战争是很难想像的。因此,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于4月23日下令接受五国银行团(美国已于3月20日退出银行团)提出的苛刻的贷款条件。26日,即程德全宣布宋案证据的同一天,赵秉钧偕同陆征祥、周学熙赴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镑的巨额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在财政、银行、币制、审计、国债等部门设置由银行团派定的外国顾问,监督财政开支。用全部盐税作借款的担保,由银行团指派外国顾问和会计,设置盐务稽核所,稽核收支,监督征解。
  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贷款。对于这笔贷款的反革命性质,列宁在当时就指出:“借给中国的新的公债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并作出准确的预言:“(帝国主义)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野心家,买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②
  自民国成立以来,政府所有对外借款都经过参议院审核通过,方为有效。袁世凯自知“善后借款”的政治条件过于苛刻,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是不会通过的,于是便不经国会审批,径行签字。这是袁氏公开蔑视国会的行为,因此激起国民党人激烈的抗议。国民党议员纷纷向袁政府提出质问。就是一些号称稳健的共和党议员也抱怨说:对借款他们并不反对,惟政府不俟议院议决,妄行签字,则不能承认。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求见袁世凯,袁拒不接见。张、王被迫通电全国,声明政府违法借款,参议院概不承认。黄兴也致电袁政府,痛斥其“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赣、粤、皖、湘四省都督联名强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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