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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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 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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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帝制不可”,露骨地表现了他对封建君主制的向往和迷恋。
  袁世凯的帝王思想由来已久,至晚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即已有成就帝王之业的打算(见第八章第二节)。他半生匍伏在皇权之下,非常羡慕帝王的淫威,把做皇帝视为人生权力、荣誉、享乐的极峰。前几年他没有称帝,是由于自觉客观社会条件不允许,一旦他认为最大的社会障碍——资产阶级民主派被清除了,自己得了天下,便决心爬到峰顶上去!
  正是由于这个无冕君主称帝的野心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一些献媚之徒便迎合他的心理,牵强附会,编造出种种天命攸归的瑞验,并广泛地传播开。如1914年底,袁家项城祖茔坟丁来京报告,说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坟侧生一紫藤,长逾丈许,蜿蜒盘绕,状似龙形。袁世凯本来迷信风水之说,以为祥瑞之征,遂大喜,且厚赏坟丁。其妻妾子女及臣皆认为这是袁将做皇帝的征兆。诸如此类的骗人鬼话对袁的称帝又成为一种外部刺激。当然,最大的外部刺激则来自于帝国主义。1913年9月底袁克定以“就医”为名赴德国,出京时,段芝贵、江朝宗等一帮北洋派前往车站送行,场面十分隆重。抵柏林后,谒见德皇威廉二世,威廉赐宴便殿,密谈良久,“力陈中国非帝制不能图强”。袁世凯得到报告,非常兴奋。
  经过1913年至1914年的酝酿,至1915年初,三海内帝王的鬼影已若隐若现,由总统变皇帝的鬼把戏便由秘密而进入公开阶段。1915年1月,袁克定约请梁启超赴汤山春宴,只有杨度一人作陪。据梁启超回忆说:谈话时,袁克定“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⑨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页360。
  

封建帝王式的生活和帝制的发轫(3)
②关于袁世凯的姬妾子女,从来传说不一。1926年袁克文著《洹上私乘》出版,书中所记袁家的情况虽有“为亲者讳”之处,但仍不失为较可信的原始史料。依据该书所记,袁世凯除正室于氏外,前后另有姬妾九人:沈氏是袁的第一个夫人,江苏崇明人,为袁从天津妓院购得,曾携带至朝鲜。无子女,后以袁克文为嗣。白氏、金氏和李氏均为袁在朝鲜时,朝鲜国王李熙所赠。白氏生子克权、克齐、克坚、克度,生女伯祯、祯。金氏生子克文、克良,生女叔祯、环祯、琮祯。李氏生子克端,生女仲祯、次祯、琪祯。杨氏,天津人,生子克桓、克轸、克久、克安,生女季祯、玲祯。叶氏,江苏丹徒人,生子克捷、克有,生女玖祯、璇祯、玑祯。邵氏,山东潍县人,原为袁家所买婢女,后被袁看中,纳为侧室,1909年病卒于汲县,年仅二十,无子女。郭氏,浙江归安人,为袁从天津妓院购得,生子克相、克和,生女祯。刘氏,天津人,袁死时尚有遗妊,生子克藩,生女珲祯。
  ③子十七,依次为克定、克文、克良、克端、克权、克桓、克齐、克轸、克久、克坚、克安、克度、克相、克捷、克和、克藩、克有。女十五,依次为伯祯、仲祯、叔祯、次祯(早殇)、季祯、祯、琪祯、环祯(早殇)、玖祯、琮祯、璇祯、玑祯、珲祯、祯、玲祯。
  ④袁克文,字豹岑,号寒云,1890年生于朝鲜汉城。18岁时以生授法部员外郎。工诗文词,书法自成一体。袁世凯死后,他寓居上海,曾加入青红帮。
  ⑤《民国经世文编》,第2册,页58。
  ⑥沃丘仲子:《新官僚家庭繁华史》,上海中华图书集成公司,1922年版,页2。
  ⑦黄远庸:《远生遗著》,卷1,页34。
  ⑧《爱国白话报》,1914年11月2日。
  ⑨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册,页143。
  

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1)
正当袁世凯准备推行帝制时,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奥同盟国集团和英、法、俄协约国集团在欧洲展开了大厮杀,暂时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它推行“大陆政策”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遂于8月23日对德宣战,竟然不顾中国中立,派兵强占青岛(11月7日),夺取了德国在华的权益,并进而占领胶济路,一跃成为东亚国际政治势力的支配者。
  袁世凯深知,要复辟帝制,必须首先取得日本的支持。因此,对日本侵占山东,他表面上一再提出抗议,以敷衍广大人民强烈的反侵略的要求,而实际上,则采取了退让政策。他下令撤退日本侵占区域内的中国驻军,以讨好日本侵略者。12月间,由外交次长曹汝霖(1871—1966)牵线,他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多次秘密会晤,作“披肝沥胆倾谈”,①“且有一次密谈达数小时之久”。②他们所谈的内容,除关于禁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在日本活动以外,已经涉及到中国改行帝制的问题。据《大陆报》载:“去年(1914年)12月间,日置益曾劝袁总统改为君主政体,日本愿暗为扶助,袁总统力谢之。”③当时担任总统府机要局局长的张一也曾说:“日置益公使与曹君汝霖言: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④
  狡猾的日本首相大隈,窥破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决定乘机要挟,以推行独占中国的侵略计划。按照大隈的指示,日置益于1915年1月18日至怀仁堂晋见袁氏,当面递送了二十一条要求,并说:大多数日本人反对袁总统,因为他们认为总统推行远交近攻政策,强烈地反对日本,而亲近欧美国家。如能承允所提条款,方可证明“日华亲善”,改变日本人的观感,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⑤最后要求袁世凯严守秘密,尽速答复。
  二十一条内容分为五大项: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二、承认日本在南满(今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优越地位”,日本人有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九十九年。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四、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五、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等等。非常明显,这是灭亡中国的条件,是变中国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条件!
  袁世凯本想秘密让给日本一些权利,换取其对帝制的支持,没想到日本的胃口如此之大,竟然不顾欧美列强在华的特权,企图鲸吞一切。这使他惊诧无措,“殊为失望”,在听完日置益的陈述后,他表情严肃地说“本件应与外交总长会商”。⑥当时外交部致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密电更具体地透露了袁的窘况:“查我政府正极力讲亲善之方,不意提出此等严重条件,实使政府为难。”⑦据袁的秘书夏寿田说:“日置益辞出后,项城极愤怒,当即疾声令余,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⑧1月18日晚,袁世凯召开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出席人员除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外,还有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次日至21日又连续开会,杨士琦、钱能训也参加。他们一致认为所提条件过苛,但又不能完全拒绝。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满足日本的要求,而不又丧失自己的“面子”。最后袁氏决定更换外交总长(由陆征祥代替孙宝琦),以拖延开始谈判的日期,并尽快摸清日本的真正意图。同时,他还预作了一些布置:如请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把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事告诉日本###松方侯爵和山县公爵,并探询他们的“真意”。因为日本军事事实权仍操之于###。有贺临行时,袁亲批赠送“路费”一万元,实际路费所需仅二三百元而已。又密电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将军发通电,声称拒绝日本要求,不惜一战,以增强自己谈判的力量。但是,这一套把戏被日本帝国主义一眼看破,日本外相加藤于2月3日电告日置益说:“各省将军通电一事,此为袁氏权诈老套,对我帝国进行,毫无影响。”⑨此外,袁又指示亲信向中外报界透露日本要求的一些内容,借以鼓动舆论。他企图借此向日本表示自己答应全部条件确有困难。然而,二十一条要求的消息一传开,国内反日舆论顿时沸腾起来,远远超出了袁世凯所能控制的范围。各大城市纷纷成立反日爱国组织,号召抑制日货。这使袁如芒刺背,时刻不安。在日本侵略者的要挟之下,他多次通令禁止抑制日货,但是反日运动如火如荼,声势越来越大。
  

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2)
二十一条交涉正式谈判,就是在举国一致反对的声浪中开始的。会议完全采取秘密形式,自2月2日起,每周举行二三次。日本代表为日置益、小幡酉吉,袁政府代表为陆征祥和曹汝霖,实际由曹包办,一切秉承袁的旨意进行。在交涉过程中,日本以支持帝制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恫吓于后,左推右挽,企图使袁对二十一条囫囵吞下。袁氏鉴于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唯恐完全屈服自身难保,加以他通过有贺长雄已得悉日本###松方表示日本主要意图是在满洲获得“发展机会”。⑩于是便将二十一条稍加修改,提出修正案,满足日本对满洲权益的要求,其他方面则暗中使日本有所收获,而明处又表示自己不轻易出卖国家权益。可是,日置益步步紧逼,寸利必争,先以战争相讹诈,后又借口坠马负伤,不出席会议。袁世凯害怕谈判破裂,急忙派代表前往日本使馆“慰问”,并指示陆征祥、曹汝霖到日置益卧床前会谈。陆、曹奴颜媚骨,卑躬屈膝,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丧失殆尽。
  原来,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仅以一至四项通知英、美、俄、法四国,故意隐瞒最重要的第五项各条。二十一条全文真相为中外所知以后,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予以激烈抨击。2月10日,英国驻日大使葛林赴日本外务省声明,英国政府对日本之要求条款“漏告”第五项,深表遗憾。同时,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浪潮更趋高涨。日本政府见阴谋暴露,事态严重,只好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系属劝告性质,借以欺蒙世人。另一方面,又于4月26日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大致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表面上似乎减轻了严重性,实质上依然如故。至于第五项各条,仅允许以后再行协商。接着,便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完全应允,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派兵至青岛、沈阳等地,耀武扬威。
  在对日交涉过程中,袁世凯一直以英国为后援。这时,英国见日本取消了在其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修筑铁路的要求,便变了腔调,朱尔典劝告袁氏说:“目前中国情形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紒紜矠袁世凯企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恐得罪日本,儿皇帝当不成,便于8日上午在总统府召集心腹爪牙开会,以“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借口,悍然决定接受日本通牒。次日,派陆征祥、曹汝霖往日本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除第五项中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即行应诺”。最后还无耻地说什么“俾两国亲善益加巩固”。紒紝矠
  袁世凯不仅敢于卖国,而且善于花言巧语地讲“爱国”来遮掩卖国。在决定承认二十一条的时候,他就先拟好了一个“密谕”,于10日发给各级文武官吏,他说:“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始终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大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渐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紒紞矠在这个密谕里,他虽然装腔作势,但不得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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