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１日召集立法院。在告令中，他大讲立法机构的重要性，说什么当此“厉行宪政”的时刻，“尤贵有集民意之立法机关，以宏久安长治之远谋”。然而，直至袁死，立法院并没有召集，他之所以在这时侈谈“实行法制，尊重民意”，只是在他遭受挫折后收买人心的一种欺骗手段而已。
袁世凯一向迷信武力，把扭转不利局面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军身上。为了鼓舞士气，他给前线北洋军运去大批“慰问品”。２月中下旬，北洋军源源不断涌入四川和湖南，与护国军兵力对比上占了绝对优势。袁严令全线反攻。３月３日冯玉祥旅攻占叙州，袁破格封他为三等男爵。７日，张敬尧等攻占纳溪和江安等地，袁申令张晋授勋三位，加陆军上将衔，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和吴新田均升授陆军中将。特别使袁喜出望外的是：陈宦于３月１０日电奏到京，报告川军统领杨起元率领一支奇兵，由会理南下，夜袭摩鱼，由姜驿渡过金沙江，进抵芝麻口，攻入滇北。袁立即申令授杨起元勋五位，称赞他“出奇制胜”，“骁勇绝伦”。⑧
在入川北洋军捷报频传的时候，龙觐光军攻占滇桂边剥隘和第六师攻占湖南麻阳的电报也传到北京。袁世凯被这些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云贵“不难指日荡平”，特派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曾鉴为川南宣慰使，各携带财政部拨款五万元和他个人捐款一万元，分别前往川、湘抚恤，“处理善后”。３月１０日发行洪宪六厘公债二千万元，强令商民认购助战。次日又公布《颂爵条例》，规定“有大功绩者”可特封为亲王（年俸两万元）、郡王（年俸一万元）和公侯伯子男等世袭爵位。⑨
可是，袁世凯高兴的时间十分短暂。尽管他不断封爵赏禄以鼓舞士气，北洋军的攻势也未能持久。入川北洋军占领纳溪后，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发动进攻，只得与护国军对峙于纳溪和大洲驿之间。正在这时，却突然发生了广西陆荣廷宣布独立反袁的大事件。
原来，云南起义后，袁世凯曾要陆荣廷率领桂军进攻云南。陆以饷械不足为理由，一再推拖，引起袁对他的怀疑。贵州宣布独立后，陆主动向袁要求带兵征贵州，请求拨饷械。袁对他不放心，以“桂疆重要，未许其行”，而命令他协助龙觐光攻云南。他马上照办，派他的儿子陆裕光带领桂军五营随龙军出发。袁封陆裕光为三等男爵，以笼络陆氏父子。然而这时陆荣廷见全国反帝制运动高涨，已暗中决定反袁，并和进步党人梁启超等建立了联系，而表面上对袁极力表示恭顺。袁派去监视他的巡按使王祖同对他的秘密活动毫无觉察，直到３月初还密报袁说他可靠。袁信以为真，为了进一步笼络他，批准拨给他军饷一百万元和枪五千枝，于３月７日任命他为贵州宣抚使，率桂军进攻贵州。袁本想在云贵开辟一个新战场，一举消灭护国军，没想到陆于领到饷械之后，忽然于１５日在柳州宣布广西独立讨袁。与此同时，陆裕光于百色也将龙觐光的司令部包围，迫使龙缴械投降，接受改编。当袁因龙觐光攻占剥隘，而发表他为督理云南军务兼署云南巡按使时，他已在百色作了阶下囚。
广西独立和龙军覆灭以后，云南、贵州和广西连成一片，直接威胁广东、四川和湖南。这时，四川前线的护国军又乘机反攻，从３月１７日起，仅仅几天时间就夺回了纳溪、江安等县。张敬尧负伤，仓皇逃到沪州，急电北洋政府求援，“日索饷械”。袁世凯的军事围攻政策完全破产。此时，他又得到表明“形势日益严重”的许多情报，如日本准备承认南方独立各省为“交战国”，“广东独立迫在眼前”，“湖南、江西及南方各省都出现不稳迹象”，“长江下游亦正观变而动”，等等。
正当袁世凯被一片告警、求援、索饷的呼声弄得焦头烂额、坐卧不安时，他又收到了冯国璋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的密电。在这个密电上列名的还有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和长江巡阅使张勋。⑩这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军阀第一次公开向他的权力挑战，而且五个将军都是地方实力派，事情就显得更为严重。这时，徐世昌来信劝他说：“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莫理逊也给他送来一个便笺，说“除非立刻取消帝制，否则危险将不可避免”。紒紜矠这一切使他深感北洋集团有从内部崩溃的危险。形势逼人，朝不保夕。他见机行事，遂决定取消帝制，妄图摆脱危机。
袁世凯先分别召见了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和梁士诒等人，一一说明他的决定。以后又召见张一，指令他起草取消帝制令，说：“予昏愦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作不可。”又拿出王式通起草的一份稿子交张一参考，并说：“吾意宜径令取消，并将推戴书焚毁。”张说：“此事为小人蒙蔽。”袁道：“此是余自己不好，不能咎人。”袁氏２１日在新华宫召###议，参加的人有杨士琦、张镇芳、朱启钤、梁士诒、倪嗣冲等。徐世昌和段祺瑞也出席。袁氏无可奈何地提出取消帝制。到会者大都唯唯诺诺，表示除此以外别无更好办法。只有倪嗣冲作出一付金刚怒目的样子叫道：“君主政体中国行之数千年，何物小丑，敢以取消为要挟，臣誓死扫荡而后己。”紒紞矠袁连忙劝止。当天开去陆征祥国务卿，而以徐世昌接任，“即日视事”。紒紟矠
皇帝梦的破灭（4）
２２日，袁世凯申令撤销承认帝制案，由徐世昌副署发表，又恢复黎元洪的副总统职务。翌日，告令“所有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紒紡矠此后又公布焚毁帝制文电八百余件，用以表示不再称帝的决心。
从袁世凯称帝那一天（１２月１２日）起，至取消帝制之日（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２日）止，总共只有一百另二天；如果从洪宪改元（１９１６年元旦）算起，至颁令废止洪宪年号之日（３月２３日）止，则只有八十三天。洪宪王朝的短命，是袁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原来的愿望相反。不管袁的权势是多么显赫，口号是多么响亮，也不论他的手段是多么毒辣，只要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干违反人民愿望的勾当，那就必然要失败，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注 释：
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１９３６年人文月刊社版，页３０２，张一眉批。
②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新云南丛书社１９４６年版，页３２。
③《政府公报》，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３０日。
④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页１２７。
⑤同④，页１２８。
⑥同④，页１２９。
⑦同③，１９１６年２月２４日。
⑧同③，１９１６年３月１２日。
⑨同③，１９１６年３月１２日。
⑩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篇，页３２０。一说五将军密电列名者无张勋，而有湖南将军汤芗铭。
紒紜矠《莫理逊致袁世凯便笺》，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１日，见《莫理逊通信集》（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第２册，剑桥大学１９７６年版，页４９６。
紒紝矠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页４８。
紒紞矠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１９３１年５月版，页３５６。
紒紟矠同③，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３日。
紒紡矠同③，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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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之死（1）
袁世凯做不成皇帝，回过头来想再做总统，继续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关于这一点，他在撤销承认帝制的申令中已公开说出来。
在这个精心炮制的申令里，虽然他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写上“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这句封建帝王“罪已诏”中常用的话，借以平息全国各阶层对他的愤慨，但是，在谈到洪宪帝制这场大变乱的具体责任时，他却推卸得一干二净。他说：“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已至无可逶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袁世凯公然抹煞事实，说什么帝制“并未实行”，这不过是为了证明他仍有继续做总统的资格。所以，接着他便以调解者的口吻说：“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申令结尾特别强调：“今承认之案业已撤消，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①
自闹皇帝以来，袁世凯颁发的命令都自称予，和清朝皇帝自称朕是一样的。“本大总统”字样已久不见了，现在又重新出现在申令里。这几个字是袁氏看到张一起草的原稿后，亲自提笔添上去的。这是他由皇帝变总统的点睛传神之笔。据张一回忆：由袁的幕僚起草的长篇文字，经袁删改者，“如神龙点睛，起稿者自愧弗如，固由更事之多，抑其天禀有大过人者。”②这个由“予”改为“本大总统”的办法，正是袁在穷途末路时“天禀过人”的表现。
袁世凯深知自为总统，不容易取得独立各省的承认。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名声，来推动议和，而自己在幕后又包揽把持一切。３月２５日，他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致电独立各省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同时，指令陈宦与蔡锷商议停战。他又拟定了议和六项条件，于４月１日仍以黎、徐、段三人名义向独立各省提出：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治安由各该省军民长官维持；三、三省添募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战地所有兵退回原驻地点；五、三省兵自即日始不准与官兵交战；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袁世凯妄想重演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的旧戏法，来结束独立各省的反抗。然而，这时的政治形势与四年前大不相同。那时袁氏戴着“赞成共和”的假面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今人们已看清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英雄”，原来却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血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要实行民主共和，必须铲除他。
阶级的共同利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利益造成的。但是，共同利益一旦形成，它又区别于个人的利益。袁世凯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家天下心怀疑忌的北洋军阀们都觉察到不抛弃袁氏，就无法保住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因此，原来积极拥护袁的人，也变成了积极或消极的反对者。
当时，全国反袁的舆论中心在上海。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联络各方面人士，坚决主张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他发表《讨袁宣言》，愤怒地指出袁世凯是帝制的罪魁，无情地揭露了袁所谓“停战议和”的险恶用心，号召各地反袁力量“猛向前进”，“决不使危害民国如袁氏者生息于国内”。③另外，唐绍仪、谭廷、汤化龙、吴景濂、彭程万、胡景伊、张继、孙洪伊、张耀曾、井勿幕及一大批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以各省“旅沪公民”或各界人士名义纷纷通电，或指出袁“盗国奴民”，“久已丧失总统资格”；或揭露袁“帝梦不成，皇冠强卸，又复退攫总统”，“无非忍辱一时，思为卷土重来”；或表示“吾四万万国民绝非无血气者，安能一再受其愚弄”，“戴兹罪魁”；或要求“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全国各阶层纷纷声讨，对袁世凯展开了强大的舆论攻势。④
３月底，在川南和湘西，北洋军和护国军虽然达成暂时停战协议，但是，全国的反袁武装斗争方兴未艾，日益高涨，而以广东、浙江、山东、湖南、陕西最为猛烈。广东人民对帝制和龙济光的野蛮统治异常不满，武装起义遍及全省：广州及其附近各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