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紒紤矠袁说这话的目的，一是给那些看风使舵的爪牙一点颜色看看，然而这恰恰暴露出他在众叛亲离之下一付黔驴技穷的蠢相；另外则是在人民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明不智”的受骗者，似乎他称帝是由于受人蒙蔽，以为这样足以博得舆论同情，然而人民没有再上当受骗，回答他的是更为猛烈的进攻：讨袁的电报、斥令其退位的函札，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这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如“天神雷电，轰击妖怪”。他再也支撑不住了。
但是，他仍然没有下决心引退。他最担心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他的态度。６月１日晨，他在卧室里召见蔡廷斡说：“听说各国使馆认为我应该或将要辞职？”蔡回答道：“大家都认为您十分需要休养。政府财政前景非常暗淡，困难与日俱增。”紒紥矠本来，袁每星期五接见北洋军官，次日，星期五，侍从武官推说“元首事忙”，“军官均未照例进谒”，“实则病重矣”。紒紦矠从６月初，有法国医生卜西尔和中医萧龙友等负责给袁治疗，诊断为尿毒症，开始他们都认为没有危险，可是由于治疗不当，病情骤然恶化了。袁克定主张用西药，妻妾及袁克文等则坚持服中药，“家族三十余口，情急失措”，争吵不休，莫衷一是。６月５日深夜，袁气短神昏，濒于死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等齐至居仁堂守候。延至６日上午１０点，这个窃国大盗怀着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恐惧、对帝国主义遗弃的怨怼，对爪牙背叛的愤恨，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年五十七岁。
次日，遗体入殓，头带平天冠，身穿祭天大礼服，俨然如“大行皇帝”。北洋政府下半旗志哀，禁止人民娱乐活动一天，文武百官持服停止宴会二十七天。２８日出殡，灵柩由新华宫居仁堂移出，北洋文武官吏送葬执绋。在北洋军的礼炮轰鸣声中，送柩专车由前门火车站出发，次日抵达彰德，葬于洹上村东北的太平庄。紓紛矠北洋军阀们大搞这一套丧礼，无非是想继袁氏之后，保持他们的反动统治。
袁世凯的败亡，成为全国人民为之欢呼庆幸的大喜事。护国军“三军雀跃，万众欢腾”。紓紜矠南方独立各省城悬旗志庆，充满节日气氛，与北洋政府举行饰终典礼的痛悼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总揽了北洋政府大权。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自行宣告肇庆军务院结束，急忙投到段祺瑞的门下，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拥袁派和反袁派合流，中国仍是北洋军阀的黑暗天下。继袁氏而起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以及张作霖等，都抄袭袁的老谱，实行没有袁但和袁一样的反动政治；并且为争夺北洋政权，各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靠山，展开了长期的混战。自袁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分崩离析，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了。
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利用在护国战争中形成的西南滇、桂军阀和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继续反对北洋军阀。由于不依靠人民，而依靠军阀反军阀，孙中山始终陷于难有作为的困境之中。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要前进必须另觅新路。历史期待着新的阶级、新的政党和新的革命道路。
经过袁世凯极其专横的五年统治，中国人民有了血和泪的经验教训，思想进一步醒悟，深感封建专制势力还相当强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远未实现；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袁世凯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才是造成社会种种灾难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清除产生袁世凯这类人物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观念。１９１６年９月，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著文指出：“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紓紝矠同年１２月，急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在他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袁世凯复活》一文，指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专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其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紓紞矠
袁世凯之死（5）
自然，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仍然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观点，他们所设想的救国方案，也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时代造成的局限性。然而，这种认识较单纯的“讨袁”已深刻得多了。中国人民正是在这种觉悟的基础之上，迎来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向前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曙光照亮了中国漫漫黑夜，由于工人阶级的登上政治舞台，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历史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北洋军阀和继承其衣钵的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注 释：
①《政府公报》，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３日。
②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８，页３７。
③《民国日报》，１９１６年５月９日。
④见１９１６年５、６月《民国日报》、《申报》。
⑤芮恩施（Ｐ．Ｓ．Ｒｅｉｎｓｃｈ）：《一个在华美国外交官》（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纽约１９２２年版，页１９１。
⑥《朱尔典致巴特勒函》，１９１６年４月１１日。转引自陈志让（Ｊｅｒｏｍｅ Ｃｈ＇ｅｎ）：《袁世凯》（Ｙｕａｎ Ｓｈｉｋ－Ｋ＇ａｉ），伦敦１９６１年版，页２２９。
⑦同①，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２日。
⑧《唐绍仪、赵凤昌、汤化龙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６日，见《近代史料书札》，北京图书馆藏。
⑨《大树堂来鸿集》（未刊）。
⑩黄毅：《袁氏盗国记》，１９１７年５月第４版，上篇，页１４６。
紒紜矠《梁启超致蔡锷书》，转引自由云龙著《护国史稿》，页２１。
紒紝矠《项城之病中谈》。
紒紞矠《禁卫军第二团团长索崇仁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６年６月１０日，见同⑨。
紒紟矠《禁卫军参谋长苏长青呈》，１９１６年５月，见同⑨。
紒紡矠同紒紞矠。
紒紣矠同紒紞矠。
紒紤矠孙曜：《中华民国史料》，中册，页８２。
紒紥矠《蔡廷斡致莫理逊函》，１９１６年６月１日。见《莫理逊通信集》（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第２册，剑桥大学１９７８年版，页５２７。
紒紦矠同紒紞矠。
紓紛矠见田文烈：《袁公林墓工报告》，１９１８年财政部印本。据报告载，安葬和造墓共用银七十余万两。袁世凯死后，其妻妾子女各自为计，由徐世昌主持分遗产，就田产股票现金共分为三十份，诸子各一份，未嫁女两人一份，姬妾无子女者得一份，每份八万余元，合计共二百余万元。
紓紜矠《蔡锷致陈宦青电》，１９１６年６月９日，见《松坡军中遗墨》。
紓紝矠子民：《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见《旅欧杂志》，第３号，１９１６年９月１５日。
紓紞矠《新青年》，第２卷第４期，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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