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三日，辅臣率文武百官设誓，旗下每旗一誓词，各官每衙门一誓词。词正副三通，一宣读，焚大行殡宫前；一赴正大光明殿焚读上帝前；一藏禁中。词曰：“臣等奉大行皇帝遗诏，务戮力一心，以辅冲主。自今以后，毋结党，毋徇私，毋黩侦，毋阴排异己以戕善类，毋偏执己见以妨大公，违斯誓者，上天降殛，夺算凶诛。”
此三日中，必有许多暗潮汹涌，但雍乾两朝，大删《实录》，只见当时递嬗之际一片祥和，其实不然，幸赖私人记载保存了若干真相。野史之可贵在此。
现在要谈世祖遗诏罪己者共十四款，开宗明义，即以“渐习汉俗”自责：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不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下两款是自罪太后生前，子道不终；太后万年之后，不能服三年之丧，少抒太宗宾天，未服缞绖之憾：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唯圣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唯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未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绖，行三年丧，终天抱憾，唯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按：此当是未经大改的原文。因为人生修短有数，大限一至，非人力所能挽回，所以子道不终，悲痛有之，何足自责？唯有应养亲而逃禅，则是不孝之罪。以上第一款对整个满洲，第二、三款对父母，于是第四款：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这是对宗室，照文气看，删而未改。“友爱之道未周”下，应有从今连弥补的机会亦没有了，方成自罪的罪状之一。以下两款，可以确信是大改特改，甚至是新增之文：
满朝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相侔，未能随才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两款，慰抚满员；其下一款，独责刘正宗，疑为保留的末命：
设官分职，唯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忘，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按：自明末延续的南北之争，至顺治初变本加厉，而主之者一为冯铨，一为刘正宗。刘与方拱乾因指认南朝的伪太子王之明一案，结怨更深。辛酉科场案，为刘正宗所煽动操纵，用以荼毒南士，而尤在倾陷方家子。邓文如《清诗纪事》云：
顺治出家、传位及遗诏罪己之谜（4）
正宗当国，有权奸之目，丁酉科场之狱，为其一手把持，与慎交水火。自负能诗，力主历下，与虞山、娄东异帜。挤二陈一死一谪，而独得善终。其诗笔力甚健，江南人选诗多不及之，门户恩怨之见也。
“慎交”为复社支派之一，丁酉案中有名的吴汉槎，即慎交中人。“历下”指王渔洋；“虞山、娄东”指钱牧斋、吴梅村；二陈一为方以智的儿女亲家陈名夏，一为吴梅村的儿女亲家陈之遴。
按：丁酉科场案以刘正宗本心，牵涉南闱或北闱的南士，恨不得置之死地；赖小宛之力，流徙已属从轻发落。其后必又以小宛之言，自觉过苛，而又受刘正宗之感；因而在顺治十七年，以魏裔介、季振宜之劾，严办刘正宗。《清史列传？贰臣传》：
（顺治）十六年，上以正宗器量狭隘，终日诗文自务，大廷议论，辄以己意为是，虽公事有误，亦不置念，降旨严饬，并谕曰：“朕委任大臣，期始终相成，以惬简拔初念，故不忍加罪，时加申戒；须痛改前非，移朕优容恕过之意。”十七年二月，应诏自陈乞罢，不允。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浙江道御史季振宜，先后奏劾正宗阴险欺罔诸罪，命“明白回奏”。正宗以“衰老孤踪，不能结党，致撄诬劾”自讼。下王、贝勒、九卿、科道会刑部提问。正宗反复申诉，裔介与振宜共质之。
结果罪名成立，皆经对质；王公大臣会奏，列其罪状：
正宗前自陈，不以上谕切责己罪载入疏内，裔介所劾是实。（其一）董国祥为正宗荐举，以降黜之员外越授郎中，后坐贿流徙，正宗不引罪检举，裔介与振宜所劾是实。（其二）
裔介劾正宗，知李昌祚系叛案有名，累拟内升，今讯称姓名相同，但前此不谙察究，有意朦胧是实。
正宗弟正学，顺治四年投诚复叛，为李成栋参将，七年复投诚，裔介暗嘱巡抚？l题授守备，正宗回奏，只称正学因擒获逆犯，叙功题授，不言从叛情事，饬非讳罪是实。
裔介劾正宗与张缙彦同怀叵测之心，缙彦为正宗作诗序，词句诡谲，正宗闻劾，即删毁其序，诳云未见，其欺罔罪实应绞。
奏入，从宽免死，革职逮夺诏命，籍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
按：刘正宗一案特为列入遗诏，可信其为原文。其时满洲、蒙古及汉大臣之隶属于北派者，已经联结成一条阵线，对江南的高官、士绅及地方百姓展开无情的打击与剥削；但其时还不便明着痕迹，所以仍保留了这一款。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诸王大臣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款也可能是原文，亦确是世祖应自责之罪，与下两款应合并而论。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无益之地，靡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奏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按：世祖在冲幼时，受孝庄及太宗旧臣之教，以嬉游为晦，作出明朝武宗、熹宗的模样，示无大志，俾免多尔衮猜忌。及至多尔衮既死，世祖已成了一名超级纨绔，习性不易改变，顺治十年以后，既以方孝孺等江南世家子弟作为文学侍从，出入必偕；复又得小宛为妃，因而彻底汉化，而实为彻底江南化，饮食服御、园林车马，无不极端讲究。声色犬马，四字俱全，复又佞佛，以致靡费无度。此中还包含着遗民志士极大的一个计划在内，西施沼吴差足比拟，当在谈康熙时记论，此不赘。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只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言端敬之丧及任用宦寺，可确信非原文，此亦正是孝庄及四辅——顾命四大臣力谋改革的重点。按：内十三衙门设立于顺治十年六月底，当时有一上谕，首历数各朝任用宦官之失，而在“历观覆辙，可为鉴戒”之下，一转而为：
顺治出家、传位及遗诏罪己之谜（5）
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首为乾清宫执事官，次为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直殿局、兵仗局。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
较之明朝的十二监、四司、八局，虽少了八个衙门，但重要部门完全保留，所删除的监、司、局，恰恰正是上谕开头所谓“不过阍闼洒扫使令之役”，如明朝的“宝钞司”，如顾名思义，以为印制银票、钱票之类，那就错了，一检《明史？职官志》，会哑然失笑——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明宫太监、宫女数万，太监小解的姿势与常人殊，亦须用草纸，由于草纸的消耗量特大，所以特设“司”管理制造。又有“混堂司”，职司为“掌汰浴”，俗称浴池为“混堂”即由此来。如有这些衙门，反而贬低了宦官制度的“尊严”，删之反显得权重。
于此可知，前面斥宦官，以及后面的告诫，“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完全是杜反对者之口的具文。可注意的是“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这句话。自来研清史者，对于十三衙门的兴发，颇有申论，但常忽略了这“兼用”的一句话。所谓“满洲近臣”即上三旗包衣。但上三旗包衣又何肯以太监自居，而况生理、心理及生活习惯不同，亦难共事。我研究上三旗包衣所组织的内务府，发现跟宦官相争的事实甚多，而合作的迹象极少，一个是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世祖既崩一月有余以后，革十三衙门的上谕中，有这样一段话：“乃知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售其奸，荧惑欺蒙，变易祖宗旧制，倡立十三衙门”；以及最后“吴良辅已经处斩，佟义若存，法亦难贷”。知佟义早已伏法，而此人显然就是上三旗的包衣，他的职位应该是“乾清宫执事官”，为内十三衙门的首脑；而吴良辅应该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另一个迹象是，在明诏革十三衙门的同一天，遣送国师玉林南归，年谱中有“钦差内十三道惜薪司尚公相送”。这尚公当是尚可喜之子。尚可喜有一子名三杰，后来当过内务府大臣；但以年龄而论，可能是尚可喜的次子尚三孝，早期的汉军，亦算“满洲近臣”。
至于佟义，是否佟养性一家，不得而知；不过“满洲近臣”亦可解释为上三旗的侍卫。但不论侍卫亦好，包衣亦好，都只是为宦官集团所利用。十三衙门通过了乾清宫执事官这条直接上达于帝的途径，便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凡属于宫中的一切事务，径取中旨而行。世祖既为一名超级纨绔，亦乐得有这样一个简便的指挥系统，予取予携，尽情挥霍，“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仅是挥霍一端而已，此外巡幸游宴，佞佛布施，漏卮尚多，加以太监从中侵渔，益成不了之局。
按：自汉朝以来，财政制度即有内外之分，国库自国库，内府自内府。天子败家之道有三：一黩武；二巡幸游观，土木兴作；三佞佛好道。除了用兵须国库支出以外，二、三两种靡费，大致皆出于内府，不是太糊涂的皇帝，稍加节制，而又无大征伐，财政上的危机不会太深刻。但看世祖罪己所说，“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云云，则内外不分，挥霍国库，危亡可以立待；世祖不死，清祚必促。乃一死而局面顿改，此真有天意在内；当然这也是孝庄主持之功，康熙对祖母的纯孝，确是有由来的。
《汤若望传》中有一段说：
顺治自这个时期起，愈久愈陷入太监之影响中。这一种下贱人民，当在朝代更替的时期，俱都被驱逐出宫，成千成百地到处漂泊，而这时却渐渐又被一批一批收入宫中，照旧供职。这样被收入宫中而又重新扎根筑巢的太监，竟有数千名之多。这些人使那些喇嘛僧徒，复行恢复他们旧日的权势。还要恶劣的，是他们诱引性欲本来就很强烈的皇帝，过一种放纵淫逸生活。
以上叙述，合两事为一事，乃《汤传》作者对材料未能充分了解消化所致。所谓两事，一事即十三衙门设立以后，“重新扎根筑巢的太监，竟有数千名之多”，此为顺治十年下半年以后的事；另一事即荣亲王之薨，对世祖的情绪为一大打击，“自这个时期起”，即指此而言。荣亲王的殡葬，还引发了一场新旧派之间的政治争斗。
《汤若望传》：
关于这位皇子殡葬的情形，在以后继续数年的历史中，是我们还不得不屡屡提及的。钦天监内所设之一科，应行按照旧规则，规定殡葬正确地点与吉利之时刻。这一件事情是这一科里办理了的，并且还向朝中上有一份呈报。可是这次殡葬仪式是归满籍之礼部尚书恩格德之所办理，他竟敢私自更改殡葬时刻，并且假造钦天监之呈报。于是这位太子便被在一个不顺利的时刻里安葬。这样便与天运不合了，因此灾殃竟要向皇室降临。这位太子母后的不久崩殂，就是头一次所发生不吉利之事件。此外还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