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能的反应，就是立即派人去抢购原料，因为他尝过货源枯竭的苦头，没有了货源，也就没有了他的“傻子瓜子”。
1984年，江西吉安食品厂厂长4次来芜湖，与炒货行业商议联合办厂，均未有结果。年广九得知后，直接到当地考察了一次，当下即拍板定案。江西吉安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别人认为是劣势，但他却看到有发展的潜力。他常有一句口语：“越是困难越能见胜利。”他说这些地方交通不发达，外边的商品运进去很困难，但越是买不到的东西，就越好卖，这是潜力很大的市场。人们都佩服他有长远的商业眼光。
一个“傻子”带动一座“瓜子城”
1978年末，那个事关中国大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的新闻媒体都在寻找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典型，“傻子”年广九炒瓜子致富、他的传奇经历以及年广九的独特个性，令许多新闻界同行趋之若鹜。笔者也曾在1984年专程去“瓜子城”……芜湖市进行了专访，后于1985年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的长篇通讯，当即由《读者文摘》转载。由于媒体的介入，年广九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也开始越加透明起来。
芜湖这座瓜子城的崛起，缘于“傻子”年广九的带动。有不少芜湖人从事炒瓜子是步了年广九的后尘的，年广九在前面探路，他们只是他的尾随者和合作者。曾经有过“米市”这个光荣称号的芜湖市，在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的带动下，才再一次辉煌了起来。
从1981年秋天起，沉寂了多年的芜湖瓜子行业骤然复兴。4年中，瓜子市场异军突起，名牌林立，涌现出一群声名显赫的瓜子大王，出现了57家瓜子公司、工厂、商店，其中38家是个体户。据当时芜湖工商局个体科科长介绍：这38家是领取了专营瓜子营业执照的，至于大量的兼营瓜子的个体户，就无法精确统计了。市场上有20家亮出了牌号：“神农”、“春光”、“康健”、“龙凤”、“玉兔”、“双虎”……到1985年，芜湖终于形成以“傻子”、“迎春”、“胡大”、“友谊”四大瓜子公司为支柱，而以“傻子”和“迎春”为两大巨头的“瓜子城”。
这些瓜子厂家都没要国家一分钱投资，而是自筹资金，不断扩大生产。1981年全市瓜子产量不到100万斤，到1984年就猛增到3240万斤（其中不包括与外地联营加工的1500万斤），创造了5600多万元的产值，当年上缴国家税利达500多万元，其产值居全市第三位，而创造这笔产值的从业人员还不足1000人。
*与“傻子瓜子”
奇怪的是，当芜湖瓜子之路被年广九闯出来之后，给年广九带来的不是荣誉和赞词，不是更多受益者的感激，相反，更多的是责难。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3）
“傻子心太黑了，为了自己挣钱，不惜血本降价挤垮别人。”这是指年广九在1981年那次为保存自己实力，实行削价销售的竞争措施。
有人说：“那小子家里到处是钱，连褥子底下铺的都是钱。”
有的还说：“他还雇了不少长工呢！他从小就贩这倒那，心术不正，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好几回了，到现在还死不悔改呢。”
这个把自己也当成“傻子”的年广九，对这些话充耳不闻，别人越讲得凶，他就干得越欢，似乎是在赌气。一次，他对来访的记者诉出了自己心中的委曲：“我是挣了不少钱，可我为炒瓜子受过的那些苦谁知道？在芜湖，也不是我一个人富了，我的好多徒弟都跟我富了，是国家的政策让我们致富的，难道都没看见？”年广九在芜湖瓜子业的处境，虽然有些孤立，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但他对炒瓜子这个行业的劲头并未受到太大的打击。
“傻子瓜子”顺利打入上海和华东市场，起势之猛使年广九本人也始料未及。1982年下半年，小小的“傻子瓜子”，在上海人的家庭中已可与糖果、蜜饯、巧克力分庭抗礼了，据说上海糖果的滞销和许多人爱吃“傻子瓜子”有一定关系。1982年春节，上海竟吃掉了10万多公斤瓜子。上海人为了能买到“傻子瓜子”，不得不在商店门前排起长龙，有时长龙竟达四五百米。出售“傻子瓜子”的商店不得不挂出“限量购买，每位一斤”之类的告示。
然而，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工厂毕竟还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面对大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市场，供求链条被日渐绷紧，告急消息频频传到芜湖总部，订货单如雪片般从各地飞到芜湖，求购的电报也接二连三地传来。如果说商家有货卖不出去是一大苦恼，但货源不足，供不应求，也是一种莫大的无奈。1983年3月，无计可施的年广九买了芜湖“迎春”瓜子10万斤，分别装进“傻子瓜子”的包装袋运到上海救急。莽撞独断的年广九只想先应付订货单，并从中捞到一个差价。他却没想到，这一着弄巧成拙的招数，却给他带来了灾难。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就识破了其中的猫腻，立刻对这种假冒“傻子”品牌瓜子口诛笔伐。《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都刊登了批评消息，上海市工商局也立即立案，查清年广九以伪充真，并在销售伪“傻子瓜子”过程中偷漏税款43万元的错误。消息传出后，《人民日报》也给以极大的关注，在一版显要位置将此事向全国披露，并加了评论，对“傻子瓜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也正是这批冒牌的“傻子瓜子”，成了年广九一连串败走麦城的伏笔。年广九从此陷入了他人生的低谷，年广九和“傻子瓜子”的声誉在芜湖也一落千丈，在全国各地人们对“傻子瓜子”也逐渐淡漠了。
就在这偷税风波尚未平息之时，前往安徽视察的*中央总书记*来到了芜湖。当车队经过年广九的瓜子摊前，市委书记向总书记指向窗外说：“这个就是‘傻子’的摊位，他的工厂雇了30多工人炒瓜子，群众有些反映。”
总书记*在去芜湖之前，安徽省委也有人向他提过这个问题，他说：“三十几个人嘛，不要动他，先看一看。”市委书记又试探着说：“年广九偷税的问题，群众反映也很大。”总书记回过头来答道：“偷税当然不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4）
1983年12月，国务院有关领导在听取工商局汇报时，年广九偷税的事再一次被提出来。有人对年广九目前经营的规模很担心，问是不是要限制他发展。姚依林副总理答道：“现在全国个体户600万，还不到1000万，我们是不主张限制的。现在个体户比1949年少多了……‘傻子’偷漏税不对，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以前有不少人炒，‘*’搞光了。有‘傻子瓜子’不是坏事，是拾遗补阙。再看一看吧……”
年广九没有去埋怨别人，他知道自己走错了这步棋，受到批评和经济处罚也是应该的。这时他想到了党，想到了组织。1984年3月，他请人代笔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璜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黄书记：我‘傻子’年广九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户，我是吃安徽粮、喝安徽水长大的。虽然几经波折，但我坚信党是伟大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我每次从外地回到安徽，看到‘振兴中华，建设安徽’几个大字时，我就无比激动。这些年来，我以销售瓜子赢利的钱为芜湖捐款3万元，为安徽灾区捐款2万元，为敬老院捐款1万元，其余全部存入银行。我挣的钱是人民的，等我死后全部交给国家……”
一周后，黄璜书记给他的复信全文刊登在《光明日报》的一版显要位置上。信中肯定了他近年来对社会所作的贡献，也批评了他在“傻子瓜子”经营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并且十分诚恳地希望他能继续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奋力拼搏，不气馁，不消沉，为社会多作贡献。
转眼到了中秋，被芜湖人称为“傻子”的年广九怎么也未想到，他炒瓜子的事不仅被捅到了北京，而且还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10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专门提到了这件事：“……还有的事，用不着急于去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啊！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多少人，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它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消息传到年广九耳朵里，他乐不可支，如沐春风。3年来，他天天都像是走在一条钢丝绳上。他心想你们不是要上告我吗，现在邓主席说我没有伤害社会主义。
“傻子”年广九非但没因雇工和逃税的事重进班房，反而又一次成了一夜之间蜚声全国的新闻人物，这是年广九本人和要整他的人都没有想到的。年广九“傻子瓜子”的事，作为党在历史新时期的一项改革政策的体现，其意义是深远的。
年广九苦苦思索之后，决定申请搞联营，为的是要进一步扩大经营。1985年4月，年广九个人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3家开始挂牌联营。年广九提供“傻子瓜子”商标，连同他个人的技术入股，那两家负责提供资金，由年广九出任总经理。
“傻子”东山再起不论今天的年广九如何富有，他毕竟是一步步由穷困潦倒中走过来的，他深知穷人盼富的那种急切心情。为了尽快让刚成立的“傻子瓜子”公司上马并尽早见到效益，年广九苦思冥想增效新招。正巧，当时中国市场上兴起一股有奖销售热，为数不少的百货公司和商店，抛出大把大把的彩票、奖券，奖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其名目繁多为建国以来所少见。年广九也赶着这股浪潮，决定将每斤瓜子提价一角钱，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大张旗鼓地展开有奖销售，并提出很大的赌注：150万张奖券里设奖10等，一等奖1名，奖小卧车一辆，二等奖2名，各得摩托车一辆……有奖销售刚红红火火地开了头，第一天芜湖就销售了31万公斤，在此后的两周内，全国各地共销售230万公斤。于是，不少人开始议论说：“傻子”真行，不论干什么都能碰上好运气。 txt小说上传分享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5）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短命辉煌。鉴于当时不少人借着“有奖销售热”的机会，以次充好，以伪乱真，搞乱了市场，上面突然来了一道禁令，禁止一切单位搞有奖销售。这道禁令造成年广九的公司瓜子大量积压，资金无法回笼，损失63万元，对注册资金不足30万元的公司来讲，等于两次倾家荡产！
这次的损失确实不能怪年广九经营无能，而是风雨无常。由于“傻子瓜子公司”元气大伤，也使芜湖瓜子行业出现了无可抗拒的整体滑坡。
2008年10月12日，年广九在安徽芜湖的专卖店里照看生意。
屋漏偏逢连夜雨，“傻子”接受了这次教训后，决定将他的个体小船驶进无风的港湾，他再次重新与芜湖市新芜区联营，又建成一家集体性质瓜子厂，仍由他出任总经理。新芜区原只是想用“傻子”的招牌，而生产由区里管，年广九仍像办个体瓜子厂时的小业主一样，一切由自己说了算。区里派来的几位副经理看不惯他在工作上的独断专行，便向检察院举报他有经济问题。终于在1989年9月的一天，年广九被关进看守所受审，罪名是贪污和挪用公款，很快全国许多报纸又纷纷披露。后经调查，他在经济上并无问题，只是查到他再婚超生和婚外恋的私人生活问题。结果，中级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九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几个月过去了，终于等到了市检察院的正式起诉书，当法院开庭调查时，尽管“傻子”律师、辩护人条条按法，事事在理，为年广九辩护，他自己也激愤陈词，竭力辩解，但仍然摆脱不了“有罪”判决。
“傻子”身陷囹圄后，市民愤愤不平，大家认为“傻子”的错误只是私生活上的问题，何况并不完全是“傻子”的错，就连一位法官在庭外也直言不讳地说：“傻子有什么罪？！”更有人呼吁：“傻子是个体户的带头雁，是芜湖瓜子城的元勋，不应判他太重。”
年广九的两个儿子，都是炒瓜子的能手，在“傻子”关押期间，他们小心经营，竭力稳住“傻子瓜子”的生产流水线，同时又为父亲蒙冤四处奔走。一次偶然机会，有人献策：“何不写封信给邓大人，只有‘通天’才好解决问题呀！”于是几经周折，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