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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间，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卡斯特罗的哥哥拉蒙也由比兰来到圣地亚哥上学。此次随拉蒙同行的除欧弗拉西塔女教师外，还有一个从比兰来的农家姑娘，名叫埃斯梅里达，她是欧弗拉西塔教师请来的佣人。他们的到来对寂寞的生活气氛有所改变，因为这里时常举行热闹的歌会，有时他们也一起观赏圣地亚哥城市的迷人风景。但是，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并没有改变，仍然处在清苦之中，卡斯特罗总算意外地饱尝了贫困生活的滋味。
在卡斯特罗过的这段相当清苦的日子里，这家人的午饭和晚餐永远都是分成6份的一点米饭、豆子、地瓜、土豆和肉末。因此，他总是吃不饱，连一粒米都不放过，甚至每一粒米对他来说都很重要。在这段苦难的日子里，食欲是那样强烈地折磨着他，他最渴求的是饱吃一顿饭。饱尝饥饿的他日后对此回忆说：“可以说我了解了贫困并挨过饿。鞋子坏了我要自己动手缝，折断了针还要受到斥骂。最后我实际上没有了鞋子，许多天赤着脚。我们都很瘦，蓬头垢面，因为我们连理发店也不能去。我们十分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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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难在圣地亚哥（3）
在圣地亚哥过的贫困生活，使卡斯特罗终生难以忘怀。多年以后，他仍记得当时的生活情形。他日后对人讲述时，感慨地回忆说：“我在圣地亚哥时住在一间小木屋里，天一下雨，屋里就湿透了。那间木屋现在还在那里。实际上，在学习阶段，女教师还继续在比兰上课，她妹妹必须靠她的工资为生。我们家寄40比索作为我的生活费，这相当于今天300或400比索的购买力。我哥哥和我，我们两个人住在那里。实际上在那么贫穷的情况下，她们领不到工资，还想存一点钱。这样，用于吃饭的钱就很少了。那时是5个人吃饭，后来是6个人，因为几个月以后我的二哥拉蒙也来了。每天只是中午做一小锅由少量的大米和红小豆、白薯、香蕉等煮成的食物，先是供5个人，后来供6个人上、下午吃。那时我胃口很好，我觉得食物的味道太好了，我总是感到饥饿。唉，过得很艰苦啊！”
在这吃不饱的苦难日子里，卡斯特罗十分想念比兰的富有生活，想起那无忧无虑的日子，他可以在田野上自由奔跑，可以在湖中游泳。总之，他干什么都可以。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圣地亚哥过的饥饿生活，对磨炼他的意志起了很好的作用，也对他日后上山打游击过艰苦生活有着很大的帮助。
就在卡斯特罗和他的哥哥姐姐们饱受饥饿折磨时，突然有一天他的父亲安赫尔来到圣地亚哥看望他们，他感到孩子们的身体状况均不好，严重缺乏营养。但是，随安赫尔一起回家的欧弗拉西塔教师生怕做父亲的看出破绽，急忙温和地给安赫尔作了一番讲述，并说孩子们在这里过得很好。安赫尔立即相信了她的话，认为孩子们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父亲安赫尔走后，安赫利塔写了一封信，打算将在这里所受的饥饿生活告诉母亲丽娜。但是，被欧弗拉西塔发现了，她果断地阻止了这件事。
饥饿和无聊的日子仍在延续着。卡斯特罗感到无聊的时候，便在阳台上看大街上来往的行人。这天，他突然看见母亲丽娜带着弟弟劳尔从出租车上走下来。他心里不由地一阵惊喜，是母亲来看望他们了。
丽娜从比兰带来的甜食和芒果，被卡斯特罗和哥哥姐姐们抢吃一空。他们贪吃和饥饿的表情，使丽娜立即意识到孩子们在这里受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随即，丽娜就此事与欧弗拉西塔发生了争执。欧弗拉西塔一个劲儿地解释着，但丽娜面对眼前他们狼狈不堪的样子根本不相信。
另外，从比兰来的佣人埃斯梅里达与丽娜单独在一起时，也将卡斯特罗和他的哥姐在这里所过的饥饿生活告诉了她。丽娜听到这种情况后，顿时感到十分生气。她立即决定带孩子们离开圣地亚哥，回比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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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圣地亚哥上学（1）
就这样，卡斯特罗随母亲丽娜坐火车离开圣地亚哥回到比兰庄园。一回到比兰庄园，他就上厨房饱吃了一顿牛排，因为他离开比兰已有数月没有吃过这种东西了。回到比兰，他变成了一只自由的海鸥，其心情立即高兴起来。
与此同时，丽娜一回到比兰庄园，就将孩子们在圣地亚哥所经受的饥饿情况告诉了安赫尔。安赫尔听了十分生气，决定要弄明白其中的原因。当欧弗拉西塔教师休假后回到比兰时，他立即让人把欧弗拉西塔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安赫尔一见到欧弗拉西塔教师，如果不是强压着内心的怒火，他会作出将她赶出比兰庄园的决定。安赫尔劈头就责备说孩子们没有得到应得的照应，而且在那里忍饥挨饿。接着，他要她说明有关每月生活费的支出情况。
女教师静静地听着。当她听完安赫尔一顿责备后，十分坦率地说出了原因。她说大姐去世后，一切债务压在她身上，而公立学校的微薄薪水难以维持全家的生计。紧接着，她向安赫尔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并说孩子们的学业不能中断。
安赫尔听完欧弗拉西塔的讲述后，知道了这户人家的境遇确实很糟，于是心中的怒火消除了很多，他的同情心使他原谅了这位女老师。但是，卡斯特罗和哥哥拉蒙却计划好了报复女教师的行动，打算用石头砸小学校的屋顶。可由于父亲安赫尔原谅了她，他们只好放弃了原有的报复念头。
卡斯特罗回到比兰庄园后，立即变成了一匹野马，到处玩耍。他不是跑到田野上去玩，就是跑到农民家里去玩，再不就是和兄弟们一起玩多米诺牌、十五子棋及扑克。有一天，他和哥哥拉蒙拿自家的鸭子进行一场杀鸭的比赛，看谁杀死的鸭子多。他俩采用无头的钉子作为刺针，然后穿上一个软木塞，两端裹上羽毛，刺进去后再迅速拔出来。在杀鸭比赛中，他比拉蒙的速度要快得多，而且百刺百中，不久便留下了一片血乎乎的鸭子尸体。
当母亲丽娜知得鸭子的情况后，十分生气，决定用腰带抽打他们。拉蒙和劳尔均逃跑了，而卡斯特罗却像往常一样，撅起屁股等待着挨打。
不久，安赫尔与女教师欧弗拉西塔恢复了原来的关系，言归于好。安赫尔和丽娜终于又同意孩子们返回圣地亚哥继续上学。对于卡斯特罗来说，虽然在圣地亚哥所受的饥饿生活使他终生无法忘怀，但他并没有反对返回圣地亚哥，没有对女教师过分怨恨。多年以后，当他想起这段往事时，尽管那位女教师努力说服他父亲把孩子们送到圣地亚哥，有其自己的利益目的，但他仍然认为没有必要怨恨女教师。
当暑假过完的时候，根据卡斯特罗的母亲丽娜和女教师欧弗拉西塔的安排，卡斯特罗将返回圣地亚哥，继续准备进入教会学校，而姐姐安赫利塔则将在修女学校继续上学并结束学业。但拉蒙宣布说他不再返回圣地亚哥，认为那是座折磨人的“地狱”。
就这样，卡斯特罗和姐姐安赫利塔返回了圣地亚哥。到达圣地亚哥后，他很快结识了一个叫加夫列利托的同年伙伴，这位伙伴是一位出租人的儿子，他俩经常来到山坡上的居民区玩游戏，以此度过那些多余的时间。
另外，在卡斯特罗返回圣地亚哥之前，女教师欧弗拉希塔的父亲内斯托尔裁缝已经死去了，只剩下钢琴家贝伦一人在家中，整天寂寞地呆在房间里。卡斯特罗的到来，使她的寂寞生活有所改变。而且，卡斯特罗很快就学会了与贝伦一起相处。从这时开始，贝伦便每天指导他学习，并规定了学习时间表。她教他掌握书写规则，如何提高书法水平，同时还教他演算练习。他在这方面提高得很快。另外，贝伦还教安赫利塔弹钢琴，采取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
贝伦是个大龄姑娘，除了会弹钢琴，没有其他特长，另外长得也不算漂亮，是个很平常的姑娘。但是，海地驻圣地亚哥的领事路易斯·阿尔西德斯·希尔伯特却看上了她。在欧弗拉西塔的允许下，他们开始恋爱。如此一来，在希尔伯特的帮助下，费利乌一家的贫困情况有了根本好转。
关于这时候的一些情形，卡斯特罗日后回忆说：“……后来女教师的妹妹和海地驻古巴圣地亚哥的领事结婚了。我在那里，但我的阔教父没有出现，也没有举行洗礼仪式，而我已经5岁（应为6岁）。因为我没有接受过洗礼，人们都叫我‘犹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我。为此，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给我洗礼了，我的教父是那位娶了女教师妹妹的海地领事。女教师的妹妹叫贝伦，一个高尚的好人，她是钢琴教师，尽管她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学生。”
就在卡斯特罗准备进教会学校期间，他进圣地亚哥教堂接受了洗礼，这样他不会再被人说成是犹太人了。有关这时候的一些情形，他日后对此回忆说：“那时，一天下午，她们把我带到古巴圣地亚哥的教堂，现在我记不起具体的日期了。我受洗礼可能是6岁，因为他们把我带进古巴圣地亚哥教堂时，已经经历了一年四季的变化。她们向我洒水，给我施洗礼，我有教父和教母。但是我的教父不是先前的那位百万富翁，而是叫圣菲德尔·皮诺桑托斯。确实，他的一个侄子是我们革命的真诚的战友，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劳动者、很有能力的同志；他是经济学家和共产主义者；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共产主义者，尽管他是那个要当我教父的很有钱的人的侄子。但最终他没有当成，尽管他把他的名字留给了我……他给我留下了他的名字，因为考虑到他叫菲德尔，会成为我教父，所以给我起名菲德尔……帮助一个人得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完全是巧合。这就是我在整个那段时期得到的惟一公正的东西。”
返圣地亚哥上学（2）
卡斯特罗继续回忆说：“他们可以等六年再给我洗礼，但不能等六年才给我起名。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它真是来自一个富人的名字，但它不是《圣经》里的富人埃普龙，因为我可以说出真情：谈论逝去多年的人是很悲伤的，但是我那位富有的教父是一个非常吝啬的人，极其吝啬。我认为他和《圣经》里的那位先人没有任何关系。”
由于那位有钱的百万富翁始终未能当成卡斯特罗的教父，于是与贝伦结婚的海地领事做了他的教父。他回忆说：“如果一开始就指定那位领事当我教父的话，那可以叫我路易斯·卡斯特罗。是的，在人类史上有很多叫路易斯的人很有威望。”
以前被指定为卡斯特罗教父的皮诺·桑托斯，是个专门放高利贷的投机商，他从未履行过的教父义务，甚至从来没有送过卡斯特罗任何礼物。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之所以与桑托斯是要好的朋友，主要是以前安赫尔帮助过他摆脱了破产。但是，后来当安赫尔需要贷款求助于皮诺·桑托斯时，皮诺虽然答应贷款，但条件则是以比兰的庄园作抵押，并收取20％的年息。后来由于安赫尔还债及时，皮诺才将利息下调到8％。但据卡斯特罗对此回忆说：“他借给过我父亲钱，但要收取相应的利息，那时的利息比现在的低，我记得我父亲支付的实际利息约为6％。”
除此之外，当皮诺·桑托斯被提名为议员时，卡斯特罗的父亲积极帮助了他，在四处拉选票的同时，还投入了大量资金赞助。有关这些情形，据卡斯特罗日后回忆说：“但是每次开展选举运动时，我记得我父亲都支持他竞选……我在那么小的时候吸取的是什么样的民主教训？竞选期间从我家周转的钱很多，与其说是周转，倒不如说从我家流出很多钱来帮助我父亲的朋友参加每次选举。也就是说，我父亲花他自己的很多钱来帮助候选人。那时候的政治就是如此。”
卡斯特罗还对此回忆说：“作为土地的主人，我父亲理所当然地控制着大部分的选票，因为很多人都是文盲。那时，在农村跟谁干活，就会被认为是给了他工作，而对他是一大恩施；同样，在谁的庄园里生活也被看作是一大恩惠。因此，那些农民，那些劳动者和他们的家人必定会感谢他们的主人，并投主人支持的候选人的票。此外，还有所谓政治经纪人的因素。谁是政治经纪人呢？政治专家！我不认为他们会是精通社会学、法律学或经济学的顾问，他们是在政府中谋到一份职业的当地机灵的农民。竞选时给他一定数量的钱，为某个市议员候选人买选票，花钱为市长买选票，花钱为省长买选票，花钱为众议员买选票，花钱为参议员买选票，花钱为总统买选票。那时还没有通过电台或电视的竞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