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我首先肯定了北京市理论工作者在和“四人帮”进行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市委长时间迟迟不动，揭批林彪、“四人帮”很不得力，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没有组织全市性的活动，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了一大步。
我鼓励北京市的理论工作者要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种禁区；敢于打碎各种精神枷锁；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是马列主义者，应该有理论上的勇气，马列主义者掌握了真理，就要无所畏惧，所向披靡。我们提倡“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会议简报上的发言由本人定稿，会议不审查，也不作结论。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成功，大家畅所欲言。同时也提出许多问题，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苏：然后呢？
刘：开完这次会议后，我和宣传部的几位同志向市委一把手汇报，他没办法，不能不听。我汇报完后，他没有任何表态，只讲了两个字“散会”。
形势有了转变
苏：这次座谈会正好是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议期间召开的。
刘：是的。后来为了进一步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继续向深入发展，我们又以市哲学会的名义，于7月24日召开座谈会，组织崇文区、电信局、昌平县、北大、北师大等单位的负责人及教师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发言，并在《北京日报》上作了长篇报道，作为尽樽芙帷�
苏：这时候形势似乎有了转变。
刘：对。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后，形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华国锋同志放弃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他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国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解放思想，打碎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使毛泽东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得到恢复和发扬。”
7月10日至8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多次讲话，都讲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他指出，“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我们不解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靠不住，政治路线解决了，要看是什么人来具体执行，政治路线正确，执行得好不好，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 胡耀邦同志也指出，要继续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要开展全国性的补课。
在这一背景下，市委终于决定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这是市委正式研究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
1979年9月12日至20日召开会议，各区、县、局一把手全部参加，由我作主报告，同时邀请###常务副部长朱穆之同志作报告，他严肃批评了当前阻啊岢谷腥峋竦娜舾芍饕砦笄阆颍慕不岸员本┦械男ぷ饔泻艽蟮耐贫Ｍ保趾跫印⒓滞ト轿皇形斓级冀擦嘶啊＃�2＇
我的报告首先肯定了在贯彻三中全会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所做的很多工作，但在解放思想，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方面还很不够，现在不少干部对中央这两次会议还有不少糊涂认识和错误思想，如有的人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提出主要矛盾变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是搞贰福欠穸ɡ蔚恼卧硕保弧案刂鳌⒆时炯摇⒂遗烧被蚋恼墙夥�5％，压制了95％”；“坚持按劳分配，坚持按客观尽霉媛砂焓拢歉阈拚饕宓囊惶住保弧耙冉际酰欠牌粤Ω…则”；“借外国资金，同外国合作办厂，是消灭了国内资本家，又引来了外国资本家”，等等。这就是指责三中全会的路线“右”了，方向偏了，担心搞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十个月了，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也已开过三个月了，还有一些人对党的方针政策怀疑、抵触，少数人甚至公然反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刘导生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3）
为什么现在还有这样严重的思想问题呢？主要有两条浴颍阂皇墙遗直搿ⅰ八娜税铩备愕貌簧畈煌福捌谑鞘形幢欢笃谑鞘形蛔⒁饬寺涫嫡摺⑵椒丛┘俅戆福哉巍⑺枷肜砺鄯矫娴牧鞫救疵挥腥险婕右运嗲澹欢撬枷肼废呶侍饷挥薪饩觯胬肀曜嘉侍獾奶致郏挥腥险孀ィ」�1979年5月我们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当时宣传口的人都来了，我们在这次会上就提出了补上这一课，但是由于工作没有跟上，有的单位还按兵不动，补课仍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一直到这次市委扩大会议，补课工作才得以真正推动。
补课补什么内容
苏：这次市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补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刘：我在这次报告中提出补课主要是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关于真高举和假高举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种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左倾教条主义态度，如王明就是一切从本本出发，理论脱离实际，还自称是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结果使我们党遭到惨重的失败；另一种就是毛泽东及其战友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果把中国的革命引上胜利。现在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方针政策，同样不能句句照搬，把本本当作圣尽匀灰邮导食龇ⅲ凳虑笫牵岢质导羌煅檎胬淼奈ㄒ槐曜迹獠拍芑指疵蠖枷氲木琛Ｕ返募右约岢郑砹说募右愿恼獠攀钦娓呔佟�
其次，真理标准补课问题就是紧密联系实际，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它的流毒。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无限夸大主观意志、主观精神对客观世界的反作用，颠倒客观和主观、实践和认识的辩证法，不是用实践检验我们的主观认识，去总结历史的尽榻萄担黄玖斓贾鞴巯胂蟀焓隆１纠创�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党的八大召开以后，党就提出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由于“大跃进”遭受挫折，对此未能贯彻始终。（2）习惯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宣扬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惟一动力，而且说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范围越来越广泛，宣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把重点转移说成是丢纲离线，如所谓“离了纲心发慌”。（3）把抓生产说成是搞“唯生产力论”，把按劳分配说是资产阶级法权。他们竭力反对发展生产力，以阶级斗争代替和取消生产斗争、科学试验，对任何领导、管理和从事生产的努力都加以反对。流毒之深，对全国尽玫钠苹凳盅现亍�
最后，我提出对抓好学习的若干要求，这里特别强调要充分认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如不扫除多年来“左”的思想障啊椒丛┘俅戆福闼幕ㄉ瑁臀薹ǖ鞫褐诘幕裕参薮恿私庑虑榭觯饩鲂挛侍狻Ｕ馐鞘侗鹫婕俾砹兄饕宓奈侍猓侨车拇笫拢恢皇切康墓ぷ魑侍狻８骷兜匙橹谝话咽直匦肭鬃宰ィ浞址⒀锩裰鳎敌小叭恢饕濉保峋龇乐棺吖 Ｕ獯位嵋槎浴安箍巍逼鹆司龆ㄗ饔谩�
人们对大规模补课的反应
苏：这次补课中，人们的反应怎么样？
刘：对于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贾庭三＇3＇ 同志是始终支持我的，市委常委中的大多数同志也是坚决拥护并积极支持的。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积极配合，对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我们首先恢复了市委党校，办区、县局领导干部学习班。自1979年5月至1982年7月，共举办了37期，参加学习的干部 4597人。到1985年5月，市委又部署各区、县、局和高校，大厂、公司、公社、街道的党委领导成员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补课，18个区县共办学习班1144期，轮训干部85800多人。＇4＇
在培训过程中，我发现当时一些人的思想不通，说我这是反对毛主席。那时候“两个凡是”还有一定的影响，说我反毛主席这个帽子是很吓人的。我们长期的“左”倾思想，让很多干部的思想都框在“左”的思想和个人崇拜之中，一开始不少人转不过弯来，虽然他们觉得我们说的有道理，他们也不满意“四人帮”，但感情上对有些事一时还不能接受。他们不了解，对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伟大功勋应当赞扬，但对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错误不能不加以批评，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党的浴颉Ｋ侨衔飨巧瘢遣荒芊炊缘摹Ｕ飧鼋艄恐浜芾骱Γ以谡饷炊嗥谂嘌蛋嗌辖彩导羌煅檎胬淼奈┮槐曜迹苌儆腥斯硎驹蕹晌颐堑墓鄣悖鋈嗣孕诺南窒笫欠浅Ｆ毡榈摹Ｎ蚁耄退阌械母刹吭尥颐堑墓鄣悖膊换岜硖蛭鹿铝ⅲ谡飧鲎涔讨校挥锌辞宄桓仪嵋妆硖Ｕ馐钦Ｏ窒蟆！！∽詈玫膖xt下载网
刘导生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4）
解决长期的“左”倾路线错误相当不容易，特别是在长期的个人崇拜已达到登峰造极的迷信高度时，而且，在林彪、“四人帮”的操纵利用下，受蒙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毒极深，拨乱反正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尽臣改甑呐Γ愦蟾刹亢腿褐谥鸩饺锨搴褪髁⒘说诵∑酵境嫉恼匪枷肼废摺⒄温废吆妥橹废撸佣沟车母鞣矫婀ぷ魑炔降刈剿幕ㄉ韫斓郎侠戳耍庠诒本┦械车慕ㄉ枋飞鲜侵档眉湍畹囊患笫隆�
苏：补课什么时候结束的？
刘：补课阶段大体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基本结束，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有一个“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时免去了华国锋的党中央主席职务，由胡耀邦接任。这样，从思想和组织两方面撤掉了用以支撑“两个凡是”的支柱。
苏：您对这次补课有什么感受？
刘：我想归纳一条教训：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真谛，不始终端正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只跟人，不跟路线，总是不自觉地（当然也有人是私心杂念所驱使）跟着别人犯错误。这个教训是值得认真汲取的。陈云同志说得好：“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个字，正是历史的深刻总结。
“文革”后的无序
苏：在抓真理标准补课之外，这一段您还抓了哪些工作？
刘：我到北京两三天后，首先就去基层单位了解情况，最先抓了电台工作。当时没有电视台，只有广播电台。一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5＇，看到的情况让我震惊，发现那里隐患很多。台长跟我说，广播线路曾被老鼠咬坏，曾停播三分钟，这是一起严重事故，但未见广播局作过正式报告。
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广播室内没有暖气，广播人员都穿着棉袄戴着棉手套操作机器，很艰苦，也没人过问。广播室的隔壁就是中央广播电台的汽油库，非常危险，如果遇上火灾爆炸，广播工作人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这些问题都是“文革”遗留的问题，光搞运动，荒废了本单位的具体工作，我当时严厉批评了广播局的局长。同时向贾庭三同志汇报电台情况，要求为广播局新建电台及宿舍，当时批准了7000平方米，建委最后又砍掉4000平方米，剩下3000平方米，把广播台的新址选在了建国门外大街上。当时因为“文革”已把北京搞得乱七八糟，到处都得整修，都得花钱，市里确实没钱，所以解决问题特别困难。现在就不一样了。
看了电台的情况之后，我又去文物局看看。
苏：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刘：管理很混乱。文物局有很多古物，连他们的办公桌都是古物，所有的古物都放在临时搭的棚子里，里面堆满了金银、玛瑙、珠宝、玉器以及一些古代汀⑻⒋善鳎皇なＵ渲槁觇Ф际且豢鹱右豢鹱拥模呈侄寄苣米摺Ｎ液臀奈锞值耐景咽詹匚奈锏牧偈辈挚庋彩右槐楹螅醯檬绿现亍Ｎ奈锞殖…有的文物尚未清理外，“文革”中收存的文物数量庞大，这些新建的临时仓库，都是非常简易的房子，门和墙一取梢源┩敢桓隹吡４罅康奈奈锓直鸫嬗诮记父龃蟛挚饫铮茉扑饽潜咭灿胁挚獯娣耪庑┪奈铮芾砬榭龇浅；炻摇＜词姑挥屑嗍刈缘粒材衙獠簧鞫А�
“文革”中造反派打砸抢所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