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愧”改成“待”，意义完全不同，并且“两昆仑”更引起议论纷纷。在介绍谭嗣同一生的政治生涯之前，非得先把这首题壁诗弄清楚不可，否则谭嗣同这个政治人物，也就无法描绘出来。
首先，诗中提到的张俭和杜根是怎样的人物，应加详释。谭嗣同像《后汉书·张俭传》说：“张俭亡命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谭嗣同在诗中用此典故，其意是说，因张俭亡命遁走，累及宗亲伏诛者以十数，不足为取。他宁愿不亡命求生，以免贻累亲友。所以谭用“怜”张俭，不愿效其所为。
另外，《后汉书·杜根传》记载：“杜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上书劝太后归政。太后大怒，收执根，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幸而刑人不加力，根始得诈死逃窜。”谭诗的意思，是自愧杜根，未能直接上书太后，请其归政光绪。但梁启超把“愧”改成“待”，意谓再待几年，太后被诛（因郑后15年后被诛），便可奏其功。因此，又把“直谏陈书”改成“忍死须臾”，也就可看出梁的苦心。流血请自嗣同起其次，梁启超窜易谭诗的动机，是出于他的最后选择。因为梁在亡命日本之前，曾劝谭嗣同也一齐逃亡，有“忍死须臾，等待出头”之语。但谭嗣同告以中外变法几多？有几人为变法而死？他已抱必死之心。他对梁说：“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起。”
谭嗣同自己已视死如归，但仍能从容不迫，为他父亲造出几封告诫儿子的家书，以免他的老父横被牵累。所以，在谭的题壁诗中，已很清楚地表明：他既不愿作张俭第二，贻祸亲友，也不愿意作杜根第二，贪生怕死，惟恨没有直接上书太后而已。题壁诗的一字之易，可看出梁、谭的归宿不同，一个是选择亡命，一个是从容就义。
谭嗣同是一位热血男儿，从他自小就有任侠的行为便可看出端倪。他是湖南浏阳人，生于同治三年（1864），比康有为小六岁，比梁启超大九岁。他取字复生，因为十二岁那年，家庭遭遇了一件至惨之事，长兄、二姊与他的母亲，在五天之内相继死于瘟疫。他自己亦是绝死三日而复生，他父亲便给他取字复生。
父亲谭继洵是碌碌无所表现的湖北巡抚。谭嗣同一生得力于母教，据他说：“先夫人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植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嗣同的坚毅，自幼即表现得很深刻，他母亲曾对人说：“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无虑矣！”母殁以后，由姨太太当家，嗣同备受荼毒，而能咬紧牙关忍受，力学不懈，即得力于此可贵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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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2）
嗣同五岁启蒙，十岁起从同乡欧阳中鹄（他的孙子就是欧阳予情，留学早稻田大学戏剧科，名剧作家）读书。欧阳是同治十二年的举人，平生最敬佩王夫之和唐诗人李贺。嗣同对这位老师极甚尊敬，受其影响，对李贺也特别喜爱。欧阳另有一个学生唐才常，跟嗣同是至交（唐才常下文从详），师徒三人，至为相得。
嗣同受教于欧阳中鹄是在北京，因他父亲谭继洵在户部当司官时，他才在北京出生。而欧阳中鹄当时考取了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谭继洵延为西席。嗣同好任侠，就在他受业于欧阳中鹄门下的时候，他结交了北京的侠客，一人是通称“大刀王五”的王正谊，另一人是通称“通臂猿胡七”的胡致廷，这二人便是他的游伴。
王正谊是回民，从小爱看《水浒》，痛恨贪官污吏和为非作恶的地方恶霸，就干起窃富济贫的“义贼”行业。后洗手不干偷窃勾当，充当“镖客”。王正谊在江湖中颇有名气，子弟遍全国，形成一种秘密结社的地下组织。他又常在北京的湖南浏阳的同乡会馆走动，胡致廷也常来结游。嗣同在少年时代，结识这两位江湖中人，从王正谊学会耍单刀，从胡致廷学会太极拳和双刀术。
光绪四年（1878），谭嗣同十四岁，谭继洵由户部郎中外放甘肃巩秦阶道，嗣同随父到任，以后便往来于西北、湖南之间。光绪九年（1883）谭嗣同十九岁结婚，所娶的是“肃门六子”之一的李篁仙之女。翌年，嗣同二十岁，便往新疆去当巡抚刘锦棠的幕僚。锦棠是湘军名将刘松山之甥，而刘松山是由曾国藩推荐给远征新疆的左宗棠的一员名将。刘锦棠又兼钦差大臣，因要增加幕僚，便念起同乡之子谭嗣同来。
这一年，中法战事起，李鸿章和法国代表巴德诺尔签订了《天津条约》。中法战争，本来是清廷打胜仗，却签订了投降条约。消息传来，谭嗣同气愤填胸，写出四千字的《治言》。要了解谭嗣同的政治主张，这篇《治言》是最好的参考。
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谭嗣同以任职幕僚为契端，开始他的浪迹生涯。十年之间，走游江湖，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因有他父亲的高官厚禄做后盾，结游江湖侠士，散财良多。尤其又有至交王正谊的地下组织做搭线，走游了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和台湾。据他自己说：“旅程合计八万余里，排成长线，堪抵环绕地球一周”（《三十自纪》）。
何以也到过台湾？原来，谭嗣同二十五岁时，和比他长九岁的二哥谭嗣襄同伴到京赴考，两人同时落榜。嗣襄失意之余，便只身赴台，走投靠远房亲戚唐景崧，时唐任台湾道员。经唐向台湾巡抚刘铭传说项，给他一个办理盐税的职务。大概是他的二哥在台期间，嗣同跑到台湾找过他。
谭嗣同手迹
嗣同到过台湾是由梁启超说出的。可是据嗣同的自述《三十自纪》上说，他和嗣襄是在汉口分手，而嗣襄到台的同一年，便因病死在台湾，接得噩耗，使他一恸晕厥。这样说，如果嗣同到过台湾，也只有和他二哥同程去的。既然在汉口分手，又无此可能。
这一年，也就是嗣同落榜回来，他父亲谭继洵从甘肃布政使调升湖北巡抚，他就随同到武昌任地。当时湖广总督是张之洞，他是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大家，当代不少名流学者都集中在他身边，金石学家缪荃荪、数学家徐建寅、军事学家姚锡光、地理学家钱恂、历史学家杨守敬和西洋学家辜鸿铭，济济多士，名冠一时。谭嗣同在武昌的期间，和这些一时之选的学者作游，互相切磨，对他的学问形成影响很大。
光绪二十二年（1896），嗣同三十二岁。北上结识了梁启超，日夕过从，很谈得来。先一年，他已闻康有为之名，并辗转得到过康有为给他的信函和《长兴学纪》，至此又经梁启超介绍康有为的思想主张，大加佩服，愿为康的“私淑弟子”。那时，北京的强学会被封闭，他很惋惜，便主张争取汉口英国领事的支持，组织湖南强学会分会。同年七月起，嗣同在南京候补知府，空闲时间很多，他集中精神用功钻研中西学问，写成哲学著作《仁学》。
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3）
冲决重重网罗的《仁学》
《仁学》在哲学范畴中，虽不是很成熟的理论见解，但嗣同秉赋特厚，立志又高，在常人非面壁十年才能写成的哲学理论，在他却是得自灵机一动之间。写《仁学》的目的，据他自叙：
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报，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当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仁学》书影就是说，要同一切封建束缚决裂，具有粗朴的民主精神思想。
可是，嗣同虽反对封建理论，却不敢同孔教真正决裂；他咒骂君主专制，却为拥护光绪帝变法卖力。他虽慷慨激昂，仍然逃不出被织成蛛网一样的封建势力的束缚。
这本《仁学》的哲学书，实际上是儒家、墨子、老庄、佛学和西学的糅合，渲染得更多的却是先验论和神秘主义。嗣同拿“以太”一词作为他的哲学术语，说万物都有知觉，都有灵魂。他既然把“以太”认为是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物质而精神的混合物，这就抹杀了物质和精神的界线。这种神秘哲学，很容易把人引入迷宫。
另一方面，嗣同强调“五伦”中，朋友之伦，要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来得重要，因为从“平等”、“自由”和“节宜惟意”来说，惟朋友之间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他说宇宙原理的“以太”亦即“朋友之道”，“仁”亦即“任侠之道”。他呼吁应该把“朋友之道”组织起来，他就把它定名为“学会”，就像基督教会一样。
用现代话来给它诠释，嗣同的朋友之道也就是今日所谓“同志”；他的仁，也就是今日所谓“同志爱”；他的学会，也就是今日所谓“党组织”。谭嗣同多少已经按摸到时代的命脉。
翌年，1897年，亦即戊戌变法的前一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惟一倾向变法的封疆大吏。这一年，调任湖南按察使（省的刑法官）的黄遵宪和学政（省的文教官）江标的后任徐仁铸，都赞同变法。陈巡抚就邀请嗣同回湖南，办理学堂、学会和报刊，梁启超也应约同来。十月，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梁启超担任“中学”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等担任分教习，另有“西学”总教习，蔡锷就是这时候收进来的学生。
梁启超以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学原则为蓝本，制订《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设经学、子学、史学、西学等课程，是从旧式书院到新式学堂的过渡形式，也是作为科举、八股的对立物产生的。当时，湖南就发生了新旧的冲突，守旧派的领袖岳麓书院山长（院长）王先谦，和别号“叶麻子”的叶德辉，就起来攻击新派。说梁启超宣传不要父母、不要君上的邪教，要把他驱逐出境。
顽吏阻挠，皇帝召见
在谭嗣同、唐才常的积极策划下，光绪二十四年（1898）2月，“南学会”成立。南学会是康有为在北京所创强学会的继续和发展，规定由地方有威信的士绅十人担任会长，再由这十人根据自己的了解和朋友的介绍，每州每县招收会员三到十人。总会设在长沙，各府厅州县设分会。讲论是会中的主要活动，每月四次，由黄遵宪等主讲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内容。听讲的人空前踊跃，凭单听讲，往往“人尚未来而坐已满矣”。
这种情况，反映了湖南人追求新思想的愿望，很想从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当然又发生了新旧的冲突，王先谦曾先起来攻击南学会是宣传“邪说”，散布“淫词”，宣布南学会邵阳分会负责人樊锥的罪状，是“背叛圣教”、“惑世诬民”。把樊锥和皮锡瑞逼离湖南。
报刊方面，先是学政江标已在长沙创刊《湘学报》，正式名称叫做《湘学新报》。此报的宗旨“不谈朝政，不议官常”，专门讲究实学。但基本态度上赞成康有为的说法，是昭然可见的。同年三月，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创办《湘报》（日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刊载了不少有关维新变法的论文，主张“君民共主”的立宪政治，认为只要“利之所在，听民自兴之；害之所在，听民自去之”，就可以使旧法逐渐解体，新法逐渐推行。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湘报》所载的文字有“煽动人心，犯上作乱”之嫌，写信给巡抚陈宝箴，要求加以约束，可见洋务派仍然不放过这种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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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4）
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的6月11日，光绪下了一道《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8月29日光绪帝又命令严复、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来京晋见。嗣同因生病，延至9月才赶到北京，光绪帝召见他，叫他凡认为应变的事，随时条陈。
9月5日，光绪帝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当时被称为“军机四卿”。四个人中，刘光第是由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的，杨锐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林旭是康有为的学生，只有谭嗣同是自己走出来的维新变法的积极人物。
觉悟一死的侠士气节
谭嗣同应召赴京前，和他爱妻分别时，曾作一首《留别内子》的诗，诗后缀以数语，这一诗一跋，有如遗嘱，后来真成语谶。
诗曰：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跋曰：
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
无喜无悲，听其自然。
惟必温节俭，免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