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第3卷:九天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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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第3卷:九天春色- 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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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将杀人权下放至州县,无异鼓励臣下滥杀,使不少无辜者冤死在刀斧之下。
  我朝颁布《武德律》之后,将决死权集中于中央,不至于滥杀无辜,可前有卢祖尚,现有张蕴古,皆因陛下严词之下,有司不能坚持制度。
  由此来看,能否坚持制度,关键在于陛下。”
  李世民觉得戴胄的话很刺耳,然细想想也是这个理儿,遂转身取过两支金箭,令身边太监送下台去,说道:“此箭自今日起,一支置于大理寺,一支放于刑部,你们见此箭如见朕亲临。
  今后理案判断时,你们须以国家制度及程序行之,若朕再有临时之语与法相违,你们可持此箭找朕说理。
  

大理卿慎剖疑案 李世民悔伤人命(11)
你们行事但凡依国家制度,则此箭之威力大于朕本身。”
  房玄龄和戴胄接箭在手,感到手中之箭沉甸甸的。
  此箭今后对别人不具效力,惟对皇帝本人进行制约,自古至今,这样的事儿委实不多见。
  李世民又想了一下,说道:“为了避免再犯误伤人命的错误,律令的条文须修改一下。
  自今以后,诸州决死囚时须严格执行三复奏的程序,至于京城以内,二日内须复奏五次,这样相对慎重一些,可以避免冤错案的发生。”
  李世民改京城内决死囚时须复奏五次,实际上还是制约自身。
  复奏五次,可以延长死囚犯被斩的时间,以慎重纠正可能发生的冤案。
  贞观一代,决死囚犯时须复奏五次,盖由张蕴古被杀后开始。
  李世民又想起修改《武德律》的事儿,便将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叫出来询问。
  房玄龄现任尚书左仆射,总理全国之务,要忙碌一些。
  而长孙无忌以开府仪同三司参与朝政,时间上相对闲暇,其精力多放在主持修改法律之事上。
  长孙无忌奏道:“臣与房仆射主持修改法律,共召集学士凡二十三人,现在已将前朝律典悉数收罗,以《武德律》为蓝本,对其中的律、令、格、式逐条对照,先汇成集注,再依现实逐条删减。
  争取再过五年,使新法出台。”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法为国之权衡,时之准绳也,须谨慎为之,不能有漏洞。
  无忌,玄龄,你们制定新律时,要以错杀张蕴古为鉴,以宽仁慎刑之精神厘改之。
  且要法令统一,不能律文互出,造成漏洞,为人所趁。”
  房玄龄、长孙无忌躬身领旨。
  魏征奏道:“律令形成之后,不可数变。
  立法时须审慎而行,不可轻立;既立之后,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愿新法成就之后,百年之内无须变更。”
  李世民笑道:“魏卿所言保持律令之稳定,这一点很重要,为立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只是新法成就之后,百年不变,朕看这一点断难做到。”
  戴胄又奏道:“臣判案之时,觉得以往法令太过繁琐。
  甚至一罪之中,竟然有数条说法。
  律令不简约,让我们这些执法之人不能尽记,易生繁文,导致严刑。
  臣以为所定新法,务使简约,便于操作。”
  长孙无忌不同意戴胄的说法,驳斥道:“天下万端,若归于一条刑之,必使执法者望文生义,凭空中猜测良多,使法令失了本意。”
  李世民同意戴胄的建议,说道:“朕观隋律,见其中有斩刑二百余种,流刑有一百余种,可见其律繁而苛。
  无忌,戴卿让新法简约,仅是说了一层意思。
  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以宽平的原则厘改之。
  比如将斩刑改为流刑,将流刑改为徒刑。
  法律的作用不在罚治本人,关键在于警示他人不可再犯,就是将人都杀了,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用处?朕今日在这里说一条原则,新法成后,其斩刑及流刑条目各自不得超过一百条。”
  李世民又唤出戴胄和刑部尚书,谆谆告诫道:“至于新法未成之前,你们还要以《武德律》为基准判案。
  判案之时,要以宽平的原则慎用死刑、流刑。
  如此一来,你们的肩头责任很重,若执法之人心术不正,极易发生卖狱之事,这样,御史台定然会参这些不法之人,则咎由自取。”
  戴胄和刑部尚书顿首道:“臣等当先正自身,再诫约属下,不敢胡作非为。”
  群臣没有想到,今日朝会竟然集中讨论了法律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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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皇动怒斥佞臣 戴胄辞世留英名(1)
经历了误杀张蕴古事件之后,李世民很是沉闷了数日。
  他深刻自责,以为造成误杀事件完全是自己一手造成。
  那日魏征询问道,到底是何人奏闻此事?李世民默然不对,未说出权万纪和李仁发的名字。
  他以为他们作为侍御史,及时向皇上奏闻百官之失,为其应尽的职责,至于错杀张蕴古,罪不在奏闻之人,关键还在皇帝自身。
  从内心里说,李世民还是欣赏权万纪和李仁发的。
  这二人竭尽全力,时刻观察百官的动静,将其言行及时上奏给李世民,使他及时察觉到百官的动态,无疑是自己灵敏的耳目。
  这二人对百官的失处往往穷追不舍,哪怕是一点点过失,也要百般查问清楚,然后向皇上奏闻。
  不到二年,他们已将朝中的文武百官举奏了一遍,百官知道他们惯好此道,又知皇上宠信他们,虽心中恼怒,不敢言声,只好远远避之。
  权万纪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将一帮宰臣都不放在眼里。
  还在张蕴古事件之前,二人就上疏指责房玄龄、王?,说他们掌内外官考,考课百官时由其好恶而妄下评语,致使考课很不公平。
  这让李世民犯了难,房玄龄和王?是自己亲信的大臣,二人素来谨慎且忠心为上,按理不该发生这样的事儿,然权万纪和李仁发言之凿凿,应该不是无端之语。
  李世民有心想叫来房玄龄和王?责怪一番,又怕不妥当,遂使人叫来魏征问询。
  魏征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当即说道:“玄龄与王?皆是朝廷旧臣,素以忠直闻名,为陛下信任。
  他们考课众官,京官与外官相加,总数有千名以上,其间若有一二人之考课与事实不符,亦属正常。”
  “若按魏卿的意思,朕没必要去查问他们?”
  “是呀。
  臣以为玄龄与王?非为阿私,若果是事实,陛下也不便直言相斥于朝廷,可委婉转告令其驳正;若所谏者其言虚妄,须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句话,即会挫伤玄龄和王?心智,更为不美。
  陛下,臣这样说,非是偏爱他们,是从该事的大处着眼。”
  “嗯,如此,朕就按下不问。
  魏卿,朕一直以为你遇事直抒胸臆,没有任何顾忌,然从这件事上来看,你并非一杆子直到底哩。”
  魏征不直接回答李世民的话,反问道:“臣想向陛下举奏之人,定是那权万纪了。
  是吗?”
  李世民点头。
  魏征接着说道:“陛下,臣每每举谏,皆从事件大处着眼,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这就是臣与权万纪的差别所在。
  恕臣直言,权万纪的话有时候言过其实,请陛下闻奏时三思。”
  “权万纪近年来恪守本职,随时察群臣之失,其所上奏章,数量列群臣之首。
  魏卿,别是因为他抢了你的风头,因而嫉妒吧?”
  魏征拱手道:“陛下此话言重了。
  臣以谏诤闻名,本意是开群臣谏诤之风气,至于有人具超臣之能,他们一样为国效力,臣见之惟有欣喜,哪有一点嫉妒的念头。
  权万纪与李仁发固然勤勉,然有两处地方与臣等不同,臣心里委实担忧。”
  “有什么地方不同?”
  “第一点,他们的心机有了偏差。
  他们主纠察百官之失,却忘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主旨,一味去查访百官的错处,不问产生的原因。
  这样一来,他们挟陛下之威,视百官如草芥,势必造成百官战战兢兢,惊惧不安,使他们畏手畏脚,做事只求平安,不敢有错。
  陛下,什么人才没有错呢?不干事的人永远都没有错,干事的人必然有错,且干事越多,错处难免越多。
  难道,他们想使百官成为不干事之人吗?如此,天下大事与庶务,谁来替陛下办理?由此来看,权万纪他们以卑小之心态,惟查错处,不思大道,就失了为人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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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皇动怒斥佞臣 戴胄辞世留英名(2)
李世民微笑道:“你说得有道理,然群臣之失总要有人去查,至于如何处理,还要由朕来断之。
  此点不用多说,你接着说第二点。”
  “第二点,权万纪和李仁发这样做的目的,想以此来向陛下邀功,以图仕进。
  以此例为证,玄龄与王?考官之时,他们作为侍御史同堂考课。
  既然以为不妥,缘何不当堂向玄龄提出?反而当面不说,回去后具状向陛下邀功。
  从此点上就可看出他们心术不正,请陛下明察。”
  李世民一时默默不语;觉得此二人的心地确实有些阴暗,然二人毕竟是自己欣赏的耳目,他现在还转不过弯儿来。
  魏征见李世民不以为然,不想再多说,遂躬身退下。
  魏征走后,李世民仔细品咂他刚才说过的话,觉得有些道理,但觉权万纪和李仁发也没有错,遂丢手不问。
  这次错杀张蕴古之后,他大为震动,想起了魏征当初之语,心里对权万纪和李仁发就有了些许疑问。
  事情也很凑巧,房玄龄不知怎么惹起了权万纪和李仁发的怒火,二人先是搜集了房玄龄的一些小错处,具成一折,又联手写了一篇《拔士论》,其中的主要意思是人之思虑有限,一个人不可以总管数职,以此来说明房玄龄居要职而不能称其职,隐含有换掉房玄龄的意思。
  李世民看罢他们的奏章,很长时间没有说话,然后让人唤来魏征和马周。
  二人入殿施礼之后,李世民令将权、李二人的奏章交给他们看。
  魏征、马周低头细阅奏章,李世民举步向窗边踱去,就见秋日的光芒呈金黄色,将殿外涂满了一层。
  今年由于风调雨顺,加上百姓精心呵护,金秋季节果然又取得了大熟。
  各地来的奏章显示,他们按期收缴了租赋,仓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
  市面上的粮价应声而落,每斗谷仅值十钱,是近二十年来粮价最低的一年。
  按照往年的惯例,若有如此好的年成,李世民早在芙蓉园里召集群臣设宴赏菊了。
  然因为有错杀张蕴古的事儿,他一直提不起兴致来。
  李世民转身又踱了回来,走到二人的面前,见他们还在那里全神贯注地阅读,遂不耐烦道:“你们皆有一目十行之能,左右就那么一点破事儿,还值得你们如此认真?”
  魏征抬头道:“这权、李二人不知为何对玄龄如此上心,观其情状,非要将玄龄扳倒不可!陛下,臣所以细细读来,就是要窥破他们为何有这般良苦用心。”
  李世民目视马周道:“马周,你与他们皆为侍御史,此事若由你来说,当怎样处置?”
  马周躬身道:“陛下,臣闻自古帝王欲致天下太平,须赖股肱之臣之力,房仆射随陛下日久,大至军国之谋,小至台阁规模,其赞襄多矣。
  权、李二人多择房仆射细小之处,似有以偏赅全之嫌,臣为侍御史,断不会从此处入手。”
  魏征思索了一下,说道:“陛下,权万纪上次奏闻玄龄与王?考官不平,臣后来细细想来,觉得他们这样做,其实是乘陛下广开言路之机,企图浑水摸鱼,以达到诬陷好人的目的。
  其不是谏诤,而似讪谤!”    李世民问道:“讪谤?魏卿,你是如何来区别谏诤与讪谤的?贞观之初,朕为开言路,曾赐给孙伏伽兰陵公主园,此后,以你为首,群臣渐开纷竞直谏之风气,权万纪与李仁发上疏言事,亦似谏诤啊。”
  “陛下,所谓谏诤,是以无私之心,以激切之语,言及政体及君主之失,其主旨以国事为要,不以私情而毁一人。
  像臣以往谏诤,多指陛下之失处。
  臣这样做,非是单纯想找陛下的错处,须知君国一体,陛下之身与国脉相连,陛下闻谏修身,则是天下之福。
  所谓讪谤,即是无识之人胸怀私情,以细枝末节,据此恶语中伤,徐图扩大,达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唐皇动怒斥佞臣 戴胄辞世留英名(3)
“依魏卿这样说,权万纪与李仁发即是讪谤了?”
  “对呀。
  无识之人,好行谗毁,交乱君臣,与国无益。
  陛下任用玄龄等股肱之臣,非是因他们昔日功高,实际因他们皆有德才的缘故。
  权万纪他们这样做,达到的效果即是离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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