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等在鼓乐声中进入永安城，以旧州署为朝廷，武圣宫为军师杨秀清行辕。秦日纲率兵驻扎水窦，东平、莫家村等地也派兵驻守，互为犄角。各险要处又设木栅，掘壕沟，建炮台，埋地雷，作为外围防线。按照杨秀清成法，又在城墙前开一道厚厚的城土墙，抵挡清军炮火。
太平军与向荣等在紫荆山区大战，每夺一个村庄都要付出几百乃至千人的损失，谁知窜出紫荆山区，竟日不移影即摧名城。杨秀清等信心暴涨，开始谋划夺取大城市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日夜研究永安城防的城垣、望塔，护城壕沟，开始琢磨攻击城池的技术，甚至督工兵试仿造吕公车等大型攻城器械。
在洪秀全梦到天父之后的第十四年，太平军终于攻占了第一座坚固的凡间之城。永安，太平天国控制的第一座城池，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开阔了洪杨、冯、萧等人的眼界。从此太平天国的领袖开始从农村进入城市，再也不是田间的乡巴佬，而开始学着如何攻击城市、控制城市、防御城市，在城市建立政权了。在永安，太平天国的部队得到修整，正式建立了政权。攻占永安，是其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洪杨得志，赛尚阿则遭贬，咸丰帝毫不给这个首相面子，下旨将赛尚阿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然后交部议处。巴清德、向荣等统统摘去顶戴花翎，乌兰泰则靠其三寸不烂之舌，忽悠了昏昏绰绰的咸丰皇帝，得以嘉奖，成为前线清将的公敌。
众军消极怠工，拒绝出战，乌兰泰只得自率开隆阿、秦定三赶到永安城外扎营。稍后经文岱、江忠源也赶到，合六千余人，与三万太平军对峙。向荣、巴清德徘徊于■江，刘长清、姚莹驻永安北路，张敬修屯大黎，刘继祖、张钊待在■江的船上不下：清军名义上有二万余人，实际上仅乌兰泰独当太平军，而乌兰泰部队士气低落，只有江忠源部五百人较有战斗力。
赛尚阿催促向荣援助乌兰泰攻城，向荣只是称病。赛尚阿勃然大怒，奏请将向荣革职，以刘长清继统其兵。张敬修倒是异常积极，可惜其部下东勇与太平军在“坐战”期间积下深厚友谊，绝不与战：斥候探知前方有太平军，张敬修催促出战，全军屹立，竟无一人前进；前方并无太平军，竟有人恶意风传太平军至，则全军趁机哄散。赛尚阿令将其东勇遣散，谁料不少东勇一拿到遣散费，立刻进城投太平军，张敬修羞愤投河自尽，被部下捞起，未遂。赛尚阿遣散不少部队，其余官兵也多数疲劳过度，染上瘟疫，能出队的不过十之五六。赛尚阿不得已，在永安附近募村民当兵，永安村民极其狡猾，“饿则依人，饱则■去”，拿了饷就跑。所幸太平军精锐老兵先前已被向荣歼灭不少，新招士卒力不能军，数万清军，堪堪守住永安外围，阻太平军向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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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建制（1）
永安围城，清军和太平军都处于战斗力最低下的阶段，一时间相安无事。洪秀全于是在永安建制，太平天国的政权和礼制即在永安正式确立。
武宣东乡时，洪秀全分封首义诸人，官号只是军师和主将，并未封王。按拜上帝教的礼制，天上地下只有天父皇上帝可称“帝”号，凡间统治者的最高尊号只能加到王，洪秀全也只称天王而非天帝。如若将杨秀清等也封王，则不能凸显洪秀全唯一真“主”的地位，直接构成对洪秀全权威的挑战。但杨秀清、冯云山等才华均在洪秀全之上，又不辞辛劳为其打江山，最后连王都混不上一个，实在说不过去。杨、萧、冯、韦在太平天国政权中握有的权力和享有的威严，已不亚于清廷所分封的铁帽子王，所缺只是一个名分而已，加之杨秀清等人手握重兵，洪秀全不得不重新考虑封王事宜。最后洪秀全决定，宁可冒犯皇上帝，也要“姑从人间歪例”，分封诸王：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诸王的等级，由“千岁”来体现：洪秀全万岁，杨秀清九千岁，萧朝贵八千岁，冯云山七千岁，韦昌辉六千岁，石达开五千岁。
分封诸王尤其重要的有两点，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即由东王杨秀清节制诸王，杨秀清统率全军的事实以制度的方式确定下来，使得杨秀清在太平天国初期得以名正言顺地号令诸王，发号施令，而不用担心僭越。杨秀清不负惊世奇才之称，由杨秀清出面主持军政，使得太平天国运动发展迅猛，李秀成曾钦佩地追忆“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严严整整，民心佩服”。杨秀清权力极大，是太平天国事实上的领袖，洪秀全则临朝而不理政，成为空头司令，以至于清军谣传洪秀全早在金田就被打死，天王府的只是杨秀清用来糊弄教徒的木雕。太平天国军政领袖杨秀清、宗教偶像洪秀全，形成了一个二元政体，国有二主，这为“天京变乱”埋下祸根。
分封诸王有另一个要点是其他书上较少提到的，太平天国诸王不是清朝封给僧格林沁等人的空头王。太平天国诸王是如同先秦一般，实实在在裂土分茅，分封建树的王。洪秀全的分封以《周礼》为依据，杨秀清等人拥有自己的封地（因占领土地较少，一直没有兑现），在封地实行自治，以天王为共主，成为天王洪秀全的藩属，拱卫天朝。诸王在王府中成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各自拥有独立的宰辅、将佐，并分设六部，成立朝中之朝。洪秀全又优许诸王独立招兵，成立各王的私军，称东殿军、西殿军、翼殿军等。各王侯封爵世袭，其未继位之嫡子王储也称王，加一幼字于前，如幼天王，幼南王等。另外，为了表示太平天国诸王无上的地位，洪秀全规定：太平天国所有文书提及古今中外其他政权的王，统统加一“反犬旁”，写作“狂”。
《周礼》是中国上古政治还不成熟时代的产物，是一种权力分散、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平行政体，加上清朝实行的皇帝一人高度集权的君主专政政体，构成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两个极端，也是两个矫枉过正的典型。洪秀全（亦有可能是冯云山），清楚地看到清王朝政治的弊病：高度集权导致政出一门，不能集思广益；官员完全“跪听圣旨”，没有自主权力，行政缺乏活力；地方毫无建设与自卫能力。于是改启用《周礼》的政治体制，把中国幼年时期的政体拿出来使用，是相当的鄙陋甚至可笑的。其实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的政治家早创立出相当成熟的君主政体，也就是国人常说的汉唐旧制，以《唐六典》为其最有代表性的行政法典。太平天国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尚未传播，洪秀全也未能接触到西方的政体，要按传统的政治经验治国，最好的莫过重开三省六部，设宰相，废行省，重立州县。明末诸贤思考明朝灭亡之道，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改革方案，一是在中央重设宰相，二是废中央直辖的行省，设立州县自治，这是明末千万汉人的血泪凝成的教训。洪秀全计不及此，一方面是读书甚少，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清王朝把中国的历史传统毁坏得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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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建制（2）
洪秀全若能完全按《周礼》治国，虽不及汉唐旧制，也还凑合着是一番新气象。可洪虽抄袭《周礼》，却无《周礼》放手诸王自治的气度胸襟，是一个“专制的天王”（罗尔纲先生语）。洪秀全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权，又对周礼进行修改，设立层层禁止，使得诸王完全控制在天王手中。于是太平天国的制度，承袭了《周礼》机构臃肿重叠的弊病，却又未得《周礼》的自治精神，所谓“扁担挑钢钵，两头都滑脱”，诚为可叹。
太平天国以东王杨秀清的名义改正朔，颁布新的历法，推行《天历》。《天历》虽以正军师东王杨秀清的名义发布，实际应是冯云山在狱中所作。关于天历，有个趣事值得一提：咸丰四年，一个叫张炳垣（罗尔纲的书上写作张继庚）的秀才联络城内心怀不满的士兵和群众，预谋打开城门，迎清军入城。这个秀才的本事极大，居然躲过太平天国的严密监控暗中勾结了六千人。他的阴谋最终败露，因为张炳垣约定的时间是按天历算的，清军的时间是按旧历算的，两者相差六天。张炳垣这个秀才对太平天国尤其是杨秀清本人权威造成的伤害也许比向荣还大，堪与江忠源相比。张秀才在被抓获后，杨秀清亲自主审案件，张炳垣成功地让杨秀清相信指控他通敌的证人张沛泽在吸食鸦片，因畏惧张炳垣告密而反诬他通敌。和石达开、李秀成放纵士兵吸食鸦片不一样，杨秀清对部下吸食鸦片处罚极严，于是在对张炳垣的指控得到证实之前，证人张沛泽等已被全部处死。韦昌辉接手此案，用了些花招套出了张炳垣的阴谋，这时他又供称有三十四名高级将领与其合谋，刺杀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中计，将这些无辜的将领一概处以极刑。张炳垣被处决前在刑场上揭开了事情的真相，无情地嘲弄了杨秀清的智力，在大笑中下去会见他所忠于的阎罗妖道光皇帝去了。
洪秀全又颁布《太平礼制》，规定上下尊卑关系，“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这个举措遭到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所有历史学家一致的讥讽。《太平礼制》规定了各级诸王、将领、士兵各自的服饰、称呼、朝仪上的级别，等级森严，琐碎龌龊。仅举三例（详细的见附录）：关于服饰，由于洪秀全极“脱俗”的品味，规定“红黄二色，为天朝贵重之物”，只有官员可“遵官职制造穿着，无官之人，仅准红色包头，其汗袍、蚊帐、足裘尤不准用”“以判崇卑”，如有不遵定制，即“斩首不留”。关于仪卫舆马，规定官员都坐轿，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轿夫四十八人，最下至两司马还有轿夫四人。东王仪仗多至千数百人，有开路龙灯等器物。关于称呼，《太平礼制》规定务种等级的称呼：“王长女臣下称呼长天金，第二女臣下称呼二天金”；“丞相子至军帅子皆称公子。但同称公子亦有些别，如丞相子称丞公子，检点子称检公子”；“丞相女至军帅女皆称玉”，“军帅女至两司马女皆称雪”（具体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三十一）。洪秀全的想象力有限，编造的名目极其可笑，以至于对太平天国起义赞誉有加的罗尔纲先生也骂其琐碎龌龊，称开路龙灯等为无聊器物，“很像乡村里迎神赛会”。
杨秀清、萧朝贵联衔发布冯云山主笔的三篇讨清朝的檄文，其中《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影响最为广大。《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写作上很有些特点，其一，是突出民族革命的特色，着重强调满汉之别。强调满清是异族统治，荼毒中华数百年，要唤醒汉族的民族意识，起来搞民族革命，夺回自己的基业，“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国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其二，淡化拜上帝教的色彩。虽然檄文例行公事地宣讲了拜上帝可得救等宗教理论，但檄文的主体，主要在强调满清王朝对汉族的压迫。檄文回避了拜上帝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敌对关系，尖锐了汉族和满族的对立，而太平天国则以汉族的正统，汉人的解放者自居；其三，因太平天国所争取的对象是缺乏文化的农民，檄文并不深入宣扬传统政治理论中的正统之争、夷夏之别，放弃了空洞的“反清复汉”口号，只谈满族对汉族的掠夺和欺凌，尤其强调了旗人奸污了大量的汉族美女，“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又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这比夷夏之别更容易激起粗鄙汉子的反感，宣传手段高明到了极点（如周星驰电影《鹿鼎记》，陈近南发展韦小宝反清时说，反清复明跟阿弥陀佛一样只是个口诀，重要的是满清抢走我们的银子跟女人）；其四，使用了形象生动的谩骂，同样“复汉衣冠”，冯云山写得十分有趣，“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檄文对满族的祖宗进行了极其刻毒的辱骂，“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诅咒到了极点。中国自古檄文，虽时有人身攻击，却均出斯文人之手，最歹毒莫过骆宾王，也只骂到“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冯云山如此粗鲁的中伤，咸丰看了不气得五内俱摧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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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建制（3）
发布檄文之后，洪秀全犒赏三军，再次提及“小天堂”。规定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