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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子多福皇上帝（3）
洪大全自称在太平天国地位堪比洪秀全，同称万岁，被俘时却身着囚衣，据说为杨秀清所囚。其位隆于杨秀清，其才更远胜之，岂得为杨秀清所囚？和廖化囚孔明一般，同属无稽之谈，洪大全绝对是一吹牛大王！洪大全在其自述中，直刺洪杨之短，鞭辟入里，洪大全自述其改良太平军的办法，如放弃妖妄的所谓法术，尊奉孔子，对清军采取统战策略而非格杀勿论，兵行仁义，缓称王侯等，都显出很高的见识。笔者据此推测，洪大全实为一天地会领袖，才识有过人处，投靠洪秀全，因不是拜上帝教教徒，洪秀全仅给一虚尊的地位，并未委以实权。因其人好吹牛皮，被俘后在其自述中大吹法螺，以发泄对洪秀全不识其才的愤恨。因此张德坚排其名在石达开之下，应是公允持平之论。
关于洪大全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所起作用，以范文澜先生的记述最为准确，抄录其下：
拜上帝教“是新起的，一个地区的团体，群众基础远不及天地会”，“大全以天地会大首领军师专家资格前来合作，上帝会推尊他为天德皇帝的代表，天德军师，居于仅次洪秀全的地位，是有政治意义的适宜处置”，洪大全“对天地会用万大洪姓名”，“对上帝会用洪大全姓名表示于洪秀全有兄弟对等的关系”，“便于团结天地会”。
范文澜先生认为拜上帝教对天地会进行统战，故尊洪大全为天德王，实际并未委以实权，是为至论。但范文澜先生说进南京后，洪秀全追封洪大全为“愍王”，并未注明出处，不知从何得知，如证据确凿，则足以驳倒罗尔纲洪大全不存在一说。
冯云山从监狱回来后，拜上帝教高层也深知与当地土著团练势成水火，又惊动了官府注意，起义已迫在眉睫，开始暗作准备。除了洪、杨、冯、萧、韦、石和秦日纲外，其他人都不知道洪秀全等准备要反清立国了，“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其各因食而随”（《李秀成自述》）。为了最大规模地扩充教众，洪秀全宣称即将降下瘟疫，唯有信教者可得救。“洪秀全伪撰妖书，诡云：神授谓将有大灾，惟拜上帝可避”（《平桂纪略》）。杨秀清亦假借天父下凡，说：“我将遣大灾降世，过了八月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凡坚信的将得救，你们都到我这里来”（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结果广西果有几个州县发生瘟疫，人们盛传入拜上帝会的可以免疫，纷纷入伙拜上帝教。太平天国后期擎天之柱李秀成一家，就是因害怕瘟疫，又饥困乏食而入教。于是拜上帝教的基地，以桂平县平在山为中心，西到贵县，东到藤县、平南，北到象州、武宣，南到郁林、陆川、博白以至广东信宜，拥众数万，势力空前。冯云山根据中国传统，编造了一首童谶：“三八二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为洪秀全做皇帝造势，一时广西风传洪秀全是太平天子，乃朱元璋转世，要再复汉人江山。洪秀全也作诗一首，自比朱洪武汉刘邦：
“近世烟分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其中“明主敲诗曾咏菊”指朱元璋咏其志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煞，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就黄金甲。”“汉皇置酒尚歌风”则指刘邦著名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人如其诗，三个出身布衣的草莽英雄，其境界高下之别，可从三首诗看出来。
拜上帝教徒胡以晃家为当地巨富，拜上帝教以胡、韦家产开炉炼铁，打造兵器，囤积粮草，蓄养马匹，准备起事。洪秀全命令凌十八、石达开、胡以晃分赴各地，集结教徒，编练成军。杨秀清深知集中兵力和严格训练的重要性，下令各地教徒，赶赴金田整编，设立金田团营。为使教徒死心塌地无所退路地与清廷为敌，拜上帝教高层统一研究后决定让所有教徒将田产全部变卖，房屋烧毁，到各处基地集结。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冯云山根据《周礼》司马法制定太平军目，以部勒教众，使得部队进退分合，井井有条。他又根据当前具体情况，参以古兵法训练部队安营扎寨进退战斗之法，“其营皆散处，战亦散布”（《钦定剿平粤匪方略》）。通常历史上农民起义，队伍携老扶幼，训练不精，人数众多而战斗力低下。杨秀清是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中注重精兵战略的第一人，其练兵治戎之术，不下于湘军统帅曾胡江左诸人。虽然此时拜上帝教人数不多，杨秀清仍对教众进行严格挑选，择其壮且勇者设营编练教导，妇女儿童则另设营伍，不使其战斗，务使兵精能战，决不滥竽充数。杨秀清以铁腕治军，军法极严，金田团营号令森严，坚重如铁，誓死听从杨秀清指挥，犹如身使臂，臂运指。杨秀清所练精兵，行军时“初则寂无人声，既而少出，又继而大至”，“进退分合有步伍，且看清一步，方走进一步”（姚莹《中复堂遗稿》卷五），比之清廷久战老卒，毫不逊色。金田团营除了讲求纪律外，也极重视武艺的熟练和兵种的配合，杨秀清根据教徒中原清军退伍老兵所描述的战场经验，创立长短兵器，壕沟土墙相互配合战斗的阵法，又尽力完善装备。故金田团营——杨秀清带出的老兄弟——日后在战场上，以一当十，素质远胜清军绿营，较曾国藩湘军精锐毫不逊色。这与天京变乱后太平军不分良莠疯狂扩军，石达开、李秀成等十万之众不敌湘军数千恰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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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子多福皇上帝（4）
大约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洪秀全已于平在山穿起黄袍，令会众以见天子礼朝见。洪秀全性格毛躁，不通权谋，此举很快引起当地骚动，官府开始密切注意。于是萧朝贵代言天兄教训洪秀全要低调保密：“不可令外小见，根机不可被人识透。”
洪秀全频频在公开场合露面，自称天子，接受村民礼拜。杨秀清此时尚未做好起事准备，大惊失色，唯恐洪秀全败坏起义大事，于是杨、萧二人以天父天兄的名义下令冯云山陪同洪秀全躲到平南县胡以晃家中，不得公开露面，以免打草惊蛇。进入八月，三合会在广西，湖南边境发动大规模的起义，清军疲于奔命，正是起义大好时机，拜上帝教发布起义令，准备起事。不巧此时杨秀清身染重病（罗尔纲、郦纯等记杨秀清为夺权装病，但理由颇不通，故笔者不采此说。郦纯先生虽记其事也称证据甚牵强，存疑待解），无法指挥，于是决定起义事务由萧朝贵、韦昌辉二人负责。
因为杨秀清染病，同时各地赶赴金田的教众沿途受到清军和团练阻击，推进甚慢。萧朝贵以天兄代言人身份下旨，推迟起义五日，同时再度通过赖金英传谕洪秀全不得出头。“金英，尔说星兄（指洪秀全）、山兄（指冯云山）放草（心），万事有天父主张，天兄提当也。尔说星兄千祈秘密（保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近处团方，现匝住马。密谕远方兄弟预备，多买红粉（火药），声信一到，就好团圆也（《天兄圣旨》）。”
萧朝贵以天兄名义下旨，将全部经过训练的教徒约一万二千五百人，按冯云山成法，按军长统先锋长，先锋长辖百长，百长带营长的营规，统成一军。又推行圣库制度，将教徒财产全部公有，收归圣库，集中由上级分配。除韦昌辉，石达开等皆是自愿外，家财殷实的教徒多不情愿，圣库制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不少过火现象，但如李秀成家等赤贫之人，则大为欢迎，许多乏食贫民，本不信教，此时也因拜上帝教平均配给食物而入教。“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各实因食而随”（《李秀成自述》）。
旬日之间，各地会师教徒数万云集，具体如下：
一、金田本部教徒两千人。
二、紫荆山一带“烧炭佬”近三千。
三、石达开在贵县纠合教徒千余人，到桂平整编，又收客家武装四五千人。
四、平南县教徒在花洲聚集千人。
五、陆川县教徒在赖九率领下，击败知府所统军队，前来会合，其数当不在少数。
六、博白县教徒由黄文金等率领渡浔江而来。
七、秦日纲在贵县龙山招募矿工千余人。
八、桂平县饥民数千。
九、贵县与土著械斗失败的客家武装四五千人，为黄文金、秦日纲所收。
十、武宣县也有数千教徒会师前来。
到十月初一，杨秀清病愈，全面主持金田的军事工作。金田团营开始四下出动，频繁与团练和清军接战，小有斩获。广西清军准备镇压拜上帝教，候补知府刘继祖、桂平知县李孟群在新墟齐集兵马，水陆进犯金田，杨秀清指挥得当，清军大败而回。清军派出总兵周凤歧率黔勇二千进剿拜上帝教，同时遣“副将李殿元、署游击宋煜、署都司陶玉德带兵壮驻往，择要安营，实力协剿”洪秀全所在地山人村，团练也开始围攻。李殿元似乎并不知晓洪秀全藏匿于此，进攻力量并不雄厚，被胡以晃轻松击败，清军阵亡练丁四十八人，瑶丁八人。胡以晃乘胜追击，“焚花良村团长陈宗淮家”报复（《平南县志》）。
陈殿元在镇压三合会的战争中战功卓著，此时也欲彻底铲除拜上帝教武装。陈殿元擅能用兵，亲统主力近千人驻扎战线外围，张镛督团练扼住要地，监视胡以晃动向，而倪涛则亲统团练包围山人村。彻底切断了洪秀全、冯云山与金田总部的联系。洪秀全、冯云山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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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 粤湘火药桶（1）
中国人研究历史兴亡治乱，结论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凝结中国人数千年经验教训的结论，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在以千年为尺度的文明演进整体态势上看，无疑是准确而深刻的。但若仔细考究具体的历史事件，事实却未必尽如此。以汉族内部的斗争为例，秦帝国的法家政治无疑是最严峻而不得民心的，统齐八荒的却是秦帝国，虽其仅历二世而亡；以民族战争为例，不管那位长发的歌王如何高唱雍正“得民心者得天下”，除非汉人有变态的被屠城爱好，入关清军的群众基础肯定不及朱明乃至李闯，爱新觉罗氏却终坐稳三百年江山，甚至还有人希望其“再活五百年”。历史的经验给了我们另一个结论，六国破灭，宋明衰亡，其原因并非所谓“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这些破灭的政权未必真不得民心，只是未能有效利用民力而已。
韩非子批判儒家施仁而不用法的政策时，有段精辟的论述：无论政府如何施行仁政，他们对庶民的恩义，也无可能比得上数十年养育之恩的父母。许多牛皮烘烘的战国青年，信奉各种奇谈怪说，又好穿着奇装异服游历各地，如屈原诗“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如果再嗑上几粒摇头丸，差不多就是现代美国的嬉皮士。战国的老头子、老太太在家都很生气，但对这帮“礼崩乐坏”，无视父训母教的败家子完全没有法子。不过，只要老太太一哭着找到亭长大人，大人随便拿上条绳子把这不孝子捆送官府，他马上就服服帖帖，足见严刑峻法远比仁政爱民高效。
我们姑且把韩非子这个比喻变通一下使用：以父母的恩情威严，尚且不能驱使子女拦路打劫，那还有什么仁者能让老百姓跳出来干造反杀头的勾当呢？明白了这层道理，我们就能看清许多历史的真相。在不少反动统治时代，老百姓虽然抱有怨言，这种怨言和激愤，却很快就被统治者的军刀和马靴给吓退了，人终究是怕死的，只要统治者略加安抚，“做稳了奴隶”（鲁迅语）的草民也就安分了，对于挺身而出、反抗暴政的英雄，草民们只能默默地“精神上支持”。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名著《草原帝国》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蒙古兵想要杀掉一个中亚汉子，却没有趁手的刀，于是命令他站在原地不动，自己四下寻刀，半个时辰后蒙古人拿着刀子回来，那个懦夫还等在原地没有逃跑。这生动地诠释了四处屠城的蒙古马队为什么带着九万麻袋耳朵征服了半个地球。
如果历史总是这样，那这个世界就难免太可悲太绝望了。所幸历史也不时唱唱韩非子老兄的反调，以韩非子师兄弟的法家理论建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