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因为有两个非同寻常的人站出来；维护他笔下的毛泽东的凡人形象；用权延赤自己的话说；是“出面讲了公道话”。一个是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说他读了权延赤的书后老泪纵横。另外一个是邓力群；他认定权延赤的书乃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周围工作人员口授整理而成”；所以那些不尽不实的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由于利益之争对簿公堂也不值得一提。重要的是；这些读物；“在‘寻找’和‘发现’毛泽东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抹煞的历史作用”。
中国人对祖宗的膜拜自有一套做法。它不同于西方人对上帝的顶礼以及东方人对佛陀的敬畏。后者多少包含着某种信仰与自我净化的精神；而前者恰恰是在失去了信仰的时候才格外强烈。它并不全都来自传统的风尚和习俗；也是源于某种现实的功利主义。对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随着他的时代而辉煌；也随着他的时代而逝去；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克敌制胜的武器；无论世事怎样变幻；只须加以改造便可投入新的战斗；有些人宁愿把毛看成一个对任何人都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菩萨；还有些人则把毛当做一棵“摇钱树”。同毛泽东时代的万众一心不一样；现在每个人都以一己之心去理解和继承那逝去的时代。这中间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崔健在《南泥湾》中肆无忌惮地掺杂自己的理解；把这著名的延安歌曲弄得面目全非。这小子身穿一件白色衬衣；外面常常套着一件旧军装；偶尔也别出心裁地套一件色调暗淡的短袖T恤衫；上面印个巨大的血红色的五角星；扯开沙哑的喉咙；和着摇滚的旋律和电子打击乐器的节奏；唱出《南泥湾》。歌词还是那些歌词；可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柔美婉约的味道全都变了；变得躁动、跳跃、疯狂、激情四射。这又哪里是“南泥湾”了；分明是个“百老汇”。年轻人为之欣喜若狂；老年人却为之愤怒。这些愤怒者中最愤怒的一个；就是当年南泥湾大生产的领军人物、后来的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身患重病；消瘦而且步履蹒跚；但这并不妨碍他痛斥那个奇装异服、怪声怪调的摇滚歌手。王和毛是同时代人；对毛充满了敬意；而且希望后人都能拥有和自己一样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感情；即使稍有变通；也只能像权延赤那样；说说“伟大中的平凡”或者“平凡中的伟大”。这样的革命者绝对不能容忍崔健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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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你好！
伴随着“毛泽东热”；也发生了一种现象；经过80年代末期经济的萎靡和政治的动荡；原来跟着邓小平走的人现在有不少动摇了。邓小平本人倒是显得挺超脱；他在度过了轰轰烈烈的80年代之后就坚决要求退休；并且获得批准。在他之前；党的高级领导人除非犯了严重错误；大都死在任内；像他这样不肯接受最高领导的位子、又坚持退休的人；极为罕有；所以让全中国的官员和百姓都感动了好一阵子。可是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论他多么了不起；离开了权力；离开了势力；离开了可以表现自己的舞台；就会被人疏远；被人忘记。像邓小平和毛泽东；远离世间滚滚红尘之后；还能被别人如此这般地说个没完；实在不多。
人们对伟人的不同情绪和态度；其实在证明一个事实：保守思想卷土重来。今天回想起来；那两年；中国人的热情十之###投向了政治领域。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私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些话现在听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喋喋不休加以阐述的“至理名言”。“那一段历史啊”；胡绳有一次对他的友人郑惠说：“就是90年代初期的那两年；应当总结啊；不能留下空白啊。”这位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说完这话；总想做点什么却什么都没做；又过了几年；就去世了。他周围的人们说起这事；不禁扼腕叹息；都觉得这老人有点死不瞑目。
其实；总结这一段历史无须理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无穷奥妙；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事实；就会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一代人；那时候正是热血沸腾的青年。而现在这些已经成熟的职业政治家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第三代”；那时候还像个刚进学校的学生；等待老师的教诲。
对于此前和此后共产党的执政者来说；“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说法；堪称杰作。邓小平不像毛泽东那样著述等身；但他发明了无数政治概念；像“白猫黑猫”、“一国两制”、“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防止‘左’”；还有“第三代”；全都脍炙人口；其对中国今世和后世的影响力；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的那些鸿篇巨制。周恩来曾说邓小平“举重若轻”；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三代领导人”的划分则是邓的全部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给后来者留下了异常清晰的逻辑；也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它有时候成为后人继承大统的象征；有时候又成为后人与前人划分界限的依据。有些人认为；“第三代”这个词；是把毛泽东时代；邓小平自己的时代；和后来的###时代联系起来了。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邓说的不仅是毛和他两个人；他说到了“集体”。“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他这样说。
如果所谓政治家就是能够极其敏锐地洞悉天下大势的人；那么这个连毛泽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的确可以算得上一位。基辛格说他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因为通过他；全中国的人都发现自己的生活和过去不一样了。在90年代刚刚开始的那两年；他的头上被阴云笼罩着；那时候很多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但是他很快就把这片阴云驱散了；还坚决地拒绝回到毛泽东的老路上去。他已经八十多岁；自信心是惊人的；记忆力也是惊人的；在1984年到深圳的时候写的几个毛笔字；过了八年还能一字不错地说出来。别的人经历过他的那么多坎坷；就算不同流合污；也会消极遁世。别的人到了他这个年龄；就算不是老年呆滞；也会反应迟钝。他却仍然拥有惊人的活力和惊人的信念。他顽强地固守“中国不能乱”的信念；如果有谁威胁到这个信念；他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制止；甚至还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他性格中冷酷的一面。但是他却更加热心改革；他相信改革是使他的国家长治久安的惟一出路。毫无疑问；他所受的是经典的共产主义教育；但是他却拥有一种彻底务实的精神。在共产党的老一辈领袖人物中；他几乎是惟一把经济问题置于意识形态纠纷之上的人。他看透了老百姓之所以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一点在他以前采取的行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对他今后将要采取的行动；也是一个重大的烘托。
研究那个时候的全部资料；可以发现；当时对第一代领导人持强烈颂扬态度的人；同时也对第二代领导人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这情形有点像郑仲兵所说；现在有人极力鼓吹“毛泽东热”；“它的另一极自是在制造‘邓小平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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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永恒的主题
现在；1990年即将过去。12月26日；圣诞节后第二天；也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毛泽东热”达到了高潮。韶山管理局的文辉抗说；这一年来参观的人第一次超过了九十万；眼看就到百万了。这些人大都来自这个社会的底层；这从他的故居里的参观者留言簿上就可看出来。有个人说：“毛泽东同志是一心为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另一个人说：“他拥有极大的权威；但不以权谋私；他拥有众多的财富；一生从来没有享受。严格要求亲属。他是我们永远怀念和崇拜的领袖。”还有一个人说：“伟大的人格；伟大的人品；严格要求自己。”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读了这些；觉得真是“耐人寻味”；不禁问道：“这是纪念毛泽东还是批评现实啊？”
对于这种事；中国人早就有个说法；叫“借古讽今”。除了那些老百姓；那时候借古讽今的人至少还有一个大人物。他说：“这实在是社会主义中国；甚至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观’。”他不愧是党的最有名的理论家；所以不肯拘泥于凡人的牢骚和慨叹。他的思考先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几个月后又出现在《中流》杂志上；让人眼界大开。
这个人的想法是；在有人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中国出现的“毛泽东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话说得高屋建瓴；但多少让人听出他在怀念“第一代”的时候；也流露出对“第二代领导人”的不屑：“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和平演变’警告；并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是惟一对东欧、苏联目前发生的情况作过预言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整整这一代的青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唤起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唤起对他的著作学习的热情；应该说是一个大好事。”
他侃侃而谈；自信抓住了时代脉搏。这时候有一位记者问他；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热”；像“弗洛伊德热”、“萨特热”、“现代派热”；后来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这个‘毛泽东热’会不会一阵风就过去了呢？”“不会！”他断然说；这是“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
记者当场为他喝彩；说这一番“满怀热情”的谈话；体现了老同志“对社会主义命运的密切关注”。他也停下来；把一双眼睛投向远方；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自信已经“上升到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一个名叫郑仲兵的人当时就说：“他们不是在搞借尸还魂吧？”
变化、真相与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新闻是瞬间的历史”。我一直认为，在今天，历史的书写者不仅仅是学院里的学者，更重要的是媒体记者。历史书究竟应该写什么？传统史学多是写政治军事，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年鉴学派认为日常生活与习俗，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
热点聚焦□彭远文（书评人）
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中国过去150年经过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已面临历史上一个突破，“其中最重要的症结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登场”（《放开历史的视界》）。这个突破口，我愿意理解成1976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这是比朝代更迭、政权易手更为重要的历史时刻。1998年凌志军、马立诚合著的《交锋》是对突破之后思想###的实录，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变化》可视为该书的续集。
这是一本描述变化的书。
十三年里，发生的变化不胜枚举：治理整顿、反和平演变、邓小平南巡、长江水灾、惩治腐败、撞机事件、开发西部……这里我不想列举太多，单从《交锋》与《变化》之间的变化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来。从标题来看，《变化》就没有《交锋》那么锋芒毕露，作者笔法仍然犀利，心态却平和了许多。个中原因，与其说作者个人的改变，不如说是大环境的改变。《变化》虽然现在也登上了各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但要与《交锋》造成的轰动效应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年的《交锋》被认为有“极大的政治背景”，短时间内有海内外上百家媒体介入，后来有人说，“《交锋》是被那些不许炒作它的人炒作起来的。”而现在的《变化》，虽然不失为一本好书，却大声吆喝，酒好也怕巷子深了。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化和商业意识的张扬，这是《变化》与《交锋》之间最大的不同，也是这十三年来最大的变化。
书中提到这样一幕：人们去参观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的故居，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句话：“所有的布置都和从前一样，一点都没有变。”
你可以解释为“个人崇拜”或“猎奇”，但在我看来，这是人对真相的一种渴求。所谓“变化”，总是和时间联系在一起。时间的流逝，足以掩去许多事情，不复得见。“所有的布置都和从前一样，一点都没有变”，这是希望画面就此定格，不许动！
王小波说：“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于是需要提到作者的身份———人民日报社主任编辑、主任记者。众所周知，作为“两报一刊”之一的人民日报，并不仅仅是一份单纯的报纸，它还是“党的喉舌”，在建国后的历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虽然是皇权的附庸，但是秉笔直书的传统从来没有断绝过。这种传统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