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回忆他祖上在洪武年间认识的一个叫王行的狷介文人，此人特立独行，为人勇义。当时，他决心去京城（南京）闯荡，有友人因“时太祖造邦【建国初期】，法制严峻”而“坚阻之”，“【王】行大声曰：‘虎穴中好歇息。’”到南京后他以教书为业，住处与蓝府相邻，所收学生中因此就有蓝府仆人的子弟。蓝玉很关心这些孩子，经常检查他们的功课，对他们老师的教学水平大加称赞，主动提出要见这位老师。当朝大将军、贵为公爵的蓝玉，肯结交一个教书先生，这令王行非常吃惊。见面后两人纵论韬略，神飞兴逸，十分过瘾。蓝玉敬重王行的才具，有相见恨晚之慨，于是将王请入府中居住，以师礼事之。不久，蓝玉事发被捕，有人就劝王行速逃，免受牵连，王断然答道：“临难无苟免。”留下来等死。在狱中，面对审问者，王行昂首承曰：“王本一介书生，蒙大将军礼遇甚厚，今将举事，焉敢不从？”竟故作愤世语，以请死姿态来抗议蓝玉蒙冤，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那一万五千名被杀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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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5）
作为“本朝子民”，王锜在《寓圃杂记》里岂敢直指蓝案是冤假错案？但他却用蓝玉、王行交往的故事，描绘两人展现出的正派形象，曲笔潜意，昭然若揭。从王行，我们可间接地想象与之引为知己的蓝玉的个性，也必是骄傲而磊落。以这性情，招致朱元璋之忌，势所难免。但祸根绝不在于蓝玉的个性，即使他善于抑己顺从又能怎样？朱元璋的心腹之患，是蓝玉在军中的威望和巨大影响力，是他长年征战带兵所自然而然形成的地位和统兵体系；朱元璋势必要在死前除此隐患，以保子孙皇位不受威胁。
冤魂缥缈
我们发现，朱元璋死的时候，明初精英居然一个不剩！
这绝非巧合，而是朱元璋为子孙计，算尽机关，巧为施行的结果。当初追随朱元璋起兵的诸将，及为其征召的文耆谋臣，除少数如常遇春、邓愈、胡大海、沐英死于军中，其余要么罹于狱祸，要么被赐自尽，要么疑为朱元璋毒死，得善终者似仅汤和一人。《明史·汤和传》说：“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丽法【被法办】，稀得免者，而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做人做到这地步，才保了平安。实际上，低调做人只是汤和“独享寿考”的部分原因；洪武二十三年起，他“感疾失音”，形同废人，朱元璋曾召见之，“与叙里辍鞠锩拧⒗锩牛腹世铩抗示杉氨思枘咽隆保啊咎馈亢筒荒芏浴敬鸹啊浚锥选薄说搅苏獾夭剑岸疾换崴担换徇低罚匀灰簿涂梢匀盟约豪纤溃槐爻羲恕�
其他的人，则不能不是另一种命运。
徐达不仅是明初最伟大的将军，且公忠持谨，为人无私、识大体，追随朱元璋三十年，功勋盖世，但从不居功自傲，堪称古往今来职业军人的典范。朱元璋屡加试探，用各种小花招窥视徐达内心，每一次都不过进一步证明了徐达的高风亮节。但朱元璋绝不会因此释疑。洪武十七年徐达患病，开始，病情看上去很重，像是不起的样子，朱元璋表现得很积极，几次亲往探疾，积极调集医生治疗。治了很久，徐达居然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就在此时，朱元璋忽然派使者来赐膳，徐达一见，当即泪如雨下，在内使的注视下吃了送来的东西；待内使走后，徐达密令给他治疗的医生赶快各自逃命。果然，不久徐达就死去，年仅五十四岁。朱元璋闻徐达已死，“蓬跣担纸钱，道哭至第”，下令抓捕所有曾为徐达看病的医生，全部杀掉。｛28｝此不载于正史，然细节精彩、情理皆然：从朱元璋起初得知徐达染沉疴而暗喜，到表演对“布衣兄弟”情深义重的伪善一幕，到徐达病情好转令他始料不及，到痛下杀手、毒飨徐达，再到假装悲恸、以惩处庸医为由卸责灭口，笔笔入木三分，画活了朱元璋，我宁肯采信于它。
值得采信的根据，亦因投毒这事朱元璋至少还干过一回。李文忠，位列“功臣榜”第四的大将、曹国公，他是朱元璋姐姐之子，也是除朱元璋后代外朱家的唯一骨血，但他并非仗着这层亲戚关系登上高位。史载李文忠作战异常勇敢，“临阵踔厉风发，遇大敌益壮”，屡建奇功；更兼不但能武，而且能文，好读书、长诗文、有思想，以儒将鸣于当世。然而，恐怕就是有思想这一点害了他。建国后他被释去兵权，居家与高士儒者交，忧国忧民，屡屡将所讨论的意见谏达上聪，如劝朱元璋“少诛戮”，对东征日本的计划表示异议，批评宫中宦官太多，等等。一来二去，朱元璋早就不爽。洪武十六年冬，李文忠病，朱元璋也是亲往探视，也专门派人护其医药，翌年三月，正当英年的李文忠不治而故。这次，朱元璋主动指出李文忠是被毒死的，负责治疗的“诸医并妻子皆斩”。滑稽的是，医生们与李文忠素无仇隙，他们为何要冒死毒害一个身为皇戚的大人物呢？———总之，证据消失了。
还有一位也是被毒死的，那便是被誉为“张良再世”的传奇人物、明初智慧和良知的象征刘基（伯温）。刘辅佐朱元璋得天下之事，人尽知之，按下不表。但民间传说过度渲染刘基神机妙算、人不可测的一面，致其形象近仙，这既不真实，也遮蔽了他的某些主要品质。归根到底，刘基首先是一个大儒，足智多谋也罢，料事如神也罢，只表明他才智上的超群禀赋，而其为人和所持信念、价值观，根本就来自儒家。不讲清这一点，就很难解释刘基的命运。刘基一生有两个深刻认识，一是认定元末诸雄唯朱元璋可平天下、结束战乱；二是认定与朱元璋的合作绝不长久，天下未定之际辅之可也，一旦他当了皇帝就应该敬而远之。明建国后，朱元璋累次提出进其爵秩，刘基均坚辞，只接受了与其贡献极不相称的伯爵封号。要他当宰相，亦不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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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6）
洪武四年，刘基早早引退，回到家乡做老百姓。所以如此，既基于对朱元璋的深刻认识，也是刘基保持其操守的坚定表现。建国后刘基的不合作态度，朱元璋完全清楚，尤其朱元璋为罗致天下人才为己效力时，曾明令：“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背离了自己所受教育】，诛其身而没其教。（《大诰三编》）”刘基的做法，等于带头违抗此令。如果刘基意在明哲保身，他应该做出另外的选择；如果不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儒家人格，他也会像任何“聪明人”一样趋利避害。但正如史传所说，刘“性刚嫉恶，与物多忤”，“慷慨有大节”，“义形于色”。他佐朱元璋得天下，乃为苍生，不再合作则是为个人人格的完整。因此，他在拒绝出任宰相时没有虚与委蛇，寻找不会得罪朱元璋的其他借口，而是原原本本、直截了当地说明，就是自己不想干：“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对此，朱元璋衔之颇深，几年后还借故暗示刘“忠臣去国【远离政治，不为国效力】，不洁其名”。
刘基执意退休后，胡惟庸被任命为左丞相，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小人，刘基曾再三劝阻朱元璋不要拜其为相，朱不听。现在，胡正好寻隙报复，而且他揣摩过这一定会得到朱元璋的支持。胡指使人检举刘基替自己相中一处墓地，因为此地“踞山面海，有王气”。朱元璋“颇为所动”，亲笔致信刘基，“历言古之君子保身之福，作孽之祸，及君臣相待之义，词甚详；末言念卿功，姑夺其禄而存其爵”。｛29｝这是严重的警告。刘基得书，照例诣阙“谢恩”，“乃留京，不敢归”。留京期间，像是对胡惟庸的鼓励和奖赏，又像是专做给刘基看，朱元璋将胡惟庸“转正”———升为右丞相。刘基闻知此讯，“大慼”曰：假如当时是我说错了（指他对朱元璋力阻胡惟庸为相），那就是苍生之福啊！于是，“忧愤疾作”，就此病倒。在这时，我们见到了《明史》中惊人的一笔：刘病重，朱元璋偏偏派刘基最反感———反过来同样也对刘基心怀怨恨的胡惟庸为代表，来探望刘基（“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正是在这次以皇帝名义进行的探视过程中，胡惟庸拿出一种药，让刘基服用。刘用后“有物积腹中如拳石”。随后，朱元璋放刘基还乡，至家“居一月而卒”。与徐达、李文忠之死相比，这是朱元璋干得最高明、最阴险的一次。他没有亲自下毒，而是利用两个政敌之间的恩怨，假人手行之；并且，几年后胡惟庸事发，有人揭发刘基为胡毒死，使胡罪状上又重重加上一条。胡惟庸能说什么？他能辩称自己其实是潜揣上意、替君除忧吗？
胡惟庸的下场，是有“前车之鉴”的，可他未能记取。作为朱元璋的前水军司令，德庆侯廖永忠立有两项大功：一是鄱阳湖朱陈大战时，廖在最紧急关头，击退张定边｛30｝，救了朱元璋一命；二是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派他迎韩林儿｛31｝归应天，途中制造翻船事故，淹死韩林儿，为朱元璋称帝扫清障碍。这两项功绩，对朱元璋皆同再造。但廖永忠“做掉”韩林儿后，朱元璋却声明此事与己无关，是廖自作主张。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再次作秀，将廖“止封侯而不公”，并指责廖“做掉”韩林儿是“窥朕意、徼封爵”。廖永忠于是永远背上了这口黑锅。洪武八年，朱元璋又以某种借口将廖永忠“赐死”。这也是廖永忠自作聪明、投机求荣的必然下场，而胡惟庸从某个方面看起来也更像是“廖永忠第二”。
洪武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兴———那个与朱元璋“少相得”的小伙伴———“以其子骥乱宫，并坐诛死”。二十七年，汤和病殁。加上十年前被毒死的徐达，与朱元璋共患难的“同里弟兄”全部死光。
蓝玉案后，受封公爵者（亦即明建国的顶级功臣）中的最后两人，颍国公傅友德和宋国公冯胜，先后赐死。二十六年蓝玉死，二十七年傅友德死，二十八年冯胜死。连续三年，一年除掉一位公爵。
草莽之雄朱元璋（17）
朱元璋可以高枕无忧了。洪武三十一年，他放心地死去，留给太孙朱允炆一个他认为十分“安全”的皇位。
集权？极权？
如仅限于屠戮功臣，朱元璋不过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古老帝王术的热情模仿者，尽管也许下手最狠、做得最绝，但终归无所创造。
不，朱元璋当然有所创造！
这创造体现于，是他第一个提供了这样的认识：极权是一种体制。没有体制来保障，再严密的防范也不可能根除帝权所面临的危机；不从体制上着手解决问题，除掉一茬人还会有第二茬、第三茬人冒出来，继续觊觎、挑战帝权。
中国的帝权，终于在朱元璋时代达到了一个极权主义的认识高度，也终于在朱元璋时代完成了极权主义样式和体系。
（一）夺政权于丞相。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朱元璋颁诏，正式废除相制，“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内阁制，内阁除照旨票拟外，有建议权，无决策权，一切决策皆出中旨。
（二）夺军权于将领。“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所有军队直属皇帝，一兵一卒只有皇帝可以调动；将领与部队脱钩，接受军事任务后才派至所部行使临时指挥权，战事毕，将领交还绶印，部队各回卫所。
（三）册封亲王，屏藩帝室。夺政权于丞相、夺军权于将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这过于集中的权力势必伴随管理上的难题，而朱元璋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血亲诸王充当中间环节，“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在他看来只要权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因此，他准许诸王有自己的武装，甚至，“如本国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他认为，绝对的帝权加上有力的藩屏，就是皇图永固的基础。
（四）恐怖统治。密探横行、鹰犬遍布，是极权政治的典型症候。朱元璋首创一种特务机关———锦衣卫，《明史》评其曰“不丽【丽，在这里当依附、依存讲】于法”。在法律的框架内，明代司法机构本来已经完备：刑部掌天下刑名，为最高司法机关；都察院负责纠查弹劾官吏；大理寺主管冤错案的平反———以上所谓“三法司”之外，再加上通政司，接纳四方陈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然而，出于极权政治需要�